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2752500284 于 2015-8-16 15:27 编辑
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的“穷人的教会”反对“穷人的政府”的政治阴影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空并没全部消退,现在地方政府有的主管宗教部门的领导对中央的宗教政策从理解到执行并非全部都能到位,因此不可避免的也出现了极个别的“麻烦制造者”,如浙江省内一些强拆十字架就是比较典型的事情。全国各地天主教会的房地产归还的进度还是很慢,离全面落实还有一段距离。中国政府一旦与梵蒂冈建交,可以使台湾的“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接近零的认识缺乏高度重视。 梵蒂冈教廷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对待中国采取“对抗”的一系列失败的作为缺乏正面的反思,因此前几年在上海发生的“马达钦事件”就是一件不该发生的“重蹈对抗”事件也就不足为奇。 梵蒂冈教廷需要冷静的耐心的理顺一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自选自圣”主教是如何发生的?教廷对中国教会的这两件事的产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是需要检讨的,如果一股脑儿的把责任推向中国政府一边,那是不客观的。梵蒂冈教廷60多年来,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可能将很多美元用在策反和渗透层面上,这些美元如果以基督的爱心用在帮助中国国内遭受地震、洪、旱灾害的灾民度过难关,重建家园上豈非更好,一能得上主的喜悦,二能提升教廷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正面形象,加大中、梵双方相向而行的速度,这何乐而不为?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份的传教经费却被那些搞“政治活动”的人中饱了私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由主教、神父、修女、教友所组成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全国各地的老一辈的创始人大多已不在世上)而香港教区有人宣扬由主教、神父、修女、教友组成的天主教爱国会在凌驾于教会和主教之上是否太没有说服力?如果当年上海教区主教马达钦兼任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主席,而一个爱国会的主席和一个教区的的主教是同一个人,你能说是谁在凌驾于谁?退一步来说,如一个教区的主教没有当上爱国会的主席,而爱国会的主席有权规定主教或神父在做弥撒讲道时要讲圣经第几章第几节吗?一个教区的全体教友在信仰上会不听主教而专听爱国会主席的话吗? 实际上中国天主教走爱国爱教的道路进行福传是符合中、梵双方根本利益的,因为中国政府得到了中国天主教爱国的承诺,因此对中国天主教会如何进行福传就没有必要去干涉,而梵蒂冈教廷得到了中国天主教要爱教的誓言,因此也没有必要去怀疑中国天主教会神长教友的忠贞的程度。只有中、梵双方都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中梵双方才能握手言和建交。如某一方只想自己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而不顾对方的需求,把对方当成是傻子,那么做任何事都不会成功的。 当今的中国天主教会主流情况是绝大多数天主教会是既爱国又爱教,但是不能不提出有极个别的地方天主教会的领导人既不爱国又不爱教,对国家和教会来说他就是一个“铁公鸡”,教会的钱就是他私人用的,这种人钻了中梵还没建交的空子,中国政府和梵蒂冈教廷对这种人只能是干瞪眼。有的教区70岁以上的老年教友有一半以上,却没有一个养老院,一年一次的“老人节”只需花费少量的糕点费用来招待老年教友开个茶话会都舍不得开,而国庆茶话会,圣诞茶话会,元旦春节茶话会,为了“节约开支”都被免开。 他们拿不出福传的教绩,那就大搞“教会的庆典”;什么“晋铎X周年庆典”;“ 晋牧X周年庆典” ;“生日X周年庆典”;用教会的传教经费慷慨的招待各方来宾,特别是自己老家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住宾馆、摆宴席光宗耀祖,一边收受各方来宾的红包,另一边又大肆收取老年教友的弥撒献金,也包含穷寡妇的几个小钱。对这种状况,地方政府不好干涉,生怕被指责是干涉宗教内部事务,而教廷更是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就这样在中梵还没建交之间,被个别的宗教投机份子钻了空子,大发教会庆典财,把广大教友“积在天上的钱”不义的转存在自己的口袋里。这类极个别既不爱国又不爱教的教会领导人对福传事业有害无益,并有很大的破坏性,我们大家要对背离基督的人,应该发出请他“悬崖勒马”的呼声!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开了口“反腐败全覆盖,不留死角”,希望教会个别有权的人不要掉以轻心。 由于教廷暂时无法消除以往曾经指使“穷人的教会”反对“穷人的政府”在中国政府头上的阴影,因此罗马教宗也就暂时无法行使在中国天主教会的“主教祝圣权”,而梵蒂冈就不与中国政府建交,难道“权欲”比“福传”还要“神圣”? 梵蒂冈教廷如果能反思一下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前自己做了一些是否符合耶稣基督创立的由伯多禄传下来的圣教会的教义的事,则对自己是有很大益处的: 1、 中世纪为了收复耶路撒冷圣城就发动十字军东征(在后期还组建“儿童十字军”) 2、 中世纪为了控制思想对在家看阅圣经的教徒进行抓捕投送监牢。 