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3-7-25 04:11 编辑
今年春节以后，天主教在线出现了“五毛围城”的热闹局面，大量五毛、准五毛、圣奴隶在本论坛大肆鼓吹中式“爱国主义”，明枪暗箭地攻击圣教会。其中有一派人士，我暂且称之为“怨妇派”，主要手段是抱怨某个历史时期某教宗、某枢机“错误”的决定，丧失了与共党和好的机会，以致教会横招劫难云云。代表人物有Qz130、沪若望、刘幼民等。老夫曾撰写多篇文章，以无可争议的事实予以驳斥，但qc130、刘幼民等人对老夫的文章佯作不知，如老僧入定一般，变本加厉地将其谬论一遍又一遍往论坛上发。而沪若望在受到网友们的驳斥后，变换马甲在网上鸣冤叫屈。老夫只好降尊纡贵，再次给五毛们上上历史课，希望五毛们能出来公开答辩。 第一课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 沪若望认为毛共的军队是“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解救了处于“水深火热”受到“三座大山”压迫的广大穷人”。 如果是三十年前，拿这番话来忽悠人，还会有一定的市场，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处于一个巨大的“巴贝尔塔”中，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今天，去忽悠“乌有之乡”网民，或许还会有人相信，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还是有的。但在这个论坛，不知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一九五九年）庐山七月三十一日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182页。 你可曾见过靠外国侵略者让本国穷苦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事情？从毛太祖的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氏纯粹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 “数风流人数，还看今朝”，证明毛氏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心理无异。 二则，不看广告看疗效。广大穷人在推翻“三座大山”后过上好日子了吗？“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其中规定：各级政府征收公粮的政策，中央政府所征公粮在新解放区不得超过农业收入的17％；地方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15％。应按照各户实际收入规定其公粮征收额，最高不得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60％，特殊情形不得超过80％。 占中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上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怎能说“过上了好日子”？在“三年自然灾害”年间，很多地方农民的公粮负担超过50%，形成饿殍遍野的场面。 三则，吾主耶稣比喻中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拥有一颗“纯爱（Agape）”的心，他对仇雠都很有爱心，这是一种来自天主圣神的良善。而毛左则讲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实在是弱智之举。 逆贼qc130则一遍遍攻击于斌枢机，虽屡教而不改。 该逆煞有介事地说道： 如果当时国民党能放下一己之私顺应民心，放弃独裁专制进行改革也会与意大利相似，共产党在中国只是一个大的政党而已…… 我在上学的时候，教科书上写“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引发内战”。奸逆qc130也试图这样传递洗脑信息，实际上即便用大陆的“百度百科”，搜索“解放战争”这一词条， 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对于战争的起因，该百科写到：“但中共中央以扩张地盘和实力为首要考量，从未遵守中国战区统帅的命令……1946年4月15日，中共在苏军撤走长春一个小时内突袭长春机场并占领长春，随后紧随撤退的苏军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稍有政治、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场内战的起因，国民政府希望早日制定宪法，其中有一项便是 “军队国家化”，这本是现代政治的基石。但武装割据是中G的“优良传统”，“军队国家化”等于要了其命根子。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元气大伤，共军在苏俄的支持下，更加有恃无恐地攻城略地，战争便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逆贼qc130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样的话，“（于斌）抉择悖民心、逆潮流，效忠政党、政权，支持生灵凃炭的内战，这是一个没有良知底线且非常糟糕的错误抉择，他毁了中国教会。” 该逆的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实际上自民国二十六年（主历一九二七年）年，中G有了武装力量那天开始，至“新中国”成立，恰恰是国共内战后期，也就是于斌总主教担任国大主席期间，天主教会受镰刀斧头帮的迫害的最轻。 于斌刚圣神父那年（民国十七年，主历一九二八年），共党的彭湃在海丰建立的“海丰公社”，就有四个天主教中心被烧毁，上千名信徒逃散，其中五百人丧生（《中国基督徒史》，沙百里著，光启出版社，民国九十四年第一版，P316）。民国卅九（主历一九四〇）年，“国共合作期间”，八路军抓捕了已加入中国国籍、在敌后担任救助任务的雷鸣远神父，被折磨致死。民国卅六（主历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圣母神慰院的全部修士被共军充军，修院被烧，不少修士被折磨致死。在一九四七年的一年中，至少有五十八为神父、六十位修士、十三位修女遭屠杀，其他病死狱中及失踪者更无法计算。（《中国天主教史》，穆启蒙著，光启文化出版，民国九十三年六月第五版，P140）。 国共内战后期，G迫害天主教会的行为戛然而止。