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的中国教会经验 徐锦尧
过去十年，我曾去过大陆很多修院教书和交流，也去过不少教区為主教、神父、修女、教友做训练，也多次主持退省。
我主持的，通常都是密集的训练，最密集的一次是连续十天，每天八小时。
参加者通常都十分踊跃而热诚，这是我在大陆以外的地方很少见到的。例如，有些教友们甚至会带备米、菜、被舖等往教堂参加这些训练。其中有一次的训练班约有四百多人，还有些不得其门而入，只好站在教堂的窗口旁听。
最近六、七年来，我几乎可以在大陆所有教堂公开做主日弥撒和讲道理。我也曾有两次在武汉的基督教中南神学院，讲授我所著的伦理六书蜕变、成长、群居、探索、修身、新民。
至於我的著作，大的、小的共三十多种，所有这些书本都可以带进大陆。其中一本《正视人生的信仰》－－天主教慕道手册，更由上海光啟出版社以简体字刊印发行，现在全国所有教区都有了这本书。《家庭‧民主‧信仰》这本书也进了大陆。上述六本一套的伦理书，也在大陆重印了。还有一些小册子，共廿多本，主题涉及世界、边缘人、选举、法治、反思中国……。有一次我带香港学生去东莞与那裡的中学生交流，我把这些书都送给了他们。
我九六年开始也正式与大学交流。首先是武汉华中理工大学，是应文学院和哲学系邀请的。我在大学的大讲堂中，用了三天的时间，公开地与那些本科生、研究生和教授等，畅谈香港问题、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中国人的素质等他们要求的课题。
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也请我讲关於公民教育的问题。
我曾多次与国家教育委员会交流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至於大陆的学者来香港探讨道德教育时，多往中文大学或教育署寻找资料，他们多会被转介来找我谈一谈。
除我个人以外，教研中心於五、六年前开始往中国大陆作正式的官方探访，拜访国务院宗教局、地方的宗教局、统战部、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所等。我们也有组团前往不同的教区交流。学生交流团多是透过香港新华社协助办理，因為单靠我们自己是较难接触到大陆的各个部门的。
学生交流所用的方式是促进两地学生间的对谈，例如我们带三十多个学生去，他们也派来三十多个学生，於是分成三个对三个，六人一组对谈。这对香港学生来说，也是十分好的经验。
九五年十二月，我们中心举办了一次破天荒的「中港交流会」，主题是「社会变迁与教会回应」。我们从大陆邀请了廿二人来港参加，其中十位是教会人士，另外十二位是政府、宗教局及研究所人士。香港的参加者则有四十多人。
五年前开始，我们中心邀请大陆的神父来港受训，每次约十五、六人，為期六週，住在教研中心。训练期间带他们去接触香港不同的人士和机构。去年起也请修女来港，第一批共十九人，来自十多个省市，為期三週。这种训练，我们打算长期举办下去。
我除了以神父身份协助大陆教会外，他们都知道我是香港新华社的地区事务顾问，也是香港第一届行政长官和临时立法会的推选委员会委员，也知道我过去十年都有去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帮助教会和教师的培训工作。
过去十多年来，我成功地建立了和大陆的良好关系，因為我严格地遵守下面一些守则或者方法：
第一个守则或方法是：求同存异，即找寻彼此的共同点，而搁置或暂时放下不同的地方。举例来说，如果我要说的东西共有一百点，其中廿五点是我喜欢讲，他们也喜欢我讲的。另外廿五点是我喜欢讲，他们不会讲，但却喜欢我讲的。再有廿五点是我喜欢讲，而他们不喜欢但也不介意我讲，或至少会容忍我讲的。最后廿五点则是我喜欢讲，但他们不想我讲，也不容许我讲的。我的方法是：从我和他们都喜欢的那一端开始，即从我们共同的关注点开始。我暂时会不触及他们不想我讲的部分。
我认為回大陆，就是作他们的客人，我会客随主便，遵守主人家的游戏规则。
其实我所讲的，有些也是他们很喜欢听的。例如我常引用胡枢机所说的：我们有三重身份－－香港人、中国人、基督徒。是香港人，所以我们不会移民；是中国人，因為我们的民族和文化的根都在中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世界性的胸襟和视野。他们很肯定我们的这种看法。
当我讲到那些他们不喜欢，而却能容忍的事时，我会格外小心。我不会刻意刺激他们。例如我讲及节育、堕胎时，我讲的是天主教的立场，说我们教友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我说如果教友们遵守教会的教训，根本便可以不必堕胎。我不会说政府应该怎样，或其他老百姓应该怎样。我没有权去教训别人。
