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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中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共黨政府採取嚴厲措施來確保國家獨立。毛澤東的勝利被稱為擊倒帝國主義的勝利。在他的心裡，根據歷史，基督宗教整體上都是與外國列強妥協，尤其是天主教長期受惠於法國保教權，又常譴責共產黨為邪惡。在一九四九年，很多神父、修女和中國教友受到威脅，對他們來說，離開大陸是較安全的。他們避難到台灣、香港、東南亞及世界其他地方。有很多正在海外留學的人得悉教會人士受到政治壓力，也覺得不回國是較為安全的。他們當時不知道要等待三十年後，才再次見到家鄉。但是這三十年並沒有浪費。
雖然在大陸的天主教徒越來越停滯不前，但教會生活卻在海外經歷重大的轉化。然後，從一九七九年至二零零九年，流徙海外的天主教徒連同當地華人，把豐富而嶄新的信仰經驗帶回中國。基督新教的回流人潮更為強大。他們迅速發展的團體成為天主教徒變得更加積極的動力。外國人無疑支持中國教會復甦，但是，主要的推動力卻來自中國人本身。由於所有外國傳教士被禁止，大陸的天主教徒便要完全為自己的未來負責。他們的支持往往來自國外的親戚和華人；這些親友甚至可以找到前往偏遠村落的路。
香港－－傳教事業的跳板
一九五零年代初，大陸難民湧入香港。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一年間，人口由六十萬增至二百二十六萬。很多成年人領洗，加上有部份難民本身是基督徒，因此，天主教徒人數由一九五八年的十三萬一千六百九十八人增至一九六八年的二十四萬一千九百八十六人。
一九六八年底，羅馬接納香港最後一位意籍傳教士主教白奇英的請辭。他的輔理主教徐誠斌（一九六七年十月晉牧）肩負管理教區的工作。他很稱職地在華人中間推動各項活動。由方濟會士成立的思高聖經學會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於一九六九年出版中文聖經譯本。一九七零年三月，徐主教召開教區會議，評估本地教會經過二十年迅速發展後的狀況，並研究如何實踐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的指示。正當香港的天主教徒積極投入「現代化」的過程，亞洲十三個國家的主教團於一九七一年三月召開會議，並在香港成立亞洲主教團協會秘書處。這些歲月除了目睹國籍主教出掌香港教區之外，也見證本港市民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接觸日增。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香港人口達到四百三十八萬八千二百；入境處當年錄得有九十萬名港人訪粵。
一九七四年九月，在比利時魯汶舉行的研討會上，來自香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代表團尤其充滿活力，透過他們在中國的實際經驗，總算能夠緩和會上一些過於理想化的決議。當時，在天主教修院講授神學的湯漢神父經過這次研討會，更加意識到教會深切關注中國。六年後，即一九八零年十月，胡振中主教邀請湯神父出任新成立的聖神研究中心主任。中心的宗旨是透過其中英文期刊《鼎》來促進與大陸天主教徒交流。
在一九九零年代，發展了更多具體的交流。來自大陸的神學生可以參加香港的訓練課程，香港的講師亦可以在大陸修院授課。香港的神父和修女在大陸的禮儀改革和推廣讀經等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十日，羅國輝神父在上海佘山修院舉行第一台彌撒。他採用各種材料和錄影帶，讓中國的修生理解禮儀方法的精神。一九九二年，改革正式獲得通過。新禮儀得到信友全面參與，也恢復往往在西方消失的莊嚴。讀經和信友禱文得以清楚而大聲誦讀，歌詠團成員和輔祭也穿得整齊漂亮。聖堂的光線充足，懸掛在聖堂兩旁柱子上的金色大紅布條，表達出一點點中國特色。但是，禮儀仍僅是羅馬的。北京和天津的一些歌詠團甚至比賽詠唱額我略聖歌。
