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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7日教廷委任的保定助理主教安树新，经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批准就任保定教区正权主教职。此事可以视为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大会开幕前的一个铺陈，一段序曲，可谓意义重大，安树新从此不仅走进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而且也成就了中梵关系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安树新1993年5月3日“秘密”晋升牧职，1996年被拘禁10年有余，曾经是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派别不二的“忠贞标杆”。可是他在被拘禁、隔离十年后，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于2006年8月在事先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和保定教区自选自圣主教苏长山及其它7名神父在东闾大堂共祭；然后又欣然地地接受了爱国会登记并在2009年8月当选为天主教保定教区教务委员会主任兼保定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时隔一年，又在梵蒂冈单方面认可的保定主教苏志民尚健在的情况下，服从政府要求出任了正权主教，看似是夺了苏志民的神权，可是又像事前得到了梵蒂冈同意，十几天过来也未见到梵蒂冈有什么反对的举措。
地下教会派别因为安树新戏剧性的变化猝不及防陷入了混乱，不仅是河北保定，整个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地下派别，连同港、台“桥梁教会”都有了连锁性的反应。有些人跟随了安树新，有些人离开了安树新。跟随了安树新的人说：“教宗变了，我们就跟着变，合一是大局，分裂就是犯罪”。 离开了安树新的人则说：“安树新被招安了”，甚至有人叫嚷：“ 安主教，去卖红薯吧！”
我注意过有关安树新的相关介绍资料，其中有一篇说道：“80年代教会刚刚开放、宗教敬礼恢复不久，徐水县安庄村热心青年安树新就有了献身教会的愿望，在本村老神父朱友三的精心培育下，渐渐走向成熟，富有信仰精神和传教热诚。经过神父推荐和几次接触，保定范学淹大主教就认定这位热心的青年，是天主召来的在他葡萄园里工作的第一批工人。于是范大主教不顾他学识的不足（小学未毕业）决定祝圣他为神父，19 81年元月1日由范主教手中领受了圣职，晋升铎品，荣光的成为保定教区文革后第一位新神父。”（http://www.xiaodelan.com/BookInfo.asp?ID=2794）
可以肯定安树新主教的文化程度很低，可是在天主教会里却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会，从司铎位置到1993年5月3日“秘密”晋升牧职仅仅用了12年的时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同时也打开了教会复兴的闸门。尤其是在农村，教会更是发展迅速，大批农民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或是天主教徒，一批很不成熟的教会领袖因运而生。而在那个时期，国外的天主教会经过梵二改革，神学理念和教会机制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可是这种改变在中国天主教身上根本不可能发生，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与世界天主教会严重脱节，不是这样安树新也就没有了仅凭“热心”、“有献身教会的愿望”、“富有信仰精神和传教热诚”就一跃成为了中国天主教会的高层的可能。中国天主教的地下派别就是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与世界天主教会严重脱节的情况下发生的。
保定范学淹主教是安树新的领路人。此公于1934年年底在罗马，修完了神、哲学课程，并取得教会法博士学位，1935年，范学淹离开罗马回国传教。 1951年4月12日，罗马教廷任命范学淹为保定教区主教。1958年初春，范学淹主教在保定天主教爱国会的筹备会议上公开反对“三自爱国运动”，被判十年劳改。1980年范学淹重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曾参加过天主教爱国会的神父当着广大教徒的面做“明补赎”（即当众悔过）。
1981年1月1日，范学淹主教不顾徐水县安庄村热心青年安树新学识的不足并祝圣他为神父，同年范学淹主教又将清苑县田各庄村慈幼会修士苏志民也祝圣为神父。范学淹做出的解释是：现阶段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完善的修院，我们的神父也不可能都如同多玛斯那样学问高深，但我们的司铎都该具备圣维亚奈般的圣德。圣维亚奈是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一位司铎，他的圣德就是拒绝归属革命政府决志做一个只归属于教宗的“忠贞神父”。范学淹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地下教派的神父可以没有文化、不懂神学，但是必须忠于教宗，必须反对三自爱国，甚至还要反对无神论的思想。在范学淹的努力下河北省天主教地下派别迅速壮大，到1995年末，河北省地下主教累计已达27名，而参加爱国会的主教累计仅有10名。据说天主教地下派别控制了保定、张家口、石家庄、邢台、邯郸5市的大部分教堂，控制和影响的教徒达50万人以上。
新中国成立前后,梵蒂冈就曾经发出了一系列指示,欲将中国天主教徒置于与新中国对立的地位。当时的新中国政府驱逐了一批反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采用三自爱国原则。1958年中国天主教会自选了几位主教，上报梵蒂冈，但教宗比约十二却不予批准，反而发出《宗徒之长》通谕横加斥责。梵蒂冈坚决反对“三自”，并且承认台湾政府，将获得中国政府承认的自选主教开除出教会。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有爱国会及三自组织，按照政府设置的登记制度规定，只有登记在这些组织的名下才属于合法教会。中国的教会登记制度始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时行得通，是因为建国之初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到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激烈反对，不实行反帝爱国的政治路线就不能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中国人民想要在生存下去，就只能主权第一，宗教信仰自由就要在实际上受到诸多限制。
不过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梵蒂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62持续到1965年的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被宗教研究者们一致视为是天主教的重要转折点。它是整个天主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改变。“梵二”会议不仅掀起了罗马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也开创了天主教会与全世界的对话的先机。对话的主要对象是:其他基督教会(包括犹太教)、其他宗教、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梵二”之后，天主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梵蒂冈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政治态度上，开始正视现代社会的进程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现实存在。