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五四运动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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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五四运动与基督教



(历史文化学院08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 王德硕)


摘要：
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其精神是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基督教积极响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基督教救国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但五四运动对基督教的主流态度是反对，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下的非基运动更是对基督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促使了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展开。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大势下，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关键词：五四运动
非基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本色化运动
五四运动与基督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早就有人关注。1921年5月5日中华续行委办会在上海举行第九次年会时就重点讨论了新文化（新思潮）运动与中国基督教的关系。在会上，刘廷芳、毕来思、柴约翰、罗运炎分别作了《新文化运动中宣教师的责任》、《中国新思潮与基督教的关系》、《基督教与中国的新思潮》、《新思潮和基督教》的演讲。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的影响作了阐发。但此时五四运动对基督教的深远影响还未完全显现，所以他们的研究尚不完全。
之后对此问题研究比较全面的是张钦士的《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京华印书局，1927）。笔者仅见转引的资料和观点，未见全书。还有王治心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的第二十章，主要介绍了非基运动和本色化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对此问题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基督教在大陆的迅猛传播，学者对又开始关注此问题，港台和大陆都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香港李志刚先生写了《五四运动与中国基督教复兴之探讨》一文（收在《百年烟云、沧海一粟：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一书中，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台湾赵天恩牧师在《当代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一书的附录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大陆学者对此问题的专题论文和专著，笔者未见。但在一些论著中对此问题有所阐释。有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六章；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的第五章。此外还有章开沅题为《基督教与五四运动》的演讲，收在《传播和植根——基督教与中西历史文化交流论集》一书中。笔者拟在前辈学人研究基础之上对五四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作一番爬梳。

一、释名：五四运动和基督教是什么？


在阐释五四运动和基督教的关系前，有必要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厘定。
对于五四运动这个概念，学界已有定论。认为其有广狭两种涵义：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了山东问题所举行的示威游行，是一个爱国运动。狭义的五四运动又称为五四事件；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五四事件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文所论述的五四运动是广义的。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间跨度却是一个混乱的问题。哪段时间才算是五四时期呢？就连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陈独秀认为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他写该文的年代是1938年。[1]何干之认为，五四运动始于《新青年》创刊，终止于科玄论战结束之际，即从1915年9月到1923年12月。[2]周策纵认为五四时期应限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段时间内，其理由是运动的主要事件大多发生在1917年初到1921年底这五年时间内。而且1920年后，运动更多是在直接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来，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的忽视了。作者随即指出五四时期不能严格地限制在这些年内。[3]
笔者认为，五四时期应开始于《新青年》的创刊，终止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也就是1919年到1921年这段时期内。把《新青年》创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基本上是现代学界的共识。之所以以中共成立作为下限是因为五四运动被界定为一种文化运动和思想运动。中共成立标志着这场运动已由思想文化领域转向了变革社会的实际行动上了。
其实还是周策纵先生说的明白，不能严格限定五四运动的时期，必须把五四运动看作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事实上它是中国在经历了上一世纪西方的冲击后，实行变革以适应现代世界的漫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却又巨变迭起的时期。[4]
至于“基督教”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宽泛了。本文所指的基督教主要包括三层涵义。第一，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可称为基督教信仰；第二，指基督教会，也包括教会学校和其他基督教组织；第三，指基督教文化，包括基督教的道德观、价值观，文学观……借用基督教的一个术语，可称之为“三位一体”。本文在论述五四运动和基督教的关系时，拟就这三种层面分别考察。

二、批判与排斥



——五四运动对基督教的主流态度


在论述这个主题前有必要先谈一下五四运动前基督教的传播概况。
（一）
五四运动前基督教的传播概况
五四运动以前的基督教传播有三个点值得注意。其一是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始了新一轮的传教活动，这时的传教是秘密的，影响并不大；其二是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但他们的传教却遭到中国人民异乎强烈的抵制和反抗。终于酿成了第三点：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给中国的基督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成为一个契机：首先，基督教开始转变其传教策略，教会开始包容中国文化，拉拢士绅阶层，兴办高等教育，希望走上层的传教道路。同时也加快了内部的改革。[5]其次，清政府也实施一系列的改良政策，其中包括允许更大的传教。这时基督教来华可以说迎来了一个春天，步入黄金时代。
在1905——1915十年间，来华宣教士猛增55%，全国信徒从1900年的8500人增加至1920年的366527人。外教会从300所发展到10000所。创办了14所教会大学，著名的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6]
（二）
五四运动对基督教的态度
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新时代。这就是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思想来启迪国人的心智，以达到改造衰败中国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组织了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大讨论。赵天恩先生认为，经过这次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宗教（基督教）的态度可分为四种：一是取代说；二是选取说；三是拒绝说；四是二元论。[7]笔者认为，中国知识界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可分为三种:一是激烈反对，代表人物有朱执信和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二是理性反对：代表人物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星拱；三是不反对也不提倡，代表人物有周作人、田汉、梁漱溟、屠孝实。下面分别论述这三种态度。

