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能容忍基督教徒告诉我们说：义和团是土匪

刘幼民

中宣部阅评小组对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指责：

二、关于义和团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没有 ...
学术 发表于 2010-9-12 09:31

    请出具原文，须防止无德之人假手中宣部之名窜改历史。

刘幼民

呵呵，果然是无德之人在假手中宣部之名窜改历史：李大用是《冰点》的创办者，而非中宣部阅评小组成员。

刘幼民

学术 的回帖写道：“中宣部阅评小组对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指责......”可是下文却是引用《冰点》的创办者李大用的观点。好啊......如此鱼目混珠中宣部阅评小组就被变成了李大用。

刘幼民

学术 发表于 2010-9-14 08:24

    既然如此，你就不要用：“中宣部阅评小组对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指责......”一类话语误导读者了。

刘幼民

还是，看看被封圣人马赖是怎么死的，再说是谁在对待历史时很不严肃的问题：

1852年，马赖擅自潜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等地活动，1855年又潜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在传教中，马赖破坏当地风俗，勾结贪官强盗，勾引奸淫妇女，留下斑斑劣迹。广西壮族自治区许多历史档案中都有记述。马赖视祀奉祖先的风俗为异端，严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牌位，不准上坟拜祖，还规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须娶嫁教徒，因而造成许多家庭和宗族的纠纷。为扩展教会势力，马赖曾多次潜往贵州，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土匪拉关系，利用他们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左右地方绅士及官员。为收买土匪为自己卖命，马神甫通过贿赂地方官，强行干预司法，将杀人凶手土匪林某无罪开释。西林定安等地群众揭发，马赖违反天主教戒律，常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曹某传教，名义上是帮助传播福音，实际上是他的姘妇。此外马还千方百计引诱长相姣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和这些妇女在一起鬼混。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结婚弥撒，而他就利用这 种机会奸污新娘。1856年，由于马赖的种种恶行引起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慨，将他告
到官府，新任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将马赖处死。

刘幼民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 ...
学术 发表于 2010-9-15 08:26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在拳变前教会已遍布各地，而所到之处不但四处占地建堂（多为强抢），且各堂大多装备快枪甚至大炮，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教徒入教后就不再向国家负担税务，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
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不但如此有些地方教会甚至向当地民众中的非教徒收税派差“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如“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在司法上就更不用说了，其不但通过官府镇压，还私设公堂，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不但
无权处理违法洋人，连教徒也不行，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这些教堂简直成了国中之国，夺中国地，抢中国财，养中国人，成西洋军。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法国侵略越南，在华传教士竟教唆华籍教民叛国，他们对教民说：“你们奉了天主教，就是我法国人。现在大理教堂来信，我法国兵到福建、越南……叫彼此接应，将来 要用你们。”事实上因为完全不受中国法规制约，教会和教徒可以说良善之人实在不多。在拳变前大批的中国非教民，被他们掠夺、欺压甚至杀伤，根本无人关心。


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
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

事实上我的感觉，由劳顿引证的这个拳团宣言，比之那个歌谣，更该入教科书，也更显革命。

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战场，即面向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前线战场和面向拥有武器的外国教会和教民的内地战场。

拳民战斗的结果：在前线战场上迫使西摩尔统帅的八国联军在1900年6月16日公开承认，廊坊之战使“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迫使联军在6月20日发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种“认为北部战事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曾就联军的失败写道：“这次试图援救（北京使馆）的远征军的戏剧性的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也许已经完成了什么别的冒险事业，反正它是永远地消除了那个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论点，即是说，一小队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了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横行，长驱直入，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这次强行开辟通向北京路线的失败的重大结果就是，对许多军事权威们来说，他们都深信，如果没有一支足以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故的庞大的野战军，如果没有足以抵抗中国人所能纠集到的任何部队进攻的基地来保持畅通的通讯联络的话，那么首都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达的。当中国人被彻底唤醒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以无限的数目倾巢而出的时候，过分相信外国处理中国人抵抗的能力，就会有损于我们对面临的困难作出许多比较正确的估价的能力。”




在内地战场上，拳民在全国城乡各地展开了武装斗争，使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使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倒塌了，即便还存在一些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列强之中止瓜分中国，不是由于他们某次顿发善心，当时“中国是列强争夺的最大的一块骨头。每个强国都毫无例外地想对这块骨头咬上一口”。只要能瓜分，他们就是要瓜分的，就象对非洲那样。但不行，这是因为中国人表现出了旺盛的民
间抵抗意志。瓦的想法决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见于对国内的上报，和其有类似想法的其他列强的代表也不在少数。