3、 与东正教进行上千年的互相“绝罚”。 4、 十六世纪对马丁路德开创的新教大开杀戒,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宗教战争。 5、 在中世纪一手制造了世界版的错案,傲慢而又错误的惩罚了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神父和意大利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伽利略。 6、 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他到世上来不是审判人,而是来拯救人的。但是在中世纪,教廷却在欧洲成立了“宗教裁判所”审判持不同政见和教见的人(特别在西班牙最为严重)。 7、 在公元1645年到1939年止批准了多明我会对耶稣会的17条指控推翻了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模式制造了“中国礼议之争”损失了一个“天主教的中国”。 8、 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纳粹分子残酷屠杀600万犹太人,梵蒂冈教廷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德国法西斯垮台后,教廷内有人还帮助纳粹份子逃亡到西班牙和阿根廷、巴西等国逃避正义的审判。 9、 上世纪五十年代,罗马教廷指使“穷人的教会”去对抗“穷人的政府”,上海教区龚品梅主教是代表人物。 自“梵二大公会议”召开后至今,我们希望教廷在历史上欠下天主的一万“塔冷通”都被赦免了,但是如对中国天主教会因有“天主教爱国会”和“自选自圣”主教而“欠下”教廷一百个“德纳”而被教廷抓住“颈脖”不放,我们在天上的父会有何感触?我们极不愿意玛窦福音18章32-35节的话用在我们的教廷身上! 保禄曾经说过很多人不愿意听也很难做到的话:“尽管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却甘心成为大众的仆人,为了尽量争取众多的人;对犹太人我是犹太人,为了争取犹太人;对处在律法下的人,我像在律法下的人——尽管我不是——为的是争取律法下的人;对律法外的人,我像律法外的人,尽管我不是在律法外而在基督法律之下,为的是争取律法外的人。对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的是争取软弱的人。我甘心成为一切人的一切,为的是拯救一切人。这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目的是在于能和他人分享福音的恩惠(格前9章19-23)我们非常诚意的问一下教廷,保禄为了传福音的缘故,甘愿成为一切人的一切应该吗?我们能不能学一学保禄的勇敢精神? 梵蒂冈教廷为了要使教宗能在中国天主教会获得“主教祝圣权”, 只有消除中国政府对罗马教宗可能会祝圣那些指使“穷人的教会”去反对“穷人的政府”的主教及进行“颜色革命”的主教的担扰。当今教宗方济各不会利用“主教祝圣权”去祝圣上述二类情况的主教,但是要让中国政府放下心来,这中间还有一段路要走,因此最佳方案,那就是搁置争议,先建交,在建交之前,大家多多会晤和对话,不要被周围那些从阴暗角落里飞出来的“苍蝇和蚊子”的杂叫声搞混自己的头脑。我相信,当13亿多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和12亿多的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握手言和之时,“主教祝圣权”一定会回到罗马教宗的手上来的。 当今世界的战争阴影始终不退,全世界都在搞军演,这些军演实际 上好像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准备?由于有几个大国储存了足以能毁灭世界的“核武”,因此罗马教廷和罗马教宗要成为天主的“和平工具”尤为迫切和重要,前不久曾暴露有几个基地恐怖份子企图潜入罗马梵蒂冈进行罪恶活动,虽然被粉碎,但这件事不得不引起全世界12亿天主教徒的高度警惕! 教宗方济各在劝和了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后,也需要提醒美国亚太需要和平,而不是什么“亚太再平衡”,所谓“亚太再平衡”实是美国带领日本大肆在亚太扩张军力,为了保持霸主的地位,特别是日本的右翼军国主义正在“死灰复燃”,世界和平正在受到威胁。 最近中国主席习近平发出了具有21世纪智慧的语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值得引起我们的教宗方济各高度的重视。“人民有信仰”毫无疑问的是包含了我们基督的信仰。他暗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7000万基督徒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联合国中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捍卫世界和平的一个坚石,一旦中、梵建交将对世界和平提供强大的正能量! 世上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为了福传的需要,为了世界和平的需要,梵蒂冈教徒和教宗方济各充分发挥圣伯多禄圣保禄的智慧和勇气,抓住机遇,搁置争议,从速与中国政府建交。我们希望在基督再临这个世界之前,我们的教宗是天主的一个伟大的“和平工具” 赣若瑟 201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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