1、激烈反对
朱执信对基督教的态度主要体现在《耶稣是什么东西》一文中。大家应该注意一下，本文的发表时间是1915年的圣诞节。[8]他在此文中把耶稣分为历史上的耶稣、圣经上的耶稣、新教徒里的耶稣、新理想主义哲学家的耶稣和托尔斯泰的耶稣。历史上的耶稣是罗马军官和玛利亚的私生子，在历史上其实无足轻重，新理想主义哲学家和托尔斯泰的耶稣都是一时被利用的。所以要说明耶稣是什么东西就要看圣经里头新旧教徒的耶稣。他下了一个结论：耶稣是口是心非、偏狭利己、善怒、好复仇的一个偶像。他也认为圣经上的耶稣是讲讲平等的，讲博爱的，有许多爱人如己的话头，并且山上宝训的几条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当时的基督教会是在是自私自利的偏狭善怒的复仇的把基督教的真正好处都灭失了。[9]
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王光祈、周太玄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大多对宗教没有好感，其中一些人持激烈的反对态度。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评议部主任左舜生代表巴黎的一些成员提出：凡有宗教信仰者，不得介绍为本会会员,并主张已入本会而有宗教信仰者自请出会。[10]

2、理性反对
蔡元培主张以美育取代宗教。他在《以美育代宗教》一文中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情感。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随着科学的进步，文化发展，“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唯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用宗教来培养人的美感，往往会受到宗教负面作用的影响。因此他提出“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11]
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较为独特，他把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分开考察。他说，“我们批评基督教，应该分基督教和基督教会两面观察。”[12]他一方面反对基督教会，因为教会排斥科学。“在欧洲的中世，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义，压迫自由思想家，他们所造的罪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另一方面他又提倡“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待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液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他认为耶稣教我们的有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13]笔者认为，其实陈独秀提倡的是一种基督教文化。他对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会是反对的。理由就是与科学不相容。
胡适认为对基督教应该有两种态度。第一是容忍（Toleration）；第二是了解（Understanding）。承认人人有信仰的自由，又承认基督徒在相当范围内有传教的自由，这是容忍。研究基督教的经典和历史，知道它在历史上造的福与做的孽，知道它那一部分是精华，那一部分是糟粕，这是了解。他认为基督教的迷信、神学是糟粕应当抛弃，基督教的道德教训有一部分可以保存。[14]
王星拱是科学家，他站在科学的立场认为宗教是神秘主义，对科学坏处多于好处，因此要反对宗教。[15]
3、不反对也不提倡
这一主张的提倡者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对基督教并不反对。他们不反对的理由却各不相同。田汉是出于维护信仰自由；梁漱溟是肯定宗教有给人以精神慰藉的价值；屠孝实是把宗教看成一种学术，认为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周作人是看到了宗教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界对待基督教的主流态度是反对的。他们反对的其实是基督教信仰，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有人也反对基督教会，如陈独秀。他们对基督教文化不但不反对反而持欢迎的态度，如胡适、陈独秀。就连朱执信也是肯定基督教文化的。另外，其实基督教文化对当时的文学革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早在五四先贤们提倡白话文之前20多年，就有一批默默无闻的基督徒在使用白话文翻译圣经。从1891年11月开始翻译，到1919年1月全书面世。也就是今天普及的和合本圣经。
（三）
五四运动影响下的非基督教运动
五四运动中展开的仅仅是对基督教（宗教）文字上的批判，但五四运动对基督教的冲击不仅限于此，对基督教造成更严重的冲击的是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下的非基督教运动。不但有文字上的反对，更有事实上的攻击，实施有组织的活动，直接使基督教成为众矢之的。
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是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The 11th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Conference）定于1922年4月4日至9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这不过是一寻常的宗教聚会，却引起了非基督徒的反对。他们听说4月有这样一个聚会，在3月就开始反对。
3月9日发表一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主要内容是把基督教和教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是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反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16]
3月15日上海《先驱》杂志出版一张《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特号》，登载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通电、组织章程，表明宗教与科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反科学，更是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