9月27日，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在抵达天津后也认为：“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然此似亦非易望者也”。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认为，瓜分中国一事，“绝对不能实现”，且“系毫无益处之举”。他从这次拳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中国群众“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在直隶、山东两省至少有10万人参加的义和团运动，其所以失败“只是由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



代表英国利益的赫德认为，“不管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割去，都必需用武力来统治”，而“整个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早晚会在各地表现出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上算吗？根据这个利害得失的简单理由，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被宣告为完全无用的”。


义和团运动不单纯是一个战争胜败的军事问题，而是一场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即使在京津沦陷，它的高潮看来已经结束之际，列强的代言人仍然认为瓜分是“完全无用的”、“毫无益处”的、并且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所以，“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义和团运动以后，各国报纸再不喜讨论这个‘题目’了。”这些就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真实原因。这些也是那个香港英国贸易界重要人物怀特海德于1901年2月8日所宣称，这个“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巨龙现在仍然富有应变的才智”。他还说：“人们都知道，使用刀、矛等武器的人能够打败以后膛枪装起来的最好的正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确实很顽强，如果以刀、矛为武器的人以十与一的比例超过他们的敌人的话”。“因此，不论是我们，还是任何其他强国，都不能长久地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以统治中国，因为它的人民每隔五年就挑起一次大屠杀（应读作发动一次反侵略斗争）”。怀特海德这番话，不正是说明了在酝酿这场民族起义
运动的反洋教运动初期中国的一位志士所说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的话并非空话，而拳民血战联军也产生了它应有的效果了吗？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不过有的研究者撇开义和团运动把这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例如，约瑟夫在他的著作中说：“自一八九四年以来，中华帝国崩溃的形势在政治范围内曾经是始终存在着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说瓜分被阻止了的话，那并不是由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本领，也不是由于在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具有任何组织特色。更正确地说，那只能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阻止了他们去达成瓜分中国的一致意见。”这是有名的列强矛盾阻止瓜分中国说的论点。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和奥托曼帝国的时候并非不存在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等等矛盾，然而它们却终究被瓜分了，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列强之间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可凭协商解决，不可克服的矛盾则可以用战争手段去解决。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列强瓜分的基本只能靠当地人民群众有效的武装斗争。在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和英勇战斗，才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 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一相情愿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现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间的矛盾是怎样的不可克服，这堆肥肉最后被掠光吃尽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在义和团运动迫使中国瓜分危机的形势缓解以后，1904—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还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进行了战争。既然为了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那么为了瓜分中国领土，列强就不可能利用战争去解决他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经有助于缓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瓜分危机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战斗杀敌为前提的，它只能构成一个伴随的原因。没有义和团运动这个前提，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它是多么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缓解瓜分危机，只能加速和扩大中国的瓜分危机。1897年11月德军强占胶州湾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
应，就是一个再明显也不过的实例。

花雨清风

还是，看看被封圣人马赖是怎么死的，再说是谁在对待历史时很不严肃的问题：

1852年，马赖擅自潜入中国内地 ...
刘幼民 发表于 2010-9-15 11:36

　　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
   

刘幼民

　　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 ...
花雨清风 发表于 2010-9-15 16:20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本身就是不平等条约，马赖还要得寸进尺，也只有很汉奸的人才会说：处死这个很败坏、连不平等条约也要破坏的马赖是中方理亏。
   

花雨清风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本身就是不平等条约，马赖还要得寸进尺，也只有很汉奸的人才会说 ...
刘幼民 发表于 2010-9-15 18:15

马赖于1900年被宣为真福。一百年后的2000年10月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他和其他119位由17到20世纪在中国为天主教而殉教的人士为圣人。

自2000年9月26日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新闻稿回应，以宣传表示马赖神父等人，指控他们犯下“严重罪行”。查当时西林人将当地土匪马子农的恶行与马赖混为一谈，两广总督叶名琛已指出此事[2]；但新华社的新闻稿依然以讹传讹，因而引来大陆以外地区华人教会多番批评。[3][4][5]另有来自河北、山西、陕西等神职人员及教友被迫参加政治会议，批评宣圣一事。他们表示，席上有人反驳政府的立场，与官员争论。

刘幼民

我以为基督徒只有在爱了父母之后才会爱上帝，在爱了邻舍之后才会爱教会，在爱了家国之后才会爱天国 ，使徒约翰说“如果你说只爱上帝，不爱邻居，那么你就是一个说谎的人。”基督徒如果连每日相见，彼此接触，和他们住在一起的父母、邻居、家国都不爱的话，那他们怎么能 爱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呢？也许基督徒的爱只能停留在宗教层面，很难走出高耸入云的教堂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