台灣－－中國文化和牧民關注的資源
一九四九年是台灣基督徒歷史的分水嶺，因為有四百多位神父（包括國籍和外籍）於一九五零年代抵台。皈依的人數很多，包括原住民和來自大陸的中國難民。一九五二年，台灣成為中國第二十一個教省，以台北作總主教區。相對於本地華人，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更加樂於接受福音。項退結提出以下的原因：「外省人已經離開了家鄉，經歷了許多波折，精神上感到孤立，感到空虛，而本省人大多數對祖傳的宗教習俗保持很密切的關係。」
另一個因素，就是從大陸來的中國人體驗過共產黨，所以完全理解天主教會斥責無神論唯物主義。在台灣，屬於高知識份子的主教和神父專注於嘗試透過儒家文化傳統來表達信仰。這樣，他們接近那很想找出本身的意識型態的國民黨政府。台灣的統治者反抗「共匪」的破壞性；（不管是真實的或想像的；）把自己表現為「五千年中華文化」的維護者。一些傑出的人物在把中國天主教精英轉移到台灣這方面作出貢獻。
一九六零年，田耕莘樞機才抵台，而餘下的歲月要常為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會期而奔波，但他仍致力發展高等教育。他於一九四六年擢升為北京總主教後，創辦了上智出版社，並在輔仁大學開辦聖多瑪斯哲學院。田樞機獲委任為台北總教區的宗座署理後不久，把輔仁大學遷往台北西南面的市郊，並委任居台的南京主教于斌出任校長。
一九六九年三月，于斌總主教擢升樞機。國民黨支持者視此舉為宗座認同于斌的反共聖戰。然而，其他人士，例如蘇雪林女士等，卻有不同的見解。蘇女士是作家，她在法國里昂讀書時成為天主教徒。她認為于斌之所以擢升至樞機團，是他在中國天主教徒當中推動知識的事業的高峰。她好像很多中國知識份子一樣，認為在國家的思想領袖當中有天主教代表是絕對重要的。
在台灣，不少天主教主教都是學者，而他們的工作在中國天主教世界是相當聞名的。其中有羅光總主教；他繼承田樞機出任台北總主教，然後繼承于斌樞機出任輔仁大學院長。他本人在湖南晉鐸，在羅馬讀書多年，並有大量哲學和教會史的著作，包括探討傳教會對於中國教會成長的貢獻。羅光總主教的全套著作於一九九六年由台灣學生書局出版。另一位透過其著作而具影響力的主教，就是台南主教成世光。成主教原籍山西，在北京輔仁大學考獲文學學士。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九零年退休前一直出任台南主教，並於一九七四年出版牧民神學著作《天人之際》。
在台灣，授課或寫作的神父時常在羅馬、香港或美國進修。他們就透過西方神學傳遞給他們的傳統材料作出批判檢討，並親自翻譯或撰寫適合中國天主教徒思想和需要的著作。歷史學家在轉移原屬西方傳教歷史學家的觀點這方面所作的貢獻尤其重要。中國人的史學發掘出一些鮮為人知的人物及事件，來自浙江杭州的方豪神父為這過程作出重要貢獻，他詳細列舉出所有以不同方法貢獻中國教會發展的基督徒，包括國籍和外籍的基督徒。
有一個傳教修會特別強調中國文化遺產的重要性，那就是主徒會。主徒會於一九三零年由剛恆毅總主教創立，當時他仍是宗座代表。主徒會士劉鴻愷亦曾經留學美國，修讀社會學。他於一九六三年返台，花了二十五年時間投身青年知識份子的職務，並且結出豐碩成果。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六年，劉神父出任《見證》月刊編輯。他後來擔任《恆毅》雙月刊編輯，該期刊就是以剛恆毅總主教的中文名字命名。直至一九八九年逝世前，他一直擔任編輯，並定期為這些刊物撰寫文章，推廣天主教教育和分析教會新聞。劉神父去世後一年，輔仁大學出版他的兩冊著作《教會與中國》；該套著作是他的思想和經驗的總結。
