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对天主教信仰的体会

棕榈树

一个诗人对天主教信仰的体会 (阅346次) 李建春 　　自从我把《圣诞之旅》发在网上，我的基督信仰特别是公教徒身份就暴露无遗了。使我吃惊并且感激的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对这个信仰的公开的挑战或轻蔑。无论圈内人还是圈外人，读者们对这个事实都闭口不谈，我自然也明白，这是一种尊重。但闭口不谈的事实可能恰好是最让人感兴趣的事实，因为毕竟，一个没有什么……“明确”信仰的人对信仰者的经验会很好奇，但是，出于可以理解的顾虑，一个教内人不大愿用教外人的口吻描述自己的信仰。是的，甚至《圣经》上好像也是这样教训的啊，要么信，要么不信，“那不信的人将被判罪”，套用克尔凯戈尔的话说，“或此或彼”。其实人并没有不信的余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信仰，其实是从一个人正常、理智地活着所必要的基本信赖感中发展出来的。对自然的可靠性的信赖，发展成一整套科学，可重复性是任何规律得以被确认的基础。对生活的基本信赖感，使一个人不至于发疯，可以说信德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天主的光荣甚至从最微不足道的信德中也体现出来：如果你用力踢一块石头，你的脚趾会疼的。有人这么反驳贝克莱主教。但是你对物质的可靠性的信赖已是对天地万物和宇宙秩序的信赖的一种反射。没有人能对偶然性抱有信赖，对自然的可靠性的信赖其实也就是对宇宙的必然性的信赖。所谓必然性就是被一次而永恒地确定的，完成的，不可更改的。被谁啊？这个问题就是信徒和非信徒的区别点。事实上正是怀疑派的语法把原来主谓宾结构齐全的主动句改成了动作主体不明确的被动句的。 　　在神学和护教知识方面，我没有什么特长，或许一个宗教学系的学生也能让我哑口无言。但我是一个诗人，并且碰巧是一个基督徒，自2000年3月12日至今，我有三年多的信仰经验，我的信仰经验不可能不和我的审美经验发生冲撞、汇合，这是我发言的基础。不必有什么论证，我谈的只是经验。我想说的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和体会到，天主教实实在在是美的宗教。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文化，非常实在，从不迷信，我的父亲可以说非常固执，只相信自己的双手、良知、钱和国家。我的母亲，就我记忆所及，她只在我高考前夕才去庙里许过一次愿。我考上大学后她很快又去还了愿但以后再也没有去过（这正是中国人的本土信仰的特征）。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信仰，他们无限顺从、极其柔韧的信仰可以用一个朴素的观念“天意”概括出来。我和大家一样，从小是无神论者，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对这种教育自相矛盾和冷酷的地方我虽然早就有觉察，但从未反抗到超出无神论的范围（我想布罗茨基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更是做梦也没有想过我会成为基督徒，而且是自宗教改革和古典主义以来受尽曲解、贬损和侮辱的大公教会的信徒。 　　然而事实上从我在大学时期因为研究存在主义而对西方人文意识的基础——基督文化有所认识，尼采使我感到有必要了解他批判的到底是什么，雅斯贝尔斯使我体会到一个作家在基督宗教的遗产中可以有多么自由、舒适……我对西方文化的浪子艾略特、奥登皈依的故事早有所闻。如果说艾略特的气质使他从一开始就有对虚无、时间和死亡的敏锐意识，以及他的老欧洲观念使他以后信奉英国国教变得很好理解的话，那么奥登，这位真正的浪子、同性恋者、机智而博学的诗人，这位好奇的、享乐的、敢于涉猎一切禁地、整个西方最有见识的语言巨匠，中年以后竟然“毫无必要”地信奉天主教，真是匪夷所思！我至今还不能想象他怎么能既是同性恋者又是天主教徒，他的神师是怎么指导他的！ 　　