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全文粘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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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燕子砭教案”
关于“燕子砭教案”的描述在细节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比较统一的说法如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宁羌遭受洪涝灾害，次年又遭大旱，庄稼连年歉收，致使饿殍塞道，哀鸿遍野。汉中府拨出赈济款，责成汉中教区主教拨士林以教会的名义向灾民发放。拨士林以赈济款购成粮食和食盐，部分发运燕子砭。燕子砭教堂神甫意大利人郭西德规定教民可从优赈济，以此诱民入教。教堂又乘灾民之危放高利贷，民众积怨日深。光绪二十六年（1900），郭西德火急逼债，指使佣人及恶徒抢收农民黄粮。是年，农历六月二十日晚，以李荣栋、滕尚贤和杨海等人为首，聚集青冈坪、寄刀沟和木槽沟民众300多人，集燕子砭寻郭西德是问,郭西德逃至朋友姚赤章处藏身.不料被姚赤章明庇神甫，暗示民众，将郭西德抓获送至街上，次晨处死，投尸江流。同时处死的还有会长杨兴隆、侍从周雅各伯、管帐李占螯及其子李大银等七八人。宁羌知州刘鼎臣亲临燕子砭，劝谕民众散去。拔士林急速向清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时值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室帝后逃命西安，闻报十分惶恐，立即采取严厉措施。知州刘鼎臣以“保教不力”被撤职。汉中知府傅世伟令总兵蔡某及新任宁羌知州姚旭明，严拿聚众殴杀洋人的“祸首”。次年春，官府侦骑四出，潘长富、潘长贵、杨海等先后被捕，株连甚众。
还有的说法是洋教士除了发放高利贷以外，还有奸淫妇女的劣迹，为了佐证竟然列举了受害者丈夫的姓名，似乎非常确凿。在行为程度上，也说法不一，有的讲洋教士强迫要出嫁的女子到教会“受洗”，并趁机占有其“初夜权”。
这件事杀洋鬼子的事迹在宁强人民的心目当中一直是引以自豪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行动，在本土知识分子的笔下也是被反复歌颂和渲染，愈加显得不同寻常。宁强有一位作家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女巫的魔法》，就是以“燕子砭教案”为素材而创作的。我起初也一直被英雄的人民感染着、激励着。
最近，我一次次乘车路过燕子砭，在阳（平关）青（木川）公路上，从车窗向外望去，嘉陵江对岸就是当年教案的发生地——青冈坪，那里树木郁郁葱葱，有很多住户。一次次地被感染和激励，促使我去了解那段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历史。
可是，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心中的疑惑在增加：中国历史上大小官吏收缴苛捐杂税已经历史悠久，单纯的剥削绝不至于导致如此血腥的暴力事件发生，况且当时的教会是否如此盘剥过当地百姓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燕子砭教会发放的赈济物质真是用清政府拨付的赈济款购置，还是由教会自己募捐所得，都是一些疑问。清朝政府规定，发赈时要在州县本城设厂，如乡厂相距较远，可多设一二厂进行发放。发赈前应先将某被赈村庄将在某厂、某时发放事项明白晓谕。为防止冒领，遂规定在每次发赈后，就应于赈票上加盖第几赈发放戳记，赈济底册内也加盖戳记。又为防止短少克扣，清廷规定发赈时有司官必亲临，不得假手胥役里甲，并且还要有督赈官进行现场监督。另外，还将赈过银米数目、户口、姓名、月日刊示公告，以求百姓监督。教会并不是官府下的一个衙门，清政府为什么要让教会来执行赈济任务呢？国外传教士组织的赈灾队伍，是民间救灾力量，这种民间赈济不受官方控制，完全是民捐民办的形式。
在我看来，对妇女“初夜权”的占有欲望，中国男人也许比洋教士更加强烈。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接连披露了的一起又一起的官员宿嫖幼女案，就有力地证明了处女情结在很多中国男人的心目当中是如此根深蒂固。
至于文化侵略一说，在没有暴力强迫的情况下似乎也谈不上是侵略，八国联军武力侵略北京毕竟和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播不是一回事。早在郭西德来传教前的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西方传教士到过中国。还有一个写进历史的意大利传教士不是叫利玛窦吗？那个时侯中国比较强大，我们很自信，不以为西方文化进来了就是一种侵略；现在贫弱了，人家来传教也成了一种文化侵略。一神经质就干脆杀人放火，制造暴力事件，还号称是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行为。
当时的教案有很多起，全国各省都有，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针对外国传教士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维基百科《太原教案》）。
绝大不分教案都是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所为。义和团主要活动在华北地区,不过在西北地区也有发展，陕西宁羌、汉中和延安、甘肃凉州凉州和庆阳都有义和团活动。基于对义和团的了解，就算洋教士真有敛财、奸淫之事，我也宁愿相信愚昧的义和团远比洋教士更加残暴。这是当时记载的义和团：“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义和团进入北京时的奸淫据掠的劣迹在作家李敖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里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而更为无耻的是义和拳一般会制造谣言，把自己的暴行转嫁到传教士的身上。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中国人的思维向来大而化之，非常容易相信谣言。一份现存的义和团传单声称：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 仙发怨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 非白莲 念咒语 法真言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也就是说：干旱是因为教堂遮蔽天空，外国人俱是乱伦所生，并以蓝眼睛为证；灭洋的方法除了练拳外，就是拆铁路，拔电线杆。
更要命的是：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在中国乡绅的眼里,祖宗的规矩不可以变啊！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所以,我更相信燕子砭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应该是教会与当地有势力的乡绅滕尚贤为发放赈济而产生冲突。
只要有一点宗教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教会里洗礼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传统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女子受洗时在男教士面前裸露身体也许和失去贞操一样严重吧。所以在燕子砭教案中，带头杀死传教士的几位举人，据说是认为他们的未婚妻在受礼的时候被奸污。
清末北方地区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在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下，在老百姓眼里，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都成了仇视的对象。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的那样：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这正是一个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可惜也是一个思想愚昧、暴力泛滥的时期。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唐德刚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而将刚毅比作林彪，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载氏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
所以，在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义和团兴起，教案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了。
台湾人（不分统独）及许多海外华人对义和团的评价极差，义和团已经成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为骂人用语。义和团几乎是找无辜者泄愤，不但受害的外国人多属无辜，更有许多中国人直接受害。唐德刚将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武斗相提并论。
正所谓“恶魔崇拜的一定也是恶魔”，我们遗憾的看到在当今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上仍然把义和团看做英雄来歌颂，义和团运动也成为一个证明当权者伟大、光荣、正确的注脚：“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把大陆与台湾对义和团及教案的不同评价进行对比，你是不是还会隐约意识到这两个社会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是啊，一个崇拜撒但的国家是不配享受民主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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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4 2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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