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建交可参考越南模式

若瑟彬彬

中梵建交可参考越南模式

越南的天主教徒比中国更多，越南和梵蒂冈有深入地、直接地讨论建交的问题，最后协议是：所有国内主教的挑选，都由梵蒂冈提名，最后交由越南政府委任。情况恰如“一国两制”的香港，特首及主要官员的最后委任权都交给中央。

在意大利，天主教成为国家精神的主体，梵蒂冈就在首都罗马以内。在英国，圣公会亦间接主导了英国人的思维，连皇室也要定期去教堂。在中国，诸教共存，差不多主要的宗教，诸如儒、道、佛、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在中国找到。以往中国更有拜火教、犹太教，以至东正教。但为何单一的天主教，很难重梵蒂冈的怀抱？而中梵的建交又困难重重，一波三折呢？最近天主教爱国教会主席的逝世，又带来什么影响呢？

天主教徒遍全球

基督教目前是全球最多信徒的宗教，共有二十亿，但若细分为天主教与其他基督教派，天主教徒就有十一亿多人。和伊斯兰教不同之处，天主教组织力更强，向心力更大，梵蒂冈教廷一句话，全球五大洲的十一亿多人便听命，因为梵蒂冈形同一个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各地的枢机主教形同驻外大使。虽然梵蒂冈的领土不足半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一千，但有自己的银行，每年的财政收入及开支都超过二亿美元，超乎一个小国的经费，而梵蒂冈的人均生产值更超越二万美元。

建交是一种需要

在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天主教爱国教会成立，和梵蒂冈断绝关系，所有教区的主教都是自选自任命，归国家的宗教部门管理，等于是一种自立行动，其他的基督教会亦复如是，唯一的分别，是天主教教士仍然有部分企图和梵蒂冈保持联系，因而便有所谓地下教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宗教都想进行革新，在革新的阶段，天主教会便变得无所适从。中梵有需要建交吗？有需要的话，爱国教会又如何和梵蒂冈相处？地下教会更如何向政府交代？诚如教宗所言，任命中国的主教是一个问题，彼此断绝来往多年以后，如何和各主教共融是另一个问题。

建交是一种需要，因为中国的天主教会，需要向前走，而不是往后望，只回想过去不愉快的经历。目前中国的近百个教区中，已有四十五个欠缺主教，而主教的继任，又是另一个问题，因为目前的主教当中，有七十人已年过八十，更有十人年过九十，因此有必要从速任命主教。就在去年，有三位主教、包括昆明、安徽、徐州在内，自行祝圣。中国政府解释上述的主教继任问题，但教宗却不接受这个解释，为中梵的建交设下了障碍。

可改善国际关系

对中国而言，中梵的建交又是一种必要。目前梵蒂冈已与一百七十六个国家建立关系，虽然小不成国，却跨越国的规模，与大国平起平坐，强悍如美国总统布什，刁钻如英国首相布莱尔，虽非天主教徒，来到梵蒂冈，都肯向教宗屈身，教宗俨然成为全球的精神领袖、文明象征，教宗说一句话，有时胜过布什骂人一次，教宗无形的手，伸向全球十一亿多天主教徒。因此教宗是无冕皇帝，假若经合组织各国是富豪俱乐部，那么进入教宗的圈子，就是参加了绅士聚会所，中国要融入国际，和梵蒂冈建交很有需要。

和梵蒂冈建交，亦可孤立台湾，把台湾赶出欧美地区、核心地带，到时台湾只有退至南半球的边缘地方，有“外交”等于无“外交”。何况陈水扁就算到了梵蒂冈，亦不能像去了中美洲一样，到处派银纸。因此中国和梵蒂冈的“建交”，是有相当的指标性的。

和梵蒂冈建交，更可标志出中国的宗教自由、社会开放，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目前中国天主教徒已有四百万，真正数目，可能超过一千万；至于基督教徒，则多达六百五十万，一九四九年前只有七十万。这两个数字的增长速度，是超乎其他宗教的，只有中梵建交，才是宗教上真正的改革开放。

直接深入讨论问题

梵蒂冈方面，亦想急于成事，就在今年的一月中，教廷召开了一次中国会议，并成立特别会议，去处理中国关系与建交问题，其后教宗给中国教徒的函件，语调已变得温和，全无干预中国事务之意。去年十二月，中国统战部长曾顺道访问澳门主教黎鸿升，何不将来亦顺道访问香港主教陈日君，消除彼此的误解？

陈日君的言论，亦多少反映教宗的意见，而他的言论，最近已露一些端倪：第一，他主张以清晰而非强硬的立场处事；第二，不否认要有妥协，但必须是双方面的；第三，须找出折衷办法，先达成协议，才可建交。

和台湾“断交”，大可根据英国模式。英国在一九五○年是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其时英国不想放弃台湾利益，于是在台湾淡水另设领事馆。根据国际法，地方的领事馆是直属首都的大使馆，无损一个中国的原则。

和梵蒂冈建交，又可参考越南模式。越南和梵蒂冈的接触始于一九八九年，次年有梵蒂冈的代表团到越南访问。今年三月初的访问，已是第十四次。早于今年一月，越南总理阮晋勇首次访问梵蒂冈。越南虽不是大国，但国内的天主教徒数目比中国更多，越南为了融入国际而改变形象，更急于和梵蒂冈建交，因此今年的两次互访，都有深入地、直接地讨论建交的问题。

在建交的过程中，越南都遇到和中国同样的难题，最后竟然得出一个初步的协议，就是：所有国内主教的挑选，都由梵蒂冈提名，最后交由越南政府委任。情况恰如“一国两制”的香港，特首及主要官员的最后委任权都交给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