最初回大陆时，我也有相当大的恐惧。例如有一次我在二楼向修士们讲话，他们告诉我已安装了扩音器传送到楼下。这裡可有两个解释，一是他们在监听我讲的东西；二是他们这样作只是為修士著想，因為如果有教授在一起听，修生的发问便没有那麼自由了。我深知我当时对他们来说仍是陌生人，他们要知道我讲什麼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不会对此反感。相反地，我倒愿意他们直接来听我讲话，而不是靠由别人打报告说我在讲什麼。
第二个守则或方法是：我主张立体的信仰观。我不会以天主教教义為唯一的中心点，更加不会唯我独尊。我不是来传教，不是来救世，我是来分享、来接触，甚至来学习。如果用一个金字塔作比喻，我认為圣经是啟示真理，文化是发现真理，我们是经验或验证真理。三者都是同一的真理。换句话说，三者可以殊途同归。基督徒对真理没有垄断权，神也可以透过文化、在我们良心和生活经验中去啟示真理、施行救恩。
用这个角度来「福传」，他们会听得入耳，至少不会有反感，并知道基督徒不是来设独家店以售卖真理。这样，他们会比较舒服，在我面前也比较有安全感，而不会感到教会是一种威胁。
第三个方法或守则是：我是完全不反共的。我不单只在口头上不反共，我更与他们做朋友，和他们真正地交流，而不是以交流為名，以皈化别人為实。
我相信不同宗教、不同意型态的人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天主教可以藉此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改变。这当然是源於梵蒂岗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四个说法：我们是一个旅途中的教会、罪人的教会、一个要不断自我净化的教会、一个要迈向真理的教会。因此，教会不可以自以為是救世主，传道员不可以有一种霸道的气势。因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并不懂得全部真理，我们也有很多偏私和偏见。
我告诉他们，梵二对无神主义也不是一刀切的。因為无神主义其实是在有神主义之后產生，即是说，无神主义的產生，信教的人要负上很大的责任。因為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丑化和扭曲了神的形像，使别人不能接受神。
梵二也说，我们今日对神的概念比较完整，也是因為我们除了从自己的传统中汲取精华外，也向别的宗教，甚至向无神主义者学习。我觉得讲这些东西很重要，使他们感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胸襟，我来绝不是教训他们、谴责他们。
第四个方法或守则是：我是表裡一致的，我不会带著任何不可告人的任务或hidden agenda到他们那裡去。我来讲什麼就是什麼，背后完全没有别的目的。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我真是如此，所以对我便產生了信任。可是，不少到大陆去交流的人士，表面是去做一点东西，背后却有一大堆别的东西，这会令他们很恐惧。
最后一个方法或守则是：我绝对尊重对方的游戏规则。
有一次，有一个修会组团往内地交流，原计划一行十人，但其中两人不获准进去，於是他们便取消该计划，即连该可以去的八个也不去了。后来他们问我若遇到此情形，我会怎样做。我告诉他们我会倒过来，即使八个不能去，只有两人能去，我仍会去。我会争取任何机会，我会尊重他们的游戏规则。他们准许我全部人去，我会感谢主；他们准许我一半人去，我也会感谢主！
这是我过去十多年来在国内工作所用的方法和遵守的规则。但说我过去在中国的工作一帆风顺，那是绝不正确的。我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彼此的信任。
记得我第一次回国时，我基本上只能和修院的教授见见面，并未能直接和修士谈话。第二年，我可以和修士们分享数十分鐘的信仰了。第三年，已经可以用一天的时间去分享。然后是三天，然后是五天、十天……每天八个小时！十天就是八十小时，差不多等於大学裡的三个学分了！
我在中国的工作略有小成，除了我乐於用上述的方法外，更是由於我基本对中国加以肯定和信任。我肯定中国是正在开放和进步的，它也是真正的為中国人做过好事（当然也做过坏事）。
我相信中国，但在香港有很多人并不相信。有一次大陆的朋友向我挑战，问我：「你们说你们香港、台湾有宗教自由，而说我们没有。但為什麼我们的教友可以在几年内翻了一翻，而你们不断传教几十年，来来去去仍是只得廿多万呢﹖」我细想起来，这确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陆不单教友越来越多，所印的圣经也是全球之冠的。据统计，过去十多年来，国内共印了一千八百万本圣经，这个大数目是全球华人教会从未有过的。