3月21日北京各校有77人发电组织“非基督教同盟大会”，并发表宣言，其中有几句决绝的话“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17]
6月发表《非宗教论》，载有蔡元培、陈独秀、李石曾、罗素、汪精卫、李大钊、朱执信等人的反对基督教的言论。引起全国学生界的响应，于是函电纷驰，对于教会不无仇视。
12月7日非基督教同盟决定于圣诞节前后的那个星期（22日——28日）举行大规模的反教活动，称为“非基督教周”。
由此影响全国，在广州尤为激烈。教堂、教会学校莫不受到冲击。闽、浙、湘、苏、赣、鄂等处常有捕捉牧师反缚戴纸帽游行市中的做法，且有因而丧命的基督徒。教会机关有被占为非基督教的办事处，有的教会学校也被迫停办。
有见于此，北大的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教授于1922年3月31日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梁启超、陈衡哲、常乃德等人也发表文章批评非基督教同盟。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认为非基运动是野蛮倒退的，是违反信仰自由精神的。在他们反对后，非基运动的风波才平息下来。
（四）
原因探析
五四运动批判基督教，非基运动排斥基督教，原因何在？笔者综合前辈学人的观点，认为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反孔”与“非耶”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杨天宏认为，基督教和儒学都是中世纪沿袭下来的传统精神权威。五四否定中国的儒学，当然没理由把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先进思想家严厉批判已经开始失去灵光的基督教看做神圣不可侵犯。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运动，其发起者以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后继者自居，不可不受他们人文主义的思想的影响，对宗教持批判的态度。[18]
第二，中国人所具有的中西文化地位平等的意识导致的。列文森认为，中国人被迫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产生反对儒教反对传统的思想后，为了寻找一种文化上的心理平衡，把基督教挑选出来作为儒学的难兄难弟。这样，儒教向工业主义投降就不会看成中国向西方投降了，因为基督教也向工业主义投降了。其实用科学来反对基督教正说明中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自信。[19]
第三，盲目地推崇理性导致了盲目地反对宗教。林毓生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浪漫式的思想运动，他们是提倡科学，推崇理性，说是西洋启蒙运动在中国的重现。其实，理性的要求已被浪漫性要求所掩盖。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盲目地反对宗教，也并非不可理解的事。[20]
第四，在鸦片战争后，基督教的传播伴随着不平等条约而来。基督教被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反对和排斥基督教是必然的。
第五，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只看到了西方的先进，却没有仔细思考先进的原因。很少有人去分析基督教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三、回应与反思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和本色化运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的中国基督徒可以分为两派：一是福音派，二是自由派。两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应也不一样。福音派只以传福音为己任，对新文化运动极为冷漠。而自由派基督徒则积极回应了五四运动，倡导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又称为基督教复兴运动（The Christian Renaissance Movement）。但在1922年非基运动的冲击下，他们反而处于被动地位，面对挑战，他们不仅回应了非基运动，而且有所反思，有所创新。这个创新就是本色化运动。
(一)
基督教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以北京证道团（后改名生命社）的创立为标志。北京证道团成立于1919年，创办人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燕京大学教授徐宝谦，成员大都是在燕大执教的宣教士，有赵紫宸、吴雷川、刘廷芳、胡金生等人。他们以燕大为依托，以《生命》杂志[21]为阵地，展开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徐宝谦说该证道团的宗旨是：一方面要证明基督教如何与时代的精神相适应并如何足以当时代的先驱；一方面要坦白地讨论教会内部的各种问题作革新教会的准备。[22]可见证道团想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争取思想上的领导地位。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基督教是救国之路。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寻求一条救国之路，这条路只有基督教可以提供。他们不只是把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而更是作为社会福音介绍给中国。简又文说：“我信基督教救国主义是可实行，而必得成功的。若问基督教将如何救中国？则答曰：基督教将以基督教的人格来救国。基督教的人格是：忠的、诚的、仁的、义的、为公的、舍己的、虚心的、贞洁的、协力的、合群的、负责的、组织的、毅力的、永不绝望的、为国家为义理奋斗至死的。[23]徐宝谦也列举了基督教救国的几大特征：一，进步的精神；二，建设性的同情；三，伦理标准；四，彻底的行动。[24]
段琦认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是持欢迎态度的。一是肯定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有其积极的方面；二是肯定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科学民主精神；三是肯定新文化运动对改良社会所起的作用；四是肯定新文化运动对爱国运动的影响。[25]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教言论，证道团主张进行讨论，通过对话来消除误会，增进了解。1920年3月14日徐宝谦在卧佛寺召开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会议。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应邀出席，坦诚发表对基督教的看法。之后又向几十位文化名人去函询问对基督教的看法，并把来函刊登在《生命》上。证道团成员也发表了许多护教言论。
