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秉欣神父
“中国早该成为天主教的第一大国”。这是当今佛教界在文化传教方面声名远扬的净空法师所说的话。
净空法师是什么样的人?他曾是台湾圣多玛斯(托马斯·阿奎那)总修院的一位教授。据说,他的真正学历只是高中毕业。远离家乡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不断研究佛法与中国文化。现今,他是天天在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澳洲及中国大陆等华人地区的计算机与电视机银幕上出现的神秘人物。他的足迹到达过欧、美、亚、澳四大洲的许多国家。他访问过许多杰出的学者专家、政治界以及宗教界的领袖。他录制的光盘到处可以放映。净空法师经常与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道教等教士学者交谈,他肯定各宗教都可以共融;对天主教的教义,他尤其钦佩。唯一使他感到遗憾的是:天主教的文化事业都太重利,天主教出版的圣经、圣书都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他认为一位希望济世救人的作者,写书就是要大家能看。有人翻印那正好是帮助作者做宣传,把他的思想广传于世。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要传播出去的,怎么天主教会印了圣经、圣书不但要人去买,而且还不让人翻印,好象这些经书只是保留给教徒们看的。这样,教外的社会大众根本接触不到天主教的文化信仰。净空法师委托台湾的一家印刷厂,大批复印佛教整套的大藏经及古今高僧的名著。这位老板感慨地说:二十多年前,我开始经商;最早接触的都是几家天主教学校,但是直到现在,我还不认识天主教,所以我信了佛教。我要买天主教的经书,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街道上好像都看不到天主教的书店。电视台天天有佛教的法师讲经说法,但就是看不到,也听不到天主教的神父讲道。
天主教错失了好多机会。天主教传入中国已有好几百年。曾经一度,天主教的传教士很受中国帝王的尊重,但礼仪之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以后,教会传教的对象慢慢转向穷乡僻壤的农夫渔民。经过几百年的耕耘,也有了相当大的成果。外籍传教士在中国投下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建造了无数宏伟的教堂,开创了许多教育机构、医院诊所、孤儿院、老人院等慈善事业;可惜欧美的帝国主义与殖民政策破坏了许多外籍教士的形象。最后,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致使最有组织、最重视文化教育的天主教会首当其冲,遭受了最惨重的伤害。教士们初来台湾也是两手空空、赤贫如洗;但靠他们祖国、教会以及亲友恩人的奉献支持,他们很快地在台湾兴建了教堂,创办了学校、医院及各种慈善机构。短短四五十年内,天主教在台湾确实有了不少建树。可惜,岁月不饶人,年长的传教士们慢慢消失,年轻的似乎后继无人。虽然教会的领导管理几乎都已由国人负责,但教会的事业大多只有守成而少见创新。二十年前,台湾还没有佛教大学,现在至少已有五所。四十年前,天主教的神父早在台湾大力推广电视教育,输入科技、培训人才、创办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现在佛教、基督教整天有电视节目讲经说法、传教布道,天主教在电视银幕上难得听到声音或看到人影。
天主教也可以向人学习。几十年前,佛教很少办医院、开学校,现在他们向基督宗教学习。三四十年前,天主教学校开始利用暑期、寒假,举办夏令营、冬令营,带领青年游山玩水,或推行避静退省,加强宗教教育;佛教立刻仿效,在各大庙举办禅七静修,体验灵性生活。近年来,佛教不但在台湾广传,更将佛法宣扬到欧美。佛教深信因果,信徒们努力行善积德、化缘施舍。商人们赚了钱便去庙堂奉献。法师们收了献仪便大批刊印善书、制作光盘,放置于旅社、车站、饭店等公共场所,供人免费取阅。社会大众倘若在家庭里存放一些宗教经典、宗教文物,为宗教信仰的传播必定有益。天主教的作家们倘若将有关宗教教义、伦理教育等著作出版之后,分发给其它宗教的出版社,欢迎他们翻印或复印,这样也许更能达到著书立说的目的。天主教的出版社为印刷有价值的书刊,也可效法佛教,向文化教育基金会申请补助,或请虔诚的教友们支持;出版时标明赞助机构或个人芳名。佛教做得到的,天主教应该也能。
几十年前来台的国籍教士,大多远离家乡,经济能力薄弱。当时的教区首长为维持教区运作已很困难。今日的台湾天主教会毕竟与往日不同。各教区的不动产数字相当庞大,平时也有固定收入;为支助教区内少数作家们印几本小书应该毫无困难。某些多产作家将自己一生著作汇集成庞大集本,分赠给亲朋好友;为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但读者的人数大概不多,传扬耶稣基督的意义恐怕有限。目前修会的高级长上,不论国籍、外籍,经济方面应该大多没有问题。每年用在飞机票上的开支,恐怕已可印刷好几本书。可惜,修会内的管账人士往往都会存钱而不会用钱。谨守神贫圣愿的会士们往往很想做事而力不从心。
近年来,台湾天主教出版的书籍不少。假如我们效法佛教,欢迎各华人地区,尤其中国大陆天主教的出版社翻印我们的圣经、教会史、教会法、神学教材、灵修丛书、师主篇、神操等善书,耶稣基督的福音会不会更有效地传扬给中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