诗人桑克在某篇文章中（可以在他的专栏中查到）说道，他忽然意识做一个基督徒意味着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当代现实（甚至当代意识）中的一切保持距离，这个距离对写作是非常有利的。我是在开始体会到这个好处以后才读到桑克的话的，当时就想，好家伙，你知道却不做。他为自己为什么没信基督辩护：对于当代人来说，能进炼狱就已经算是天堂了。他大概觉得自己进炼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省去了去信的麻烦，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由于我在阅读方面的好奇，我可以说对各种宗教典籍都有所涉猎，如果必信一教是前提，单用排他法我大概能找到天主教。我喜欢《薄迦梵歌》，所以对印度教有敬仰之情，我很早就熟读了《金刚经》（现在仍然敬仰），九十年代初由于一些美国诗人的影响，中国诗人开始关注禅宗，我也算上了这一课，后来又读了佛教的别的经典。伊斯兰教就不说了。 　　为什么我不信佛教？对佛典的阅读不是问题。我现在偶尔还读。理由之一正如桑克所说的，释者的信仰中有太多的泛神论，理由之二是轮回说，那只在恋人絮语或抱怨命运不公时有点用处。但轮回说却是佛教的核心理论，该理论对时间的描述确有迷人之处，并且使受苦人因认为前世作孽而产生心甘情愿地顺从的美德，但总的来说，作为学说，它的描述和想象太完美了，使人成了木偶。佛教的时间观念，动不动就是多少劫、恒河沙数，使人对时间产生无所谓的感觉，没有紧迫感。佛教人进了天堂，就能永远在佛祖面前听道，直到成佛。这与天主教人在天堂里默观、赞美天主，分享其天主性近似。大乘佛教连魔鬼最后也会得救。天主教的教父奥力振也持此说，但后来被斥为异端，我认为此说和天主教的否定神学（伪狄奥尼修斯）应可以成为两教的沟通点。佛教修持的描述和效果在天主教启示中巧妙而简洁地实现了，或许在最高层次上没有差别罢……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经验到。我十分感兴趣地聆听我的佛教徒朋友王川和丁丽英讲述他们的经验，并且暗自庆幸，他们有的，我一点也不缺少，而且得来要省力得多。我认为，佛教是否定的宗教，圣经宗教是肯定的宗教。对一个在此世生活的人而言，肯定和否定，那是有天壤之别的。特别对一个诗人，如果对此在不能持一种关爱和肯定的态度，写作就无从谈起。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时而为信仰辩护，时而为写作辩护，身心交瘁。最初，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受了基督教福音派基要主义的影响，但天主教能毫不犹豫地容纳一切异教的文化，正如主所说，“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能够对自己所带有的这个种族的伤痛和不得不背负的现代意识中的一切（这些已构成我实质上的生命）抱有希望，为了能在基督内成全。 　　有一段时期我常向我的天主祈祷说，主啊，你不可能只救我灵魂的一部分而把另一部分舍弃于地狱的烈火和寒冰。作为自然人，得救是相对容易的，大部分基督徒终生也停留于这个层面，然而我是一个诗人——时间的载体。我的思想很复杂，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单纯，我唯愿和你结合，作终身的搏斗，使我所承载的这个当代文明的重负也能获得赦免。至于我，只是你胜利的标记。在我信仰之初，天主就简单直截地向我显示了他的临在。我没有什么境界，也从未有过什么修炼之类，我仅仅出于爱情向上主开口祈求，一种跟随我多年的痼疾就在几小时之内霍然而愈了，这个事实让我“恐惧和颤粟”，我所接受的全部教育眨眼之间崩溃了……以后的经历我只能说，我的生活由奇迹构成。生活就是爱，就是恩宠，就是奇迹，这个道理怎么不懂啊！Living　God，按照天主教的出色翻译，就是“生活的天主”。 　　至于天主教与诗歌写作的关系，在我个人，很不好说，我也不愿全部说出来。