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老人妇女孩子和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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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老人妇女孩子和孤儿           杂文月刊

核心提示：清军指挥官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大都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2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而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义和团杀死的都是汉奸，二毛子，是民族的敌人，是为非作歹十恶不赦的坏人。

文章摘自《杂文月刊(选刊版)》2009年第7期 作者：郭老学徒 原题为《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

一

他们一家一家地把房子点着了，黑暗中火光冲天。

房子里的男人们已经逃走了，只剩下了女人和孩子，在冲天的火光中，传出了凄惨的哭喊声。有女人冲出火海。他们毫不留情地用刀剖开她的肚子，再几个人拽胳膊拽腿把她扔回大火中。

这是1900年6月4日晚上发生在保定附近的张登镇的真实事件。那些杀人放火的人就是一直被歌颂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角——义和团员，而被杀死烧死的人则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攻目标，中国信仰基督教的教民。那天晚上，勇敢无畏的义和团员们接连烧杀了张登镇几十户教民。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一共有2万3千多中国教民被杀害，许多人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教会收养的孤儿。

义和团的暴行是在满清政府的纵容鼓励下干的，而义和团也向这个腐朽的专制政府献上了忠心，他们打的旗号就是“扶清灭洋”。但是义和团灭洋人不灵，杀自己的同胞有本事。义和团运动中一共只杀了4百多个洋人，绝大多数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还有几个建铁路的工程师，而这些功劳还不能都记在义和团的帐上，因为一半多的洋人是被官府杀的。

二

义和团杀害教民最大的惨案发生在河北景州的朱家河教堂。那是震惊世界的惨案，只是我们自己的民族记忆在这样的事情上容易或故意忘却，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此案。

1900年7月，在发生了一系列屠杀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惶恐无措的教民们两手空空地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个小小的村子涌进了三千多人。

7月17日，英勇无畏的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清军士兵是被景州城里的蔡氏兄弟忽悠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秀才，一个是举人，他们告诉路过景州的清军指挥官陈泽霖，说朱家河教堂是汉奸聚集地，请求陈派兵攻打。

义和团和官兵们向“汉奸”发起了英勇的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爱国主义义士们枪击刀砍奋勇无比，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害。到7月20日，屠杀结束，一共有2500人遇难，只有500人逃生。

清军指挥官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大都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2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

朱家河教堂里的两个外国神甫在生死关头表现出了高尚的精神。本来，在义和团攻打的前一天晚上，教民们劝他俩趁黑夜逃走，但他俩坚持要与教徒们在一起。在室外枪声杀声不断的最后时刻，教徒们做着祷告，无奈但从容地面对死亡。

这场中国人屠杀无辜中国平民的震惊世界的惨案，我们每一个后来者都应当铭记在心，但是，喂养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义和团杀死的都是汉奸，二毛子，是民族的敌人，是为非作歹十恶不赦的坏人。义和团是民族的英雄，他们是为民除害，为祖国除害。果真是这样吗？

三

中国的教民，也就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信仰了洋教，为什么会惹来了杀身之祸。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的1582年，就有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利玛窦在那一年来到了中国。传教士早期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收获不大，到了清朝初年，又被雍正皇帝禁止了。他对外国传教士说，我知道你们的宗教是劝人行善的，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的大清子民入了你们的教，就听你们的上帝的话了，那我的话他们还听吗？他们如果不听，我还怎么治理国家。雍正的这一番话，把道理讲透了。为了维护执政地位，即使是劝人为善的教也不准信。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合法了，到了19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洋教士来到中国传教。

洋教士最开始把传教对象瞄准知识精英，但碰了钉子。中国五千年文化培养的知识精英都是最自信的人，哪里瞧得上蛮夷的邪教。于是，洋教士们调整了策略，把目标锁定在底层老百姓身上。其实基督教在西方最开始也是在穷人中传播的，后来才被上流社会接受。

向底层老百姓传教，仅仅靠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的传教士宣讲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教会的主要办法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新教教会的办法主要是办医院、办孤儿院和赈灾等，但不是很灵。那时中国人根本不信西医，只有极少数快死了的人，在中医没有辙的情况下，才送去看西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办孤儿院对中国人更没有吸引力，中国人命不值钱，孩子说卖就卖说扔就扔，没有人会因为你收养了孤儿就认定你善，随你信教，没准还怀疑你收养孤儿是为了吃小孩脑髓呢。唯有赈灾救助还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灾民入了新教。

天主教会的切入点比较切合实际，他们除了做新教做的那些善事外，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官吏极其腐败，司法极其不公，办案手段野蛮愚昧，没有钱没有势力的老百姓冤屈太多。于是，天主教教会就常常帮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发现信上帝可能不受欺负了，于是信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天主教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多好多倍。

19世纪的中国是极其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敢于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视、辱骂和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师不教教民的孩子。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教民还要加入教会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数是贫穷百姓，是最弱势的群体，加入了教会遇到了难处有人帮有人管，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于弱势，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

几十年来，我们的宣传一直把这些早期信教的教民，其中老人妇女占了很大比重的弱势群体定义为汉奸走狗卖国贼二鬼子，说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这是对这些可怜的无助的穷苦百姓的诬蔑。说他们是汉奸卖国贼，那么，谁能指出他们究竟做过什么卖国勾当，究竟怎样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写到这里，问题很清楚了，义和团杀害的2万多教民，既不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凶徒，他们大多数是最底层最无助的人，他们信教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没想到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义和团打出反帝旗号，在历史上自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应承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是不折不扣的暴行。■

【明明荐自《往事回顾》/本刊有删节】

保佑

中国政府应该反省，把事实公布，还历史真相，让国人汲取教训

刘幼民

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近代史上，基督教传教士与军事的力量有时候是关联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与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关系，这是很不幸的，但这是事实。否认这一点是很荒谬的......事实上，义和团最开始不是反传教士的，到义和团运动第三阶段才反对传教士。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19世纪的后半叶，传教士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西方列强的活动中，即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前后期关系的变化。罗马教廷方面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传教士的问题；一个是所谓基督教国家列强干涉的问题。实际上，在义和团运动中，被中国人反对的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完全政治化的西方列强。所以我认为，梵蒂冈方面不应把这些传教士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