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dominus 于 2013-4-13 18:59 编辑
写在前面：本文中概念“教义（doctrina）”乃取其宽泛意义：教会的教导或训导。区别于信理（dogma）。详细解释请参阅现代天主教百科全书中的解释http://bbs.chinacath.org/thread-14670-1-1.html
前言 本来，爱国是一端教义是非常明显的，可是有些人却故意抹煞这端教义，认为天主教没有这端教义，甚至叫嚣：“爱国从来就不是教义！也绝不可能是”！从而结论出中国天主教徒也不应该爱国，因为中国目前属于极权国家，应予以谴责。 那么，爱国是否属于天主教教义？本人认为是千真万确的，其证据如下：
一、《天主教新要理》有关爱国的教义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要理上第2239条的三个主要语言版本 英文版：It is the duty of citizens to contribute along with the civilauthorities to the good of society in a spirit of truth, justice, solidarity,and freedom. the love and service of one's country follow from the duty of gratitude and belongto the order of charity. Submission tolegitimate authorities and service of the common good require citizens tofulfill their roles in the life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拉丁：Civium officiumest cum potestatibus civilibus ad bonum societatis collaborare spirituveritatis, iustitiae, solidarietatis et libertatis. Amor et servitium patriae ex officio oriuntur gratitudinis et ex ordine caritatis. Submissio auctoritatibus legitimiset servitium boni communis exigunt a civibus ut suum in communitatis politicaevita exerceant munus. 中文：公民的义务是与政府合作，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气氛下，给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爱国及服务国家是基于感恩责任，并由爱德而来。顺从合法当局和为公益服务，要求公民在政治团体生活里克尽己职。
首先，前两个版本都毫无例外的宣称爱国和为国家服务来自爱德的次序（the order of charity；ordine caritatis），遗憾的是中文版并未翻译出“次序”来，不过，公民应该爱国却是不争的事实。严格来说，中文翻译并不十分忠信，而且很容易引起误会，因为如果说爱国来自爱德，就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来自爱德本身或者理解为爱国是爱德的对象，而爱德本身和爱德的次序是两码事。 其次，爱国和服务国家的基础建立在感恩之情上，而不是建立在关系（统治和被统治）上。 最后，爱国和为国家服务为公民带来严重责任，那就是：顺从合法当局和为公益服务，要求公民在政治团体生活里克尽己职。
二、教会官方的一些有关爱国的言论 A、教宗比约十二世 《宗徒之长》通谕： 公教人士爱国之道 这些罪恶既是借爱国的美名所造成的，我们在此不得不再向人们唤起注意：爱国原是圣教会的一端道理，圣教会不断地教会每个信友，应诚心爱护自己的国家，并且劝导他们，在不违反本性和神律之下，应服从本国政府，并勉励他们尽力协助国家的进步，使本国在和平秩序之中，真正日趋繁荣。圣教会而且也不怕烦劳，不断地向教会的子女反复讲明救主所立的金科玉律：“天主的，应归还天主，恺撒的，应归还恺撒”这条金科玉律，明明定断了在教会和国家的真正利益间，绝不会，亦绝不能发生冲突。 但是 我们在此应当强调一点：就是既然公教人士应按良心的义务，向恺撒——政府满全一切应尽的责任，恺撒——政府却不能因此在不属于自己的权限，而在属于天主的权限的事务上，要求国民的服从。尤其在政府劫夺天主至上的权威时，在强迫信友违背自己的责任时，在迫胁信友与统一的教会和合法的神长脱离时，政府绝不能向信友要求服从。在上述情形下，公教人士，唯有毅然不屈，应如圣伯多禄以及别位宗徒们答复第一批迫害教会的人说：“人应服从天主胜过服从人”。
