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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k89 于 2010-7-24 08:32 编辑
庚子百年祭
——谈谈义和团精神与中国现代化进程逆动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王毅
今年既是全世界跨入新世纪和新千年之始,同时对于国人来说,也是义和团
运动失败一百周年的纪念之期。这双重纪念的重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鲜明
的文化对照。
◎回顾义和团运动历史教训的意义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所以有必要重温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一系列问题,这至
少由于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的整个历史,恰是以一百年前这
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开始,所以中国在一个世纪间的许许多多的曲折艰辛,
都与这百年肇端的特殊方式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次,在过去百年中,我们民
族对义和团运动(以及相关的诸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西文化关系、中国文
化发展方向、国民信仰方式、如何评价狂热“群众运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
认识,依然没有得出一个基本的共识,相反,人们对它的评价始终有着极大的歧
异、甚至经历了重大的反复,比如: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无数国民对义和团
狂热拥戴;到了五。四思想家们那里,则旗帜鲜明地批评义和团运动的蒙昧性;
然而后来的许多年中,人们又越来越远离了五。四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反而竭
力褒扬其“爱国主义”精神,以之作为抗御外侮、“打倒帝修反及其在中国的代
理人”、乃至向世界“说不”的思想和情感的资源。这些反反复复,不仅标志着
人们对义和团运动本身评价的极大分歧,而且更折射着不同时期人们对于整个中
国政治和文化症结的认识和态度。因为对义和团运动的总结涉及如此广泛的问题,
所以回顾这百年间不同人们“义和团情结”之中蕴含的文化取向和及其矛盾冲突,
也就是我们了解过去得失而面向新世纪时,应该做的工作之一。
总结义和团运动的成败得失的原因、以及其后一百年间“义和团情结”对20
世纪中国命运的影响,总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我觉得这些问题至
少应该包括:第一,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恃强凌弱等等暴行劣迹与西方现代制度的
关系,以及是否因为西方国家的恃强凌弱,我们就要像义和团那样,将摆脱压迫
的希望寄托在全力“扫灭洋鬼”、“锁国闭关”的道路上去,甚至以否定现代化
的方向为前提,在全民族中鼓荡起蒙昧主义的狂潮;第二,如何看待中国政治现
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与对外观念变革之间的必然联系;第三,如何评价中国国民的
非理性信仰方式和信仰传统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第四,如何评价皇权
社会中以蒙昧主义信仰为基础的“群众运动”。下面依次来看。
◎不能因为西方国家的恃强凌弱,就否定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制度转型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
义和团运动的主旨,即是彻底扫荡一切西方力量和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即如
后来我们的舆论长期赞扬的:“义和团的志愿是反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
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的一概反对。……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
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所受列强压迫之深,因而义
和团的“仇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将一切西方的制度和文明都与西方列强对
中国的压迫混为一谈,甚至用攻打使馆、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捣毁焚烧的办法
“灭洋”,这种抗御外侮的方式依然充满了非理性的蒙昧主义;而它给整个民族
带来的,也必然是极大的悲剧。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是在非常被动的内外形势
下艰难地起步的。从内在原因来说,中国君权制度的高度发达完善,造成了政治
结构的坚牢难移和权力集团深深惧怕改革的心理;而从外在环境来看,即如毛泽
东曾说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的上下求索,找到了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但后来
的情况却总是“老师欺负学生”。上述内外境遇,使得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得不
面对一个苦涩的两难境地:中国只有现代化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地位,但是现代
文明又经常是与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压迫欺凌相伴随而传入的。面对如此局面,中
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清醒地认识到这不对等的地位是我们长期落后造成的、所
以它正是我们更迫切需要开放变革的理由;要么因为西方国家种种不道德的劣迹
而中止或者迟滞开放变革的努力,尽量回到闭关锁国的一统天下。这后一条道路,
似乎是全力站在“被压迫者”的“道德”立场上,但它却因为同时维护了一个陈
腐的制度而终归是死路。这正如马克思对鸦片战争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评价:半野
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
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
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
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
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
显然,马克思没有因为皇权中国这个“陈腐世界”备受了“现代社会的代表”
的欺凌,就丝毫宽恕或掩盖了它“半野蛮”的本质和注定的悲剧下场。
因此,在上述矛盾交织的境地之中,如果不能审慎地分析西方文化(特别是
作为其国家基础的宪政制度和民主理念)与某些西方国家为了自己国家利益而对
“学生”的欺瞒凌辱这两者间的异同,那么就很可能因为后者的长期难以消除而
使我们丧失向现代制度转轨的信念;而这样的动摇,又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刺激急
遽转化对整个现代制度和西方文明的强烈敌意。其实,即使是其制度文化已经比
八国联军侵华时代更完善得多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大国的价值理念与国家利益之