在当时的时代救亡图存时知识界的主题。基督徒知识分子主张用基督教来救中国是很自然的。其实他们提倡的不只是基督教信仰，更是基督教文化。但在民族主义的大潮下，他们反而处于被动地位。不过他们顶住了压力，并且又发动了本色化运动，把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二）基督教对非基运动的反思
在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初期，就有人提出革新教会的主张。在非基运动的洗礼下，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开始反省教会本身的缺点并谋求革新。尽管教会内部派别众多，反应不一，但谋求与帝国主义以及不平等条约割断关系，促进教会的本土化已成为共识。于是有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
笔者认为，本色化运动包括建立本色基督教和本色教会。所谓本色基督教就使基督教融洽中国的习俗环境，使之适应中国人的需要。所谓本色教会就是一个自理自传自养的中国化教会。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使这个运动的首倡者和主要推进力量。1922年5月2日——22日在上海召开了“基督教全国大会”大会宣言中正式提出“中国本色的基督教会”的建议。中华基督教会则是实践本色化教会的主要代表性教会。它为推进本色化运动于1924年成立“本色教会常备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文化中具有永久价值之各种要素；调查我国各种宗教团体的近代运动；研究国内独立教会之状况；研究社会与中国教会的关系；研究中国教会之礼拜、圣诗、婚丧礼节等。其后有关反教思潮，崇拜礼节，教会圣诗等均有倡议及专著。[26]
（三）小结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思想，改造国人的思想，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话，那么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生命社原想发起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以争取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当时的基督教知识分子有两重身份，他们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基督徒，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是爱国的。并提出了基督教救国的主张。但1922年兴起的非基运动使他们的设想成为泡影，他们基督徒的身份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们爱国爱教的热忱促使他们进行了本色化运动。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大势下，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于1937年随着生命社的解散而宣告失败。使人扼腕叹息。
注释：
[1]陈独秀：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J]，政论,1卷2号.1938年5月15日，重庆.8-9
[2]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M] .上海，1947.151.
[3]【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6-7.
[4]同上，7.
[5]吕厚轩，张伟：清末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改变述论[J].济南大学学报，2004，（6）.
[6]基督日报[N\OL]2007,4,21.香港. http://www.gospelherald.cn/template/news_view.htm
[7]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47[M].台湾：中国福音出版部，1997.667-668.
[8]在王友三编著的《中国无神论史资料选编·近代编》（中华书局，2002）一书第300页注释①中说：耶稣是什么东西：《朱执信集》编者在此文下注解说：“本文各书转载很多，只有1927年出版的《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转载时注明出处是：《民国日报》耶稣号1919年12月25日。但编者所见《民国日报》并未此文，不知报纸残缺抑或所注有误。
[9]朱执信：耶稣是什么东西[A]. 王友三: 《中国无神论史资料选编·近代编》[Z]北京：中华书局，2002.290—300.
[10]转引自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69
[11]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J].新青年,1917,3卷8号.
[12]转引自郭秀文：也论陈独秀与基督教[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版，2005（7）.43.
[13]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J].新青年，1921，7卷3号.
[14]胡适：基督教与中国[J].生命1922，2卷7册.
[15]王星拱：宗教问题演讲之一[J].少年中国,1921,2卷8号.
[16]转引自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29.
[17]同上，230.
[18]同[10],48.
[19]【美】列文森：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5—106.
[20]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Z].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78.137.
[21]《生命》杂志于1919年冬创刊，初为季刊。次年改为月刊。1926年春与《真理周刊》合并，改为《真理与生命》，为半月刊。1930年秋改为月刊，1937年停刊。
[22]徐宝谦：北京证道团的宗旨与计划[Z],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1年第6卷，133.
[23]简又文：什么是基督教？[J]生命，1921年，2卷2册.
[24]徐宝谦：新思潮与基督教[J]生命，1920年，1卷2册.
[25]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0-161.
[26] 李志刚:百年烟云、沧海一粟：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