总结如下： 第一、 教宗清楚的说明了爱国是圣教会的道理，也就是属于天主教的一端教义。圣教会不仅要教导还希望教会内的信友要诚心的爱护自己的国家。诚心就不是虚伪，不是表面上假装。很不幸，有很多教友竟然认为圣教会没有教徒必须要爱国的这端教义，他们认为这是自由的，个人的，自己愿意爱就爱，不愿意爱就不爱，不受任何人强迫。这种思想并不是教会的思想，教友要抛下自己的成见，接受教会的训导，诚心爱自己的国家。 第二、 爱国不是没有限度的，也不是盲目的。其中要掌握一个重要的原则：信友不可服从不合法的法律。这个不合法可以是不合自然道德律，比如计划生育；也可以是不合神律，比如搞阶级斗争草菅人命；也可以不合教会法，比如没有教宗的任命擅自非法祝圣主教。如果教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所持的态度应该是：人应服从天主胜过服从人。 第三、 政教分离原则。教宗清楚的说明教会和国家的真正利益间，绝不会，亦绝不能发生冲突。之所以有不幸事件发生，可能是教会插足到政治，也可能是政治插足到教会而造成的。就天主教教徒来说，亦要小心不让教会卷入到政治漩涡中。但政教分离原则并不意味着教友就不应该去参政，教宗说的很清楚，教友要尽力协助国家的进步，使本国在和平秩序之中，真正日趋繁荣。 教宗这里强调的爱国之道是教会传统的教义，两个方面都做了应有的平衡。单纯强调无限度的爱国会严重损害教会的原则，单纯强调政府腐败信友因而不需服从，则会进而否认天主教徒有爱国的义务。
B、万民福音部：良心与爱国 我在马达钦主教身上看到真正爱国的榜样。他通过身体语言，巧妙地 与非法主教拥抱，表示友善和交谈，同时也表达了强烈的信息，即不可体现“自选自圣” 的政策。马主教在他的谢词中，解说他牧徽的金句和牧者的抱负：“愈显主荣、同心合一！”为了听从慈母圣教会，今后要专务牧灵和福传的事务，他说：“我不方便担任爱国会的成员。愈显主荣、同心合一！” 我是教友，必须爱国，但我认为马主教不但表达了对教会的忠贞，也胸怀爱国的豪情。在马主教身上，我学到如何真正地爱国。爱国并非空洞的口号，却要实事求是、与民共步，分享民众对信仰自由的深切渴求，因为信仰自由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公益。
C、众多英豪的见证 雷鸣远神父（Fr．Vincent Lebbe），他热爱中国，中日抗战时为爱中国而捐躯。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他有更大的贡献，创立了两个全球性修会，两个国藉性修会；尤其在建设中国地方教会上，他有了决定性的贡献。据闻教宗本笃十五世《夫至大至圣之任务》通谕中，诸多论点采自雷鸣远神父的函件。 “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这是雷鸣远神父的名言之一。 雷鸣远神父初到中国，便立志要好好读中国书，说中国话，清楚地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一条心。雷神父也坚持努力到底，每日读四书，每日练写字，几十年的工夫使他能写一篇好中国文章，写一笔好中国字，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雷呜远神父以完全投入之情进入中国文化。 一九一二年雷神父在天津创刊《广益录》，这是中国天主教的第一份中文周刊，以後改为《益世主日报》。四年以后，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又创刊日报《益世报》，由於消息准确，言论独立，以爱国爱教，爱主爱人为出发点；口报所谈触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种种方面，且有不少独到之处。出刊不久，洛阳纸贵，大受读者欢迎。
再让我们看看马达钦主教自己的抒怀： 马达钦主教：孺子之爱 如是我言，我是一个中国人，很地道，一点儿掺杂都没有：脸型、眼睛、鼻梁、嘴唇、肤色、头发、口味、思路……。 我喜欢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的祖辈、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曾有朋友说我的傲气是在骨子里头的，无论身边是哪个人，都不会让我自感卑贱。天主把我造成一个中国人，我安心接受我的国籍。因为我出身注定了我的国籍，所以，我爱自己的国，我不能自我诋毁，自相矛盾，嘴上说我爱自己的国，心里艳羡的却不是自己的国。 说爱国，具体是什么呢？我想不外乎是爱自己国家的文化吧！深入地爱，仔细地爱。 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家园，我的所爱，我为之奉献青春的地方！我怎么能不爱？ 尽管我只是一个孺子，只能拥有一点点孺子之爱，极其浅薄，难登大雅。可是，我爱，我爱我出身的国家，我爱她的文化，我爱她的河山，我爱她的历史。这不是一句口号，不是的，是一个孺子生活中的爱，生命里的爱，真实的爱！