间也依然经常奉行双重标准,正如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前辈学者在去年我国驻南
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野蛮轰炸之后所指出:美国和西欧各国对内实行民主对外推行强权是客观事实,一贯如此,可以并行不悖。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道德
标准。国人的逻辑往往是:行民主者应该是“好人”,好人就不该欺侮别人,如
果竟然欺侮别人,就说明你不是好人,那么民主也是假的。其实民主作为一种制
度,其精髓就是权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人或寡头专制。其
保证是一整套法制制度、游戏规则,外加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不论在
实践中有多少缺陷和“异化”,至今还在起作用,没有人能超越于这套规则之上。
但是在国际上尚无这样有约束力的机制,强权政治还在起作用。……但是必须把
(西方国家)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国内的民主制度分开。不能据此反证其在国内
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甚至进而认为“民主”、“自由”从根本上就不可取。毋宁
说正好相反,欧美国家之发达和强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得力于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
制度,这才使它有条件在国际上称霸。他们不平等对待弱小国家,但其本国人民
至少相对来说比任何其他制度的国家都享有更平等的权利。
所以,因为某些西方国家一定时刻的对外恃强凌弱,就一古脑儿地清算和否
定我们自己从传统制度的向现代制度转轨的整个方向,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
进程中一个很大的危险和陷阱;而其最典型代表,就是义和团运动和“文革”。
尤其要警惕的,是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与现代文化差异极大的社会环境中,
对现代制度和现代西方文化敌意的诱导,可能在极大范围内引发对本土落后文化
的鼓吹和对蒙昧主义基因的膨胀。义和团运动那种不加区别地将一切西洋人视为
邪恶无比、半人半畜的魔鬼,视一切西方文化为“猪教”(因“天主教”一词的
谐音)、“鬼教”,认定只是这些魔鬼对“天朝”神圣秩序的破坏才导致了中国
的亢旱等等一系列巨大的天灾人祸,甚至以中国民间宗教中最愚昧阴暗的巫术观
念为蓝本,而将西药视为蛊虫毒饵、将育婴堂视为洋人为了烧炼银子而割取中国
儿童心肾的魔窟、将入教洗礼视为洋牧师借机奸骗妇女、将光学照相视为洋人靠
挖中国人眼珠而变幻出的邪恶法术、将负责翻译国外书籍的“同文馆”和开始新
式教育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视为“妖气极重”的鬼域、将教堂使馆的久攻不下说成是因为“老鬼子”专以中国妇女的皮血和性器作盾牌的原故……,
无数这类在义和团运动中喧嚣振天、令懵懂相从的亿万国民血脉贲张的“彻底揭
露”和“愤怒声讨”,非但丝毫无助于国人认清列强压迫的真正性质、不能使之
对世界的认识程度有任何进步,反而只能驱使他们的世界观念坠入非理性和的泥
沼和逆现代性的狂热之中。
进一步说,不发达国家要在国际关系中成功地抗衡西方的恃强凌弱、甚至与
某些西方国家结盟而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以抗战时中国与盟国的关系为典型),尤其需要对现代世界政治格局、利益关系、文化异同等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精审的
运筹,而这更要以现代的理性精神和开放的世界观念为前提。反之,如义和团那
样对西方的文化、地理、宗教,以及导致工业社会之后列强向世界扩张的原因一
片茫然,甚至完全用《山海经》中的原始观念对之加以理解,其结果当然只能是
悲剧性的。
◎国内政治体制改革是理性对外、避免悲剧的基本前提
春秋
曾亲历庚子悲剧的五。四思想家在分析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时,都不约而同
地强调:清朝统治者的抗拒维新变法是酿成义和团运动的重大原因。比如蔡元培
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 义和团
' 之役,可谓顽固矣”;再如陈独秀在《克林德碑》(刊于《新青年》5 卷5 号)
中指出“五种原因造成了义和拳大乱”,它们是:国民中普遍的道教巫术信仰、
佛教信仰、孔教“尊王攘夷”的观念、传布儒释道三教且对国民影响广泛的传统
戏剧,而更直接的原因是: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
庚子事变,虽是西太后和载漪因为废立的事仇视各国公使,然还是少数,当时政
府中人,因为新旧之争,主张纵匪仇洋者,实居十之八九,……他们眼里,以为
各国夷人不懂中国圣贤的纲常礼教,都是禽兽;至于附和而且主张效法那禽兽的
中国人,不更可杀吗?所以他们戊戌年将一班附和禽兽的新党杀尽赶尽,还不痛
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的义和拳出来,要杀尽禽兽,他这班理
学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为根本解决了。
又如鲁迅在晚年写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仍然念念不忘提醒世人,
义和团运动乃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对改革的逆动:“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
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尽管多年以来,人们尽量回避义和团运动的以变法维新为死敌,但实际上这
原本是不言而喻的基本事实。比如镇压了戊戌变法的慈禧、顽固反对维新的儒学
名臣徐桐等人,乃是推动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的主使者,亦即鲁迅所说:作为对
维新运动的“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
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
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又是一九○○年的有
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又如一位极端仇视维新党人的守旧
派官僚,他得知慈禧屠杀戊戌“六君子”时的庆贺方式,不过是命戏班子演戏三
日,而当他又闻知义和团运动中杀戮了外国使馆人员以后,竟然要原来的戏班子
再连演二十天大戏!义和团运动中这种对变法维新的清算,甚至一直追溯到林则
徐魏源等人“师夷之长技”的主张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例如一位士大夫在给徐
桐的上书中竭力旌扬义和团法术之神、对洋人百战百胜之后,又声讨“魑魅”一
般的洋务派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魏源以刺夷情、识夷事、师夷长技著书,天
下承其谬者数十年,误事甚大。究之刺夷事、识夷情,则多增一买办之材;成就
一买办,则增多一汉奸。……夫既决然绝交,则此种败类(王毅注:指李鸿章、
盛宣怀等洋务派领袖),应须一扫而空,俾光天化日之下,无复魑魅之潜形,此
所以整齐一世之人也。既廓清腥秽,则电杆、铁路、商务、矿物,一切可以引致
洋人之端,皆当禁而止之,此所以整齐天下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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