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平的私有化就不会有民主

刘幼民

没有公平的私有化就不会有民主
作者：刘幼民 2011-03-23 12:48:22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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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合法的政府统治要得到人民的授权。民主制度的发明者是古希腊人，在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他们就建立了公民选举制度，雅典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是国家最主要的民主机构,它们分别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个机构的设立反映了雅典人所具有的分权制约的思想。不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有成年男性、非奴隶、和公民后裔的雅典人才能取得宝贵的公民权利。


雅典的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不是因为希腊人的文化传统特殊，希腊人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希腊人当时实行的陶片驱逐法就可以看出，希腊平民中不识字的人居然是一个多数。陶片驱逐法就是现代对高级行政官实行的弹劾法，因为很多平民不识字，就用碎陶片作为表决时使用的法定计数工具。


雅典的民主制度建立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94年，当时的雅典贵族和平民两大等级围绕土地和债务问题发生了尖锐斗争，可是斗争的结果是实施了改革，取消了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将其交给在土地上面实际耕作的平民手里。恩格斯评论这个改革时指出“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决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2页）


雅典实行的土地改革，在人类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相似的案例，好像并不特殊，比方在中国就有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上下五千年》中介绍说，“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制和允许土地买卖，土地税由国家统一征收。从此，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得到了封建法律的保障。”可是，雅典实行的土地改革不算特殊，可是为什么雅典的土地改革导致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土地改革却导致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的建立呢？


私有制是对生产资料进行个人或集体的排他性占有，可以有不同的占有形态。雅典在土地改革前，实行的也是私有制，但是它是权贵私有制，是国家私有制，这种私有制根本上是由权力决定一切。就谁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整个国家就是属于谁所有。在权贵私有制度下，皇帝就是国家财产的最终拥有者，他可以凭自己的意愿给予或是剥夺。权贵私有制是不公平的私有制，它只能产生专制，却不会产生民主。


雅典的土地改革区别于中国的商鞅变法的地方，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以土地私有制为契机，先让平民成为了土地产权的所有者，然后再从法律上保证平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与自由，城邦民主制从而得以形成。简单地说雅典的改革实现了公平的私有化，从此决定一个人财富多寡和社会地位的不再是他的权力，而是他的能力了。不公平的私有化是权力对大众的掠夺，公平的私有化是大众对权力的分享。中国的商鞅变法虽然承认了土地私有，把耕地固定分配到户，却没有走出《诗·小雅·北山》所描绘的那个怪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结果商鞅变法只是打击了贵族势力，而在根本上却肯定了皇权的崇高，皇权掌控着国家整体的私有权，绝对要优先于国家内部个体的私有权。国家内部个体私有权是在承认皇权的最高私有权的前提下才能存在，所以国家内部个体私有权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个体私有者还会有参与国家政治，决定国家政治状况的民主权利吗？


孟子说过：“无恒产则无恒心”。一群活在皇上恩典中，只能靠着三呼万岁过生活的黎民百姓，你说他们还能有自己思想的权利和要求吗？他们只能患得患失，只能看人脸色，只能任人呼来喝去当猴耍，他们不是听命于皇上，就是听命于国家，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恒产，也就被剥夺了做人的自立条件。在孟子之前，韩非子就说：“夫驯乌者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在以往的两千年里都是苟活在不公平的私有化条件下，权贵私有制，国家私有制剥夺了中国人的恒产，他们没有了可以自主的经济来源，除了仰赖皇上或是政府俸禄以外也就无所赖、无所生、无所趣了。


在中国的官场，腐败从来都是以前腐后继的方式进行着，绝对的权力造成了绝对的腐败，然后倾覆了历代的王朝。官逼民反式的“革命”，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宿命，可是“革命”的结果依然是腐败，依然是官逼民反。60多年前，著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时曾就此问及毛泽东，共产党有无办法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回答，依靠民主，依靠监督，我们可以防止懈怠和腐败。





腐败源于不公平的私有化，而非源于私有化。私有化是对生产资料进行个人或集体的排他性占有，这个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的存在，不是谁想否定、谁想不搞就可以否定、就可以不搞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不搞不公平的私有制，而去发展公平化的私有制，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进行个人或集体的排他性占有时，限制杜绝排除否定权力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支配。


在公平化私有制社会里，官员有私的寻租空间，搞腐败付出的代价很大得益很少，所以也就没有特权利益最大化的群体腐败的出现了。可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不能最终导致公平化私有制的产生，那就要看：究竟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了；同时还要看这里的民是有了翅膀可以飞天之民，还是没有翅膀只能遁地之民。

吴禹

孟子说过：“无恒产则无恒心”。一群活在皇上恩典中，只能靠着三呼万岁过生活的黎民百姓，你说他们还能有自己思想的权利和要求吗？他们只能患得患失，只能看人脸色，只能任人呼来喝去当猴耍，他们不是听命于皇上，就是听命于国家，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恒产，也就被剥夺了做人的自立条件。

在孟子之前，韩非子就说：“夫驯乌者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在以往的两千年里都是苟活在不公平的私有化条件下，权贵私有制，国家私有制剥夺了中国人的恒产，他们没有了可以自主的经济来源，除了仰赖皇上或是政府俸禄以外也就无所赖、无所生、无所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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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幼民 发表于 2011-3-30 14:20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