如果一个外国神父爱中国爱的那么深沉，在那个兵荒马乱的黑暗年代情愿为了中国而奉献终生，我们现在遇到这么点点的小挫折小打击就不想再爱我们的国家，这真是一种讽刺。如果我们的祖国不值得爱，那么雷鸣远神父的举动就是疯狂，是愚妄。如果我们的祖国不值得爱，马达钦主教的见证就失去了任何现实意义。如果我们的祖国不值得爱，那些在华夏大地抛头颅、洒热血的殉道圣人圣女们就都是傻子了。
三、伦理神学家海霖神父的著作 吴智勋神父在他的著作《基本伦理神学》中这样评价海霖神父和他的著作：“本世纪在梵二前最重要的伦理神学著作，要算是海霖（Bernard Haring）的《基督之律》了（1954年出版）。这位土平岩大学出身的神学家，加速了伦理神学复兴的步伐。海霖使伦理神学返回它的圣经基础，他的中心思想是：伦理生活是回应天主慈爱的召叫。圣事与礼仪是对天主召叫的回应，但生活中的伦理行为正是圣事与礼仪的延续。基督徒的生活基本上是对天主的崇拜、为天国服务，继续天主创造救赎工程。这个回应非常困难，故基督徒必须谦逊地承认自己的不足，需要天主的援助。因此，海霖便在传统的四枢德之上，加上谦逊之德。总之，海霖的伦理神学有承上转下之功，为伦理神学打开一个新纪元”。
那么，海霖神父如何解释爱国呢？我们将他的解释重点摘录如下： 爱国的责任植根于自然的法则。这是一项严格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要求人牺牲生命。祖国是我们以共同的习俗、文化、和（通常）语言，而结合在一起的人民团体。有关祖国之概念，可以缩小，专指一个人的祖先或民族（种族）的家乡，或者扩大，包括一个没落的广大高度文化。 虽说那比较狭义的家的观念，能够唤起人更强烈的热情，但对祖国之爱应当扩展到全国人民。凡生活在一个国家合法统治之下的人民，都应包括在内。不过，若是一个民族被外国强行占据了，而那个国家仇恨或甚至破坏其真正的利益，谁也不能要求这个民族把那样的国家视为祖国，并以爱国之情去爱它。一个凭着不公正的手段而被征服的民族，可以拒绝服役，并拒绝政府强行加给的权力，不过，这样作，在实际上不可与正确了解到公共福利，正当的秩序，和平，及正义有所冲突。 既然爱国不单单以土地和种族为其道德基础，而是以天主规定的国家和政权之需要为基础，那么爱国行为，基本上必须指向国家，指向一个人按照法律所属的国家。那是一种表现于尊敬，服从精神及牺牲精神的爱。正像广义的对全国人民之爱，与一个人对家乡之爱——这种爱也许更热烈，更深厚——彼此一点没有冲突，同样它也不可减少，一定不可排除，世界性的、包括一切民族的基督徒之爱。
然后，海霖神父特别批判了两个极端，一个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另一个就是世界主义： 如果爱国妨碍人对所有民族的爱和正义，那它就不算是基督徒的德行了。狭隘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并非真正地爱国。任何滋生狂热和对其他民族不义的爱国行为，都是退化的行为。那是一种党派行为，而非真正基督徒的爱国主义，因为基督徒的爱国主义，即非狭隘的爱国主义，亦非世界主义。基督徒的爱国避免以上两个极端：一端是狂热地爱国，丑陋地仇恨其他国家，另一端是矫揉造作的、模糊不清的世界主义，狂热地热爱全人类，傲慢地轻蔑自己的国家及人民。 真正的爱国，或爱国主义，的严酷考验，是指公正的战争中，具有英雄式的勇气，并在紧急的时刻乐意缴纳重税。真正的爱国主义，也在对别的国家之爱德精神和正义精神中，表现出来，特别在对昨日的敌国之爱和正义中，表露无遗。它表现于卫护正义和爱德的坚定个性之中，并且它在国家和国际生活的所有领域之中，推展公正福利。
四、国家与政权 导致某些人否认爱国属于教义的原因是他们混淆了国家与政权，或者国家与执政党，他们认为政权取代了国家，政权就是国家，故此不能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是极权主义，也就不能爱国家。可是，政权并非等于国家，国家之所以不是政权，是因政权可以倒台，但国家尚存。无论哪个党执政，中国还是中国，亡党不等于亡国；唐宋元明清，一代代更替，中国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也不等于中国就是共产党，爱国更不等于爱共产党。 作为基督徒，要“服从权威的人，应视他们的上司如同天主的代表，为天主所指派的天主财物的管家：「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你们要做自由的人，却不可做以自由为掩饰邪恶的人，但该做天主的仆人」(伯前2:13,16)。公民的忠诚合作包括合理指责的权利，有时甚至是一项责任，以指陈他们认为有损人的尊严和团体福利的措施”（新要理2238）。 那么，如何看待政权所厘定的不义法律呢？ 新要理2242给予了我们清晰的指引：若执政当局发出的指令违反道德秩序的要求、人的基本权利、或福音的教导，公民依照良心有责任不予顺从。若执政当局的要求违反正直的良心，则在服务天主与服务政治团体的区分上，得到拒绝服从政府的理由。