耶穌會在大眾傳媒這方面尤其成功，要歸功於他們成立的光啟社。光啟出版社的出版物涉及有關基督徒生活和思想的主題，信友因而得到不少有用的工具，更加認識信仰。光啟社的電台和電視台都錄得相當高的收聽率和收視率。其中部份電台節目還定期供應給馬尼拉真理電台。其後向上海廣播空中神學課程，並在當地刊印。耶穌會馬愛德（Edward Malatesta）神父亦把他在輔仁大學累積的約二萬冊書轉送上海佘山修院。
天主教會內的許多教育計劃蓬勃發展，這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給予指示的成果。其中包括：禮儀本地化、大公主義、與非基督宗教對話，以及在現代世界服務人類。大公會議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通過《禮儀憲章》，並在「自由中國」得到即時回應。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台灣主教團、香港和澳門允許採用中文來舉行彌撒和施行聖事。首本中文│拉丁文禮儀書出版，並在隨後的年間，完成主日及平日的中文彌撒經書。至於祭天敬祖的中國傳統儀式（直至一九三九年前被禁），則在農曆新年的禮儀中舉行。在台北，總主教在穿著黑長衫的達官貴人的圍繞下，在刻上「敬天敬祖」金字紅木牌位前主持獻水果和獻香儀式。部份天主教聖堂裡的側堂設有敬祖的小祭台。
由一九五零至八零年代，台灣成為基督徒思想與中國思想的熔爐。不同的基督徒團體製作大量書籍、錄影帶和錄音帶。他們傳播大量教育節目，由神學課程以致兒童故事，通過聖經班、基督宗教歷史，和家庭及性倫理。這批在台灣製作的視聽材料，以及相當多的基督徒著作不但使本地人受惠，還使離鄉背井的中國人獲益匪淺，而且在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們把這些材料引入中國大陸。台灣與大陸之間不能穿越的分割逐漸消失，而且，台灣的基督徒越來越意識到自己要成為「橋樑教會」。
從一九八七年以後，來自台灣的華人可以更容易前往大陸。因此，神父和修女能夠再次接觸他們家鄉的教區，並給予實際的幫助，包括經濟和宗教兩方面的幫助。輔仁大學的部份教授也在大陸的修院授課。
新加坡：中華公教聯絡社
從一九五零年代以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天主教團體經驗相當大的發展，因為約有五十位傳教士和國籍司鐸因未能在中國大陸繼續職務而抵達當地。此外，自一九五三年以來，新加坡已成為在全球華人世界實踐天主教使徒工作的支援中心。寧夏教區王守禮（Carlo Van Melckebecke）主教於一九五二年被逐離中國後，完全獻身推動這項工作。一九五三年五月，傳信部委任他為海外華人的宗座視察員。他的首項迫切任務，就是為約二百位年輕國籍司鐸物色任命，因為共產黨在中國取得政權時，他們正在海外進修。王主教成立天主教中央事務處，這機構很快譽滿全球。事務處由一間新聞通訊社和一間書店組成，提供宗教教育的函授課程和教理服務，也特別為中國祈禱。二零零零年，整座大樓重新命名為嘉祿中心。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遭中國驅逐的神父們能夠在此開展重要的牧民職務，尤其是透天主教職工青年會、天主教青年學生會以及聖母軍，與青年一起工作；他們可以用華語來講授教理。
由於梵二的革新，全球天主教會也經歷更新，這些神父因而能夠透過禮儀慶典、研經小組、更新的慕道班、社會服務和夫婦懇談等，帶領華語團體在信仰上蓬勃發展。至於禮儀方面，特別在農曆新年期間，引入更多特色的文化傳統。在特別的彌撒中，主祭祝福象徵愛和繁榮的橙子，並分發給信友。人們感到堂區團體好像大家庭一樣。