2001年10月24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表一份声明，希望中国宽恕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所犯的“错误”，并希望促成罗马教廷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当天，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纪念传教士利玛窦的活动上，有人宣读了这份声明。教皇在这份声明中说：“我对过去这些错误深感难过，我感到遗憾，这些过错令许多人认为罗马天主教不尊重中国人，使他们感到教会对中国持敌视的态度。”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最终还是带着他的遗憾进了天堂，在任上他没有完成中梵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对于梵蒂冈而言，只有实现了中梵关系正常化，才能尽快修合中国合法教会与不合法的教会之间严重分裂，才能进一步提升梵蒂冈国际影响力。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天主教不能进入中国，“其代表性就减少了一半”。
与梵蒂冈的变化比较，中国的变化更是巨大。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持续至今，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的特点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锁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然而也要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宗教管理方面却墨守成规未能与时俱进，基本还在沿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实行的宗教政策，这就给像范学淹一类的喜欢在宗教信仰上借着标榜“忠贞”、“纯粹”、“超然”的方式吸引信教群众的人留下了巨大的可乘之机。范学淹重出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曾参加过天主教爱国会的神父当着广大教徒的面做“明补赎”（即当众悔过）。他这样做的理由是：“爱国会”是政治组织，不具备教会正统性，是干预教会信仰生活，破坏教会传统，代表政府控制教会的工具，地下教会派别故此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接受爱国会管理的教会在名义上是合法的教会，可是在大多数天主教徒眼里却是不合法的教会，拒绝爱国会管理的地下派别在名义上是不合法的教会，可是在大多数天主教徒眼里却是合法的教会。对于相当多的天主教徒和教会而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而在于是否得到了梵蒂冈的认可。地下派别的大量存在，无疑也会强化人们这样的印象：合法与否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存在下去。政府在没有办法消灭不合法的地下派别的同时，可是又不容许地下派别获得合法性，结果等于迫使地下派别存在于若明若暗的状态，而这种若明若暗状态很容易使一些人滋生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地下派别的存在，造成了天主教会的分裂，而政府也是此种状态的受害者，常常是花了钱买抱怨。基于此种状态的存在，促成罗马教廷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就是北京、梵蒂冈、和广大的天主教徒共同的愿望了。
中国的地下教派，很有为了忠贞而制造忠贞的盲目性，它们看不到北京和梵蒂冈的变化，心里记着的还是五十年代罗马教廷向全体主教发出《敌人的阴谋》牧函，以及庇护十二世颁布的《勖勉中国被难教胞》文告中的颠覆性政治杂音。梵二后的天主教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不再是要改变所在地的法律文化，也不是要改变与自己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府，而是要在尊重当地文化的基础上以开放的眼光来接纳每一个人，从命令到邀请，从威胁到说理，从强制到良知，从独白到对话，从掌控到服侍，从制约行为到心灵对话，从律法强制到良心牵制，从外在同化到内在对圣洁的追寻。得以推广和发展。团结不同的信仰人士，为社会发展承担起应有的那份责任。毫无疑问中国的地下教派坚持的理念与世界天主教会严重脱节，也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严重脱节，他们的行为表现在一些时候就像是堂吉诃德，神经质的“忠贞精神” 使他们只按脑子里的古怪念头行事，他们可以把风车看作巨人，把羊群当做敌军，把酒囊当作巨人头，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他们的行动不但与人无益，自己也挨打受苦。
在《天主教在线与安树新主教的对话录》中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
“天主教在线：您认为（在爱国会）任职是否已经触犯到教会原则了？
安主教：任职这个没关系，我主要是看到保定教区原先认为自选自圣的主教是应受罚的，他们就是裂教，他们的圣事就是有问题。后 来我知道了，80%以上的主教都被教宗认可了。我看到这个：我们反对人家，但是人家已经被教廷接纳了。教廷接纳的我们还不接纳这就是问题。我就看教廷的方向，按照教廷的方向去做。96年那会儿，教友都不能在一块儿念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些， 才开始推动神父们向外走。我任职，教区就正常，不担职，就无法正常。要是教廷说我这么着（任职）不行，不叫我管理教区了，我当然会接受。”
安树新主教的各种言论中都没有提到梵二，他不是神学家而是宗教家，宗教家关心的是宗教现实，是梵蒂冈的行为，而不是宗教的文化机制与文化需求。在安树新的思想里，宗教不是文化，也不是信仰，而是一个完全组织化、社会化、阶层化的团体，宗教的灵魂就是理解和服从这个团体的旨意。在本质上安树新与范学淹根本就是一样的人，他们不可能被政府“招安”，可是安树新加入了爱国会，并且在爱国会里任职，而范学淹则始终要求参加过爱国会的神父要做“明补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安树新可以被改变，范学淹则不可以被改变。有一个神父说：“其实牧函里是弃绝爱国会的，而事实上圣座又接受那些加入爱国会的主教，这已经不是忠贞不忠贞的问题了，而是圣座需要向广大中国天主教徒解释的问题，换句话说，是需要解释这种表面上看似矛盾的问题的时候了。”换句话说，这位神父以为安树新和范学淹的不同是由圣座造成的，伸延开来天主教地下派别与合法教会的矛盾也是由圣座造成的。这位神父接着说：“国家与教廷争夺的，无非就是对主教们的掌握和控制，积极争取主教比绝罚或者处罚似乎更有效。而如何处理主教们加入爱国会呢？我想教廷也就是评定为主教们的个人伦理行为罢了。”
也许，国家根本不需要与教廷争夺对主教们的掌握和控制，而教廷也无须争取主教们对它的忠贞，而主教与信徒则应该被改变，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再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再与世界天主教会的发展脱节下去。而中国和梵蒂冈也应该被改变，如果每一次改变都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惊喜、带来富足、带来尊严，这样的改变就很值得称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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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3 19: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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