「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玛22:21)。「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宗5:29)。 假如政府擅自越权、欺压国民，国民不应拒绝实践为促进公益的客观要求。然而，国民有权维护自身及其他国民的的权利，免受政府滥用权力的危害。不过应尊重自然律及福音原则所画定的界限。 紧接着，新要理特别提醒基督徒：抗拒政权的欺压不能合法地诉诸武力，除非下列五个条件同时具备： 一、基本权利的侵犯是确实的、严重的、长期的； 二、已经用尽了其他所有的方法； 三、不引起更恶劣的纷乱； 四、有成功希望的充分理由； 五、依情理说已看不出有更好的解决之道。
又有人根据天主教新要理2499条说：道德舆论应谴责极权国家的内幕，他们有系统地捏造事实，藉传播媒体对舆论施行政治统治，「操纵」公开审判的被告与证人，并扼杀及压制他们视为「舆论的罪恶」的一切，以为如此就可以确保他们的暴政。 英文原文为：Moraljudgment must condemn the plague of totalitarian stateswhich systematically falsify the truth, exercise political control of opinionthrough the media, manipulate defendants and witnesses at public trials, andimagine that they secure their tyranny by strangling and repressing everythingthey consider "thought crimes." 这里需要分清的是：道德舆论所要谴责的是极权国家所制造的麻烦、内幕，而不是让传媒谴责国家。打个比方：我的弟弟的朋友结婚了，这句话的重点是我弟弟的朋友结婚，而不是我弟弟结婚。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始终是对国家政权的谴责，比如传媒对北朝鲜极权的谴责，斥责这个邪恶的北韩政治和统治者，但总不要说北韩这个国家是邪恶的。故此，我们可以说：有邪恶的执政者，却没有邪恶的国家。我们不可等到国家民主以后才去爱她，国家有难，需要我们时不能逃跑、投敌或叛变。我们要坚决反对暴政，但也要坚决爱护（爱和卫护）我们的祖国。
五、基督徒反对极权暴政，是否可以憎恨执政者
圣多玛斯在《神学大全》论爱德里谈到了与此相关的话题，就是“爱德是否要我们爱仇人”。多玛斯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区分，他分开了仇人和仇人本身，多玛斯这样说：“每一样东西自然地憎恨与其相反的东西，是因为它与自己相反。仇人之与我们相反，就是因为他们是仇人。为此，这是我们所憎恨的，因为我们不喜欢他们仇恨我们。不过，由于他们是能享真福的人，在这方面，他们并不与我们相反。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爱他们。”
按照多玛斯的意思，基督徒固然要反对暴政极权，但因为那些执政者也是能享真福的人，在这方面，他们并不与我们相反。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爱他们。因此，教会在祈祷中经常有为执政者祈祷的意向，注意，这个祈祷意向并没有区分善的执政者和恶的执政者。同样，为国家祈祷，也没有区分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如果我们的祖国是民主国家，我们希望她更好，如果是极权国家，我们希望她改善，增进国民的福利。
反对恶，但对极权暴政，连带憎恨那些执政者是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的，更不符合福音精神，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要爱你们的仇人。因此，即便那些不义的执政者迫害教会，施行不义的法律，基督徒也不应该反对他们本身，他们也是天主所创造的人，是可能继承真福的人。所要反对的是他们的恶、不义。
结论 无论是从教会文献，还是教宗或主教们的肺腑心声，以及众多云集的见证人，我们都可以看到爱国的声音和拳拳爱国之意。反之，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一处教会文献记载说基督徒不可以爱国，也没有一位教宗或主教教导他们的信众不要爱国。那些混淆了国家和政权的人出于对极权主义的敌视转而仇恨自己的国家，这不仅违反了教义，也是为社会所不容。
|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3-4-9 06:46:24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