有不少華人天主教家庭十分關心在中國的親戚的境況。一九七八年後，當人們可以彼此溝通後，到訪福建和廣東的人數倍增。他們祖先在家鄉的聖堂亦需要重建，而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曼谷的教友都慷慨資助。
一九八一年聖神降臨節，一個特別團體開始與中國大陸展開交流。這個團體由華人大學生組成；透過訪問中國，他們更加意識到當地教會的需要。他們出版圖文並茂的《中聯通訊》，向青年介紹天主教信仰，並提供普世教會動態。由一九八六年開始，出版中英對照的《中國天主教會指南》。到訪中國的人士可從這本指南找到當地天主教堂地址，並與當地教友交流。其後，來自中國的神父和修女，亦應邀到新加坡參與退省或短期課程。一些有意義的活動，例如夫婦懇談會等，亦得以傳入中國。
菲律賓：天主教在亞洲的基地
一九六六年，正當文化大革命摧毀中國天主教會所剩下的一切，在菲律賓居住的華人有三十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八人，其中八萬零八百三十八人是天主教徒。當地有九十位神父照顧這些華人教友，其中不少是來自大陸。即使在面對共產黨的壓力以前，有一位生於河北省的華人主教已一直鼓勵傳教接觸。這位主教就是趙振聲主教；趙主教是耶穌會士，曾在法國和比利時進修，一九三七年獲教宗庇護十一世任命為獻縣教區宗座代牧。他非常關注司鐸的培育，也希望給予他們傳教精神。一九七六年，十三位來自獻縣的神父在菲律賓開辦五間中學和一間小學；另外五位來自同一教區的神父則負責堂區工作。來自中國的神父也為自己的國家製作宗教節目，透過真理電台從馬尼拉向大陸廣播。
中國於一九八零年代開放以後，數以百計來自大陸的神父和修女前往菲律賓接受培育。對他們來說，相比起前往歐洲或美國，菲律賓有很大的優勢。他們可在當地練習英語，參與一個民間的天主教生活，（這個民族與中國有多共通點，）而他們的神學和牧民研究也受惠於當地的大學資源。
在歐美的神學培育
上海金魯賢主教十分關注為修院培育教授人才，他率先派遣修生和神父前往歐洲進修。由一九九三年開始，他也派遣學生前往美國。當時瑪利諾會林慈華神父（Fr. Flynn）積極招募學生到美國受訓。在法國、德國、比利時和意大利，曾在中國工作的各個傳教會都樂於回應中國主教們的要求。經過四十年的分隔後，與中國大陸教會交流意味著真正的突破。中國的省際修院在一九八二和八三年相繼重開。但是他們仍十分缺乏教職員和教材。
接待的傳教會不大注意學生的語言問題和學術背景，只要他們能出國前來就無任歡迎。可是他們很快意識到這些學生要面對艱難的挑戰，當中很多人是來自農村的傳統天主教家庭。他們在修院的培育都是嚴格規限的。在美國和歐洲，他們突然間接觸到從未體驗過的自由，但他們很快發現凡事都要由自己決定。他們經歷了生活的孤寂，要學習如何善用時間祈禱、學習和休息。他們的主要問題是要學習歐洲語文、掌握良好的人際關係、抽象的西方神學邏輯、缺乏靈修指導。然而，他們中有人能夠克服這些困難。透過牧民神學和個人接觸，他們發現如何在世俗化的社會見證信仰，這有助他們迎接新出現的華人消費社會的類似挑戰。
在過去二十年，中國的修院已改善了很多。一方面等待學生從歐洲回國，另一方面邀請主要來自香港和台灣的教授神父和修女。在這些獲邀的教授當中，有很多是華人，但也有少數外國人，例如已故的德國籍方濟會士傅和德（Hubert Vogt）神父，他在各總修院教授舊約。高夏芳修女則教授新約，而她的教科書亦在沈陽出版。來自香港的羅國輝神父則努力推動梵二鼓勵的禮儀改革。
現時很多海外學生已回國，修院的職員由年輕教授組成。他們的思想開放，而且由於他們認識外語，所以能夠更新和改善他們的教學。修院圖書館充滿各式各樣的參考書。一個為全國司鐸、為期一年的持續培育課程在北京市南郊大興區的修院舉行。北京教區亦為能夠掌握外語的大學生開辦宗教知識課程，由趙建敏神父指導。此外，在張士江神父的指導下，在石家莊舉行多個研討會，提供新的平台，讓宗教學者之間有更多交流。