我想提醒各位的是，自中国开始接受现代化以来，所谓现代性，说穿还是在基督文化的范畴内，只是她的衍生物而已，不管大家从理性或自尊方面是否接受，我们通用的审美和批评标准，其实是从基督文化中来的，而且早就成了主流……天主教道成肉身的观念在诗学层面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思想找到体载，精神成为实体，那可言说或不可言说之物变成语言，变成词语……不妨温习一下希尼的文章《进入词语的情感》。别忘了，希尼和米沃什都是我的教友。对于我个人的写作，这也许不能证明什么，但我也不想掩饰与我所敬爱信赖的大师为伍有一种特别安全、亲密的感觉。我的教友中还有但丁哪。 　　我常常思考，为什么印度教和东方诗歌没有形式感，以泰戈尔、纪伯伦为例，那种散文诗的、随感的写法，其实是因为在形式方面缺乏基质，因为东方思想没有圣言成肉身的观念，却取相反的方向，把肉身变成精神。佛教的得救，纯粹关系灵魂，而圣经宗教，精神固然要得救，连肉身也要“在无忧中安眠”并且复活。也就是说，全部生活、全部时间必须都被圣化，甚至要“向一切受造物宣讲福音”。这是关键。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完美，但那是一种点滴的、片断的东西，在题材的纵深上没有持续的力量，而且那形式，也是封闭的、局限的，缺乏再生的可能。 　　基督信仰使诗人们对尘世、对受苦有一种奇特的承担力量和勇气，主说，“凡不背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配作我的门徒。”我想起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和阿赫玛托娃，至于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则是这个传统的异端部分，涅斯托里教派。美国批评家布鲁姆差不多已证明了，几乎整个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涅斯托里派。 　　天主教传统和新教传统也有差别。相对而言，天主教更侧重心灵，而清教主义则更侧重肉身和尘世。前者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南美文学中多有典范，后者主要在英语文学中。但莎士比亚属于天主教传统，悲剧精神和喜剧精神正说明生命的充沛和欢乐。清教气质比较阴沉，多反复的推理拷问，因为新教徒不参与圣事，也不向神父办告解，孤独地面对无边的天主自审。弗罗斯特在清教主义传统中，一种向下的、死的恐惧，因为焦虑所以多细节，在题材中自足，在极度克制的、小心翼翼地在叙述的饱和感中收回下滑的冲动，他并不信教，但因此却多了一层难言的撕裂感。其实那正是清教文化对黑暗的恐惧。 　　天主教徒因为参与圣事，并且信赖圣人转祷，在经验天主时，有别的教派所没有的亲近感，气质上偏向于欢乐、祥和。正如吴经熊所说，天主教把天主的母爱制度化地实现在圣母身上，“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玛利亚是全体教友生命完满、欢乐的象征，是教会的代表，也是灵修观照的对象，因为圣童贞是天主最完美的作品，所以赞美她就是赞美天主的创造和爱情。圣母玛利亚也是文学和艺术的主保，是圣咏的缪斯。天主教和东正教通过她保留的童贞观念，对于当代世界，或许过于昂贵，以至于当代人很难接受，但生命未受损害的纯真状态，不管你有没有勇气承认，仍然是一种理想，一种古老的、崇高的欢乐。天主教虽然开放地吸收和适应一切异教文化，但对于信仰和生命中核心的部分，却非常固执，从不放松。不许离婚，不许堕胎，遵守誓约，崇尚贞洁……这些主张本身就是对当代世界的严厉批评。难道不合理吗？我们当然不希望听到这声音，这声音太刺耳、毫不妥协。但是，这也正是发自道德感和良知的呼求。是的，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世界，正如主在受难前向圣父所祈求的：“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护他们脱离邪恶。