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隐患：试为天主教中土化把一下脉

划向深处

作者：潘国键博士


（一）

      春节刚过，凛风暮雪，应约拜访学富五车的尹雅白神父。大家读书人，话匣子一开，少不免就扯往宗教和文化的话题。据国键所知，教廷近年推动福传「本土化」(Inculturation。按，以人事制度言，谓之「本地化」﹔以文化艺术言，谓之「本位化」)，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指出，福音须在本土文化的血肉中成长（Incarnation），并当以之融入整体教会这大家庭内。耶稣基督之道成肉身，与天主圣言之活在不同文化之肉身之内，同属天主的奥迹（均畧译自梵蒂冈网页）。若在中国而言，则实为中土化矣。而此毕竟亦是十六世纪利玛窦以来的旧物。利氏对于推动福传中土化，并努力于摆脱天主教「洋教」的形象，务使福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容甚者相融，不遗馀力。祇可惜太多洋教士目光短窄，利氏所下的工夫，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礼仪之争」等等圣教内外长期的矛盾与纷扰之下，几乎全都白费。


（二）

      当然，福传中土化，本就说时容易做时难。算是没有了「礼仪问题」，也没有了各种带有侵畧色彩的政_治盘算，中土化想要成功，也绝非容易。原因是：

（1） 近世天主教之西洋文化，向来自视奇高，对于外邦文化，有意无意抱存帝国主义式的征服心态。中国文化向亦睥睨四海，天主教中土化自然也成了天方夜谭。

（2） 利氏之所谓华化，大多是表面而且权宜，并非真心真意融入中国文化。因而明清在华之天主教，虽传入了西洋科学、哲学及艺术等物，然其思想文化始终与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其不背道而驰，已是万幸。


（三）

      十八世纪中叶以降，天主教福传在中土化遇上的种种挫折，并不因为中国人无法相信宇宙间有个天主。「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国人大多数不是无神论者。在中国的历史里面，连否定灵魂的无神论的佛教道理，也可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之上成了血肉（据佛理，血肉乃「假有」，不同于吾圣教之真有），既有完全属于中国的佛像（如观世音菩萨像等），也有大量融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故事、禅诗、佛语。读一下唐代寒山大师的禅句：「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这种由情景交融「欲辩忘言」而塑造的超越物质世界的明洁意境，极足抚动人心，正亦儒家所追求的诚诚明明的至光至明的至善境界。其实，吾圣教所传扬的天主之大爱，又何尝不是至高至洁，同样是「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何以四百年圣教中国福传事业，今日竟仍如此之不济？


（四）

      尹神父指出，洋教士来华福传之初，很多都以文化征服者而自居。亦因此，早期的华人神父，大多也祇配做洋教士的助手。

      这一种尊洋卑华的心态，大概要到二十世纪初期，在义大利人刚恆毅总主教（后擢陞枢机，Cardinal Celso Costantini）与比利时人雷鸣远神父（Fr. FredericVincentLebbe）等大力推动下，一九二六年十月卄八日，教宗比约十一世在罗马亲自祝圣了六位中国籍神父做主教，才有了划时代的改变。不过，若从中土化的角度来看，祝圣华人神父做主教这等俗世浮名的赐予，未必会有太大的作用。反而雷神父在福传中努力于融贯儒家仁义之说，一帧「生于忧患」的亲笔墨宝，既展示对中国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共融及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爱好，复加上他所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与及所作「常喜乐」等格语（曹立珊神父《春风十年》），无不显示他对佛陀劝人断除「财色名食睡」之「五欲」，以修得「常乐我淨」湼槃之「四德」之兼融。在中土化来说，才算是走对了路。