教友學生仍受到西方歡迎。但是，把這機會留給在中國已擁有大學背景的人士可能更好。由於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認識，所以阻礙他們對西方文化感興趣，致使未能在歐洲文明之內識別基督徒遺產。他們沒有準備好自己作文化交流的媒界。西方的各個時期理應為專門研究教會史尤其有用。在這方面，非宗教華人學者比教會人士做得更好。
自立的挑戰
國家的政治獨立迫使中國教會也要自立。在一九四九年，超過一半的教會人員是外國人。在一百四十個教區當中，才有三十個是由國籍主教管理。各地的要職都由外國人擔任。財政主要由傳教會分配。新的共產政權以嚴酷的手段結束這個外國人的控制。國籍司鐸和修女喪失財政和個人的資源，他們要掙扎求存並持守信仰。或許有很多人欣賞要完全為教會生活負責的這個事實，但他們意識到自己是屬於普世教會，而且不能忍受要與教會的元首教宗切割。在那些抓住國家提供機會的人，與那些拒絕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控制的人之間產生分裂。在一九六六至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眾人最終成為革命積極主義的犧牲品。
一九七八年後，被釘十字架的中國教會可以從墳墓中復活。在六十或七十年代被監禁或被判勞改營的神父回來，開始聚集一些青年，教他們拉丁文。他們深信教會必要活下去。教會要培養新一代的神父。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在政治上的復興，使他們之間再度分裂。事實上，不論他們的選擇怎樣，眾人的心裡都擁有信仰的善。那些在官方工作的人努力利用政府提供的有限度宗教自由空間，其他人則不惜任何代價，依然忠於羅馬，並且轉到地下去。雙方逐漸產生道德上的弱點。有些官方神父和主教學會與貪污的政府官員交往，為了權力和金錢而出現衝突。地下神父則努力爭取表現對教會的忠誠，就如初期教會一樣，於是在那些支持保祿和支持阿頗羅的人之間出現困難。但與此同時，他們的祈禱和神操卻可以是熱切的。
這種教會的表達方式或許是太過深深「植根於」儒家的忠孝傳統文化。儒家傳統的父權背景來要求人們絕對忠於親屬關係。當家庭或宗族受到冒犯，必須挺身保護，卻甚少考慮寬恕。在國家層面，公民要絕對服從主權。這可能是盲目愛國主義和仇外的根源。當儒家傳統願意接受愛的福音，這些消極因素便可以克服。這甚至成為邁向天主之美的道路。但是，由於革命思想主導，過去幾十年來一直被仇恨遮蔽。天主教徒儘管有異議，但已受到這些思想毒害。很多人仍須在聖神內接受治癒。
在於整個華人社會轉化的過程中出現希望的美好標記。昔日的天主教徒主要是貧窮的農民，時常聚集在偏遠的農村，作為一種保護的措施，來抵抗充滿敵意的環境。現今的城市化則開闢新的視野。其中有很多皈依者是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在大城市，慕道者的人數以百計。這些新的城市團體更清楚得悉教會在世界的演進。天主教徒也善用互聯網。教宗於二零零七年的致中國天主教徒信，以及二零零九年的綱要，都立即在信友之間傳閱。不管要面對什麼的政治限制，天主教徒仍能與普世教會保持同心合意。最近，他們為證實忠於教宗，積極回應保祿年和司鐸年。教宗無須擔心。獨立的中國教會比昔日受羅馬控制的教會更加忠誠。這也許是中國天主教的重大成就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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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1 16: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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