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 　　别吓着了。就我的体验，如果在信仰和道德感上划清了界限，生活反面更加真实、自由。这似乎有点矛盾。正如风格的清晰感是写作欢乐的真实源泉一样，教条上的清晰、明确也使生活更欢乐、更自由。不是晦涩和模糊，那种追求只属于较低的层次。天主教写作以清晰、准确为一般美德。那种泛泛的东方直觉式的、貌似博大、气吞山河实则在细节上模糊不清乃至泥沙俱下、玉石不分的风格在我们的现代传统中已获得了过多的礼赞。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以臧棣为代表的理性批评的主要荣誉之一就在于对这个传统已作了初步的清算，这种清算必须持续下去，并进入更深、更高的层次。 　　一般而言，新教徒背景的作家当中叛教者比天主教背景的作家多，天主教背景的作家主要不是叛教，而是亵渎。艾略特在评论波德莱尔时曾指出，只有信仰不完整才会导致亵渎，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人是谈不上亵渎的，波德莱尔的亵渎正是因为信仰不完整，我想类似的例子还有邓南遮、王尔德。没有信仰的人往往会终生面临和抗拒信仰的冲动，比如拉金。但新教徒叛教作家往往把对新教传统压抑的愤怒转嫁到天主教上面，因为当他们面临所背叛的整个基督教传统时，总是不知不觉地以天主教作为典型。比如叶芝，这位新教家庭出身的诗人，终生都以天主教为揶揄的对象，而事实上他的不安感并不是从天主教中来的，他神话般地执著的观念（以拜占廷为象征）恰恰是天主教文化的广延部分，这很奇怪。类似的例子还有安德烈·纪德，他在《窄门》和《田园交响曲》中对信仰者有动人的描述，《背德者》的那位公教徒妻子是他饱醮了温情的塑造。但是，由于作者不得不持一种超人的、情欲主义的主场，公教生活的温馨感必然要被破坏，要么是恶魔般的主人公的牺牲品，要么在一种虚伪地赞美的语调中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总之都是悲剧。新教背景的歌德对教士们大加挞伐，可是到他生命的晚年，在《浮士德》最后几段中出人意料地以对圣母玛利亚的赞美作结束：“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上升。”一般而言，那些有良好的基督文化背景，但在成熟之年背教或冷淡的诗人们往往都很耀眼，不是因为他们能背叛，而是因为这些人在挣脱了教义的束缚后自由地享用这份遗产，这是些高起点的挥霍者。中国诗人们把拜伦般的反叛精神学到手了，但反叛却毫无力量可言。因为没有那份天主圣宠做供挥霍的财富，家底子小，气派当然不大。我们这些平民出身、在动乱之后长大、一无所有的人哪，要以此为戒。我们必须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向上，因为先辈们留给我们实在不多，他们早就是破坏者、挥霍者了，轮到我们时什么也没有了。从自然人、小市民的高度能有多少势力向下滑呢？决不会像撒殚一样从高空坠下，划出一道眩目的、彗星般的弧线，我们命中注定只能做卑琐的愤世嫉俗者，虽然两者同样可悲。所以，斩断那些为了一时的耀眼而不惜毁掉什么的傻念头吧，家庭、爱情、身体、信任……从古老的价值中启示给我们的，这一切文明的元素都是写作的真实财富，是爱而不是恨造就了一个诗人的才能。诗人朱朱在与批评家木朵的访谈中说，“爱是唯一可以信赖的源头，是那种不朽的轻逸。当我在愤怒和仇恨里行事时，偶尔达成的诗行会像一条沉重的鞭子反过来抽打在脸上，诗会变得难以继续，而人会陷入与现实等同的无望，不会释然，不会如同夸西莫多（天主教诗人）所说的那样，是‘一根柔韧于宇宙的纤维’。为什么愤怒和仇恨或者说其他情感就不能造就诗呢，我的理解在于，惟有爱是一种真正令人激动的节奏，一切可以做为动机，但只有爱能引导你合上节拍，启动真正的激情和想象。”这是当代诗人说过的最有智慧的一段话，我特地抄录下来，为使我的文章添色，并与读者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