（五）

      德不孤，必有邻。二十世纪初叶，前来中国福传而锺情于中土化的，当然也不仅雷神父一人，至少还有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创立基督教丛林「道风山」的挪威人艾香德牧师（Karl Ludvig Reichelt）。一九三零年，道风山重建于香港沙田，一切建筑设施，悉彷佛道寺观。道风山标志用「莲花十字架」，祈祷室称「莲花洞」，礼拜堂曰「景尊宝殿」（基督教唐代来华时称「景教」）。礼拜词句、圣诗，亦甚具佛教色彩。例如「认罪祷告文」有「十方世界」「发大慈悲」「苦海滔滔」等语，旨欲吸引佛教徒皈依基督。一九九一年国键曾带领学生前往实地考察，见宝殿壁挂一丬张祝龄牧师书的木刻匾横披「圣子讚」，调寄「满江红」，词曰：
「以马内利留奇蹟，
人神注目﹔
颂景尊三一妙身，
牺牲救赎。
十架全供身与血，
一生卑处人和僕﹔
验预言碎了老蛇头，
也伤足。
魂託父拔死镞，
殿幔裂灵交续﹔
望空坟，
复活沐膏基督。
罪徒幸饮神羔血，
信裔欣餐人子肉﹔
作新民契合弥施阿，
赐永福。」
其中国文化之色彩，不谓不浓厚者矣。


（六）

      然而，天主教又或基督新教中土化之大业，殊不能单靠热爱中华文化的一两位洋神父洋牧师可竟其功。唐代佛教之所以能中土化，因为当日有完全献身佛教弘法大业之释玄奘、释慧能这等有大抱负大智慧的法师大德。佛教自西汉末约公元前一世纪传入中国，不四五百年而魏晋南北朝大盛，且出了个法显这等伟大的中国僧人。魏晋之后，在中国，无论文学书画凋刻建筑，以至于士庶日常生活，已无处不见有佛教的踪影。可天主教呢？就不计唐宋时代之景教，若从十六世纪明末利玛窦来华算起，至今亦四百年啦，圣教可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过实质而重大的影响麽？恐或有之，吾未之见也。


（七）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之疏离，要解释其实也不太困难。一语以蔽之，乃昔日圣教会之固执与反知，自绝于中国高级知识份子即所谓「士大夫阶层」使之然也。佛教成为中国唐宋及以后士大夫晚年退休相当流行的生活方式和心灵归宿，例如唐代白居易晚年与香山诗僧如满成立香火社，自号「香山居士」，宋代欧阳修晚年自称「六一居士」，而苏轼（东坡）与挚友法印和尚那「八风吹不动」的故事，更属脍炙人口。今日与佛结缘的华人高级知识份子，殊亦不少。前年来多伦多市弘法的潘宗光教授，固享大名。而二零零三年「沙士」后特为港人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饶宗颐教授，可更是几乎无人不识的国学大师了。近年，在福传上较为进取的基督新教，还能有陈耀南教授，又或以敢言见称的黄毓民教授和多伦多的苏庚哲博士之受浸归主，令人惊喜。其比诸佛教虽属小巫，但看在国键这天主教徒的眼里，能不为圣教会的福传而伤心？


（八）

      昔日圣教会洋尊华卑，固成了中国福传之一大绊脚石。而个别神职人员在宣扬教义时所表现之反知态度，虽则未必存心，然亦足令中国高级知识份子听之而讪笑。中国人固重视温情，但也十分推崇智慧和理性。《论语•宪问》，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智仁勇向来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由印度天竺西来的佛教，其能广为中国士大夫喜好，一见而投缘，多少是因为佛学除讲「慈悲」之仁外，复强调「大般若」之「智」。此所谓「悲智相溷」，得证「菩提」（觉）也。论理，佛家之所谓「般若智」，未必与俗世之所谓智慧同义，然而，就此「般若」，已甚迎合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爱好思辩追求智慧和真道的心理。