穆启蒙（Joseph Motte）所著的《中国天主教史》中写道：“一九四八年末，战术转变，共党到处声明”信仰自由“，有些神父被释放了，也有几处教堂发还了。转变的原因不猜测：共党正开始所谓的过江解放江南，认为此时不宜多树立敌人。（同上，P141） 可见共党在对待天主教会，有于斌半斤，无于斌八两（老式称是十六进制）。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从未说天主教被“革新”是因为于斌枢机。整治天主圣教的最大借口是“圣母军”。从其他方面也可以佐证老夫的观点： 一、在没有“国大主席于斌”的朝鲜、越南、波兰等共党掌权国家，天主圣教照样被迫害，北朝鲜早已将曾经欣欣向荣的天主教会赶尽杀绝。这种结局，先教宗比约第十二在一九三七年发布的《预许救主》通喻中早有预测。可见共党与天主圣教交恶是由其性质决定，而非于斌。 二、有人可能会问，于斌是否是双方交恶的导火索呢，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一峰骆驼？问这问题的人显然不了解当代教会史。于斌总主教是民国卅八（主历一九四九）年初荣列“战犯”名单的。在那一年共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翻天覆地恺而慷”之际，并未宣布因为有于斌这等战犯而清算天主教会。教会的厄运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那年的借口是“圣母军”，接下来是一九五五年“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再接下来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从未说天主教被“革新”是因为于斌总主教这个“战犯”。这是支撑我的观点的最直接的证据。 三、基督新教没有于斌总主教这样的人物，一样没有幸免，反而是先天主教被“革新”的。 综上所述，逆贼qc130所说的“于斌总主教“效忠蒋政权”，从而使中国教会与后来的中共中央政府的关系“未交先恶”，是不成立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逻辑”，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说法。 最可笑的是该逆贼声称“1949年1月于斌总主教成为毛泽东钦定的战犯，这反应了中共高层对中国天主教会的政治思考与政策已经成熟”。这种说法过于荒唐可笑，因为在中G的战争史和司法史上，“战犯”是一个贻笑大方的词汇。比方说吧，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都在追缉反人类的法西斯战犯，时至今日，以色列的特工们仍在世界各个角落搜寻曾经迫害过犹太人、至今健在的纳粹余孽。而且像德国这样勇于承认错误的国家，本国的司法机关也侦办纳粹党徒，电影《生死朗读》就讲述这样的故事。日本虽然没有过多的逮捕本国战犯，但积极配合盟军，电影《我想成为贝壳》里那个倒霉的清水丰松，就是被本国宪兵抓走，移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 世界上唯一对法西斯战犯仁慈的政权就是毛共。本来，在抗战过程中，中G基本上在后方发展，并未抓捕几个倭寇。一九五〇年，苏俄转交给中G九百八十二名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献血的战犯。随后，这批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进入了“天堂”，中共拿出三百六十六万元，为战犯们建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和露天舞台，每日三餐细粮供应，而为了打朝鲜战争，东北的老百姓当时基本上是窝窝头的生活水平。后来，这些战犯一个没杀，全部释放。有人说，中G宽宏大量、不计旧恶。可老夫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对同时期几百万“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也这样宽宏大量呢？ 民国卅七年和民国卅八年，中G要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分两批公布五十八名“国民党战犯”名单。这份名单甚是可笑，因为“战犯”者，通常指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变态恶魔，如在杀害俘虏、屠戮平民、使用国际公约禁止的武器的人。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关押的战犯中不乏其人，如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制造多次血惺惨案的日军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一四九师团中将师团长的佐佐木到一等。而共党所列之战犯，有地质学家翁文灏、教育家朱家骅、宗教界人士于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人士指使、或亲自参与过屠杀、放毒等行为。将他们列为“战犯”，是对现代法律精神的践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 从上述我列举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毛共的“心路历程”。毛酋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了“一边倒”的理念，也就是凡是与苏俄沾边的，坏的也是好的。苏俄红军在东北烧杀淫掠，一个字都不许提。对日本，则是另一番心态，用天主教在线网友“以善胜恶”的话讲，就是“感谢！”。但对于帮助中国最大的美国，毛酋坚决抵制，好的也成为坏的，比如一生在中国教书育人、致力于中美友好，并在南京等着和中共接触的司徒雷登先生，被迫“夹着皮包逃跑了”。 毛共当时的心态极不成熟，才会造成对真正的战犯当祖宗，将非战斗人员列为战犯的笑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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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25 04: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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