九六年我去美国演讲，遇到来自国内的十位神父和修士留学生，这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要到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大本营去留学，怎麼可能！但现在，已约有一百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在欧美各国留学了。在我看来，中国已经走上一条开放的不归路。它真的是在进步，她需要我们的肯定，也需要我们和她一起走。
如果说中国政府不值得我们支持，因為它有太多的不是，我又会想起其他国家的经验。例如，欧洲工业革命初期，或欧美仍有奴隶制度的时代，当时部分人民不是苦不堪言吗？但教会在当时却默默地在社会中，和这些不太正义的政权合作，做了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如果没有教会，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不知有多悲惨。
但对於中国，教会却不採取同一的立场，而要她先是一个「好」国家才肯与她合作。直到现在，教会和中国政府仍未找到共同的语言，基督徒至今仍是反共的，并认定有神与无神，好像水火般不能相容。
教会的反共形式很多样化。例如，我在修院时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同学，一次，他咬牙切齿的说：「共產党是史太林的儿子！史太林是魔鬼的儿子！」。我觉得如果教会继续坚持这个态度，又要求中国让教会有传教的自由，这是很荒谬的。你是要人家让你传一个反对她的宗教吗﹖
另有一次，有一位来自潮州的教友在晚上来找我，要谈一个在国内发生的圣蹟。他说耶穌多次显现在一堵墻上。我问他有谁见过这个圣蹟，他说只有好教友才看到，公开教会的人和共產党人是绝不会看到的。我觉得无论他所说的耶穌显现是真是假，这显然是一个反共的「圣蹟」。当中国政府拘捕这些人时，永远说是因為他们分化人民，而国外人士则永远说是宗教迫害。
我对中国的肯定，也是因為我看到中国本身有很多局限。有一次，一位中国官员对我说：「你们常说我们没有法治，你知道為什麼吗﹖中国这麼大，如果真的要有像你们香港的法治，我们最少需要三十万律师；但现时中国只有三万。其餘的廿七万我们只有努力用土法来製造了。」面对这些情况，我除了心痛和焦急外，那还有心情去谴责呢？
九七年初，香港的一个法律学会邀请我参加一个关於中国刑事法的讨论会，我发现，原来中国在十年前已开始重视法治，并作出有关的部署了。所以，在中国裡面其实已有很多事在发生，可惜我们只是做旁观者，或只管责骂他们，而不参与其中。究竟基督徒要怎样作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呢﹖
我觉得，在面对中国时，西方世界总想教训中国、拯救中国，其实这是我们内心的「真理霸」和「信仰霸」在作祟。我们要主宰世界，我们要把我们认為最好的东西给人，并硬要人接受。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塑造或巩固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个趋向单元化的世界。这会是天主的旨意吗？
我们希望知识当道、民主当道、法治当道、好人当道，其实最后是强者当道。但我认為，即使是好人，也是不应当道的。这个世界属於全体人民，不论强者或弱者。这个世界属於天主，他是眾人之父，我们彼此都是兄弟姊妹。未来的大同世界要求我们学会肯定自己而欣赏别人，并要互相学习、扎根本地、放眼世界，一个多元而美丽的新世界。
先父在我九岁时已经去世。但他在我三、四岁时，已教我唸古诗、三字经、千字文等，使我对中国有一份很自然的好感，包括中国的河山、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物和伟大的事物。我对做中国人很感自豪，我认為中国文化是人类的宝贵遗產，有助於世界大同的创建。如果要我屈从於欧美的文化，完全接受她们的价值观，我是很不服气的。没有中国文化，我认為是人类的损失。
因此，我作為一个中国神父，就要参与中国的更新和改革，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参与。我不是中国的救世者，我是中国的子女，我要与中国同行。如果中国走得慢，便与她一起慢步的走；如果她走得快，便与她快步走；如果她跌倒了，我会和她一起蹲下来。
我和中国、中国人要扎实地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己走了数千年，我们还要努力的走下去，直到找到一条属於我们的路。
我相信德国的教会，德国的人民都会支持我们、陪伴我们，让我们在主内彼此代祷，一起进步，以促成天国的来临。谢谢﹗ |
|
发表于 2008-8-2 15:44:34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