（九）

       佛家提出「悲智愿行」。在天主教的「信望爱」里面，偏偏就缺了个智字。在中国人心目中呢，却须情（仁）理（智）兼备，方算道理。单靠主耶稣「圣死」的无上慈悲来感动人心，若无合理之教义作支持，这种仅凭情感冲动的皈依，未必人人可以持久。况且，宗教若不走「智信」的道路，也甚易走上「盲信」甚或「迷信」的舛途，不可不慎。


（十）

      且举两个反知的例子﹕

其一，近年个别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之有意无意间之鄙视高学历，唾弃新科学，常举出十二宗徒都是无财无势无学识的凢夫为证，即结论为天主祇会拣选这等凢夫去福传，也祇有这凢夫才有福气进天国云云，这算是什麽道理？难道有大智慧有大学问的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AD354-430），就没资格去福传，也不配上天堂了？

其二，耶稣复活后，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默（Thomas），因没曾亲眼看见耶稣显现，是以不信。耶稣显现并对多默说：「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若20:29b），确实是当头棒喝。因为，人们若要凭肉眼之所见才信，不会是真信。此正佛家所言，人由眼目而见之「色」（物象），俱因缘而成，非真有实有，亦非永恆不变，故谓之「假」，谓之「无常」。无常故苦。且不谈佛家言眼目所见相当局限，就天主教义来说，亦没有天主定要施行神迹求人相信的道理。没有神迹，难道便不该信了？大概是由于这原故吧，耶稣行神迹时，最担心的，也就是人们这种先见后信依恋神迹的心态。殊不知肉眼所「见」不足恃，惟有经过灵魂深处之思考和感动方是真，那信仰才得坚实，才不会疯狂追逐「神迹」，妄想「我有神力」，轻易受圣教会还未确认的不一定是真的表象所迷惑。不见而信，确实是有福的。耶稣施行神迹，窃意认为，颇类似佛教弘法时之所谓「对机」，因对象不同，传福音时用上不同的方法而已。遗憾的是，人们对耶稣为要教导多默不要见神迹才去相信而显现与多默相见的这一神迹，反而大力渲染，并进一步解释为不问不思乃「信德」，教人连理性也要扔掉，不思而信。此不但言甚牵强，而且没曾好好学习耶稣对多默的教诲，并引之以为鑑。


（十一）

      这等反知的见解，时不时也会在神职人员的证道之中出现。耶稣说的「渔夫」「渔人」，偶尔亦会莫名其妙地给挂上一点类似昔日中国无产阶级愈穷愈无知识而愈红而愈能革命的愚民色彩。这不但让稍有头脑的人大惑不解，其令高级知识份子闻之而却步，信亦理之必然。须知现代社会与耶稣十二门徒时大不相同，耶稣若今天拣选门徒，又岂会仅限于那些目不识丁的渔夫？

      耶稣会轻视知识和学问么？祂会鄙视理性和智慧么？《圣经》之中，所知并无实据。耶稣所最厌恶的，祇是法利塞人那种抱残守缺不知通变的冷冰冰的所谓律法知识而已。在这一点来说，耶稣确又没错。满脑子的死知识（包括教条主义），又何能成就事奉天主满有生机的大学问？
国键在这里绝非存意贬低庸愚，事实国键亦其中的一个。国键祇想说，知识和学问在基督眼中，应该不会是罪。倒反是那些怠惰于学的人，才会鄙视知识，也因而极容易在脑袋空白思想乾涸之下，堕入信仰上的死胡同。为求肯定自我存在价值，有些还走上了依靠和宣扬「神迹」的导人迷信的歪途。这是十分之可怜的。


（十三）

      利玛窦和艾香德的饮恨，说明了基督教中土化若仅在语言上和形式上下工夫，未必会有太大的效用。而在排斥知识学问的反知的困局里面，为要招徕信众，充其量亦祇能搞个天主教的「黄大仙」，替无知的愚夫愚妇僻邪治病，祈福转运。这对圣教的扎根并融合中国文化的中土化大业，了无帮助。天主教中土化既不能单靠外来的洋人来完成，那中国教会里面能有多几位类似佛教法显玄奘等生活刻苦、一生追求学问献身宗教大业的大德善牧，也许才是功成的其一关键所在。若中国圣教会没能多与学术和文化界沟通，没法在中国天主教的文学和艺术上加入更多的中国本土的元素，则天主教始终必还是西洋的舶来之物，中土化也免不了祇属一纸空谈。且不言高深的宗哲文学了，今天天主教华人教堂里面，就连一幅半幅製作不难的有关天主的中国书法国画，也未必容易找得。中土化？唉，路漫漫兮其修远！


（十四）

     在贫民地区为要传扬天主之大爱，在意大利可以向穷人派薄饼pizza；若在中国，请派馒头。同理，天主教之在中国，还需期待着我们：
（1） 有个完全中国化的耶稣十字架受难圣像；
（2） 有一本文字流畅容易读得明白的中文《圣经》和《天主教教理》﹔
（3） 大力发展高水平的中土化的天主教艺术，例如以圣言为内容的书法，以圣经和中国圣教故事为素材的国画、陶瓷、凋塑等等。除了摆放在天主教教堂内，还须大力向社会大众推广；
（4） 努力于华文写作，刊行高质素的以中国福传及华人传道人为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
（5） 祈求天主垂怜，多赐中国教会几位类似奥古斯丁的有学有品清心寡慾生活刻苦广受人们敬仰的有大智慧的华人神父大德。
愿天主在文化上道成肉身的奥迹，也能在中土上得到成全。亚孟。


（二零零八年四月天主教徒眇人潘国键写于加国多伦多市如心斋寓。时春雪消融，生机毕展。）


后记﹕

     拙文今年三月稿成，四月初誊正，邮呈田英杰神父（Fr. Sergio Ticozzi）。不意神父竟是研究近代中国教会历史的专家，非但同意国键所论中土化之观点，且勉吾辈努力于兹。复赐以新作《刚恆毅对中国教会本位化及本地化的贡献》（载《鼎》2008年春季号第28卷总第148期，香港圣神研究中心）。恭读之后，不免汗颜。原来中土化一事，刚恆毅枢机（Cardinal Celso Costantini,AD1876-1958）在八十多年前已曾深入探讨并且予以推行。国键井蛙，忙将刚枢机的大名，补入拙文（四）之内。
据田文，一九二七年刚枢机在中国成立「主徒会」，旨在培育中国籍神父，并「装备他们在知识份子中间履行使徒工作」。刚枢机且又明言﹕「就传扬天主教来说，至少该有一些中国神父具有高层社会所具备的文化素养。」而为要推动教会「本位化」，他大力提倡中国人创作属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督教艺术，且斩钉截铁地指出﹕「西方艺术用在中国是一个错误。」故而建议﹕「在建筑和装饰圣堂及传教士宿舍时，不但可採用外国的艺术风格，也应该尽量并且按时机使用中华民族的本土艺术风格。」凢此种种，竟与拙文所论，不谋而合。

      刚枢机等人近半世纪的努力和奋鬭，虽则成效未彰，然而，值此刚枢机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之际，国键在个人的信仰思索之中，无意间竟复旧话重提。其中因缘巧合之处，在国键来说，难免添了一点冥冥之中天主自有安排的奇妙的感觉。

      不一日，又蒙圣堂邓建卫神父与尹雅白神父赐覆，鼓励国键发表拙文。尹神父且借予国画大家刘彦斌与张和所作《圣艺画集》（台北辅仁大学，1997年），顿使国键大开眼界。原来圣教中国本位化之绘事，自二十世纪初叶陈缘督先生以降，非无承传。益证国键所知，极其粗浅。尹神父且答允拙文面世之后，亦将为文提供意见。神父们扶助后辈之热忱，尤令国键感动也。遂为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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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向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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