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再认识

ak89

布鲁诺再认识
——耶兹的有关研究及其启示
刘晓雪 刘　兵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 100084）

　

摘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界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作为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典型代表，成为诠释布鲁诺形象的一个经典。鉴于国内现有相关研究对其研究成果一直缺乏系统全面的介绍，尝试以耶兹对布鲁诺的研究为案例，在对其思想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对布鲁诺的认识做出一些科学编史学的考察和分析，期望以此有助于拓展国内学界科学史研究的思路。
关键词　耶兹、布鲁诺、赫尔墨斯主义、反辉格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05)03-


1 引言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是举世闻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作为思想自由的象征，他鼓励了19世纪欧洲的自由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他一生始终与“异端”联系在一起，并为此颠沛流离，最终还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上。他支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了“宇宙无限说”，这些在他所处的时代中，都使其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因而，他常常被人们看作是近代科学兴起的先驱者、是捍卫科学真理并为此献身的殉道士。人们也常常将处死他的宗教裁判所代表的宗教势力与他所支持的哥白尼学说所代表的科学，看作是一对存在着尖锐冲突的对立物。
　　对布鲁诺形象的解读一直是科学史上研究近代科学兴起以及中世纪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界出现了反辉格式研究传统和外史论的研究思潮，其中以英国科学史家耶兹为代表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往被忽略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法术、炼金术、占星术）在近代科学产生过程中也起到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她的研究致力于挖掘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影响。其中以她的布鲁诺研究为代表，揭示出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复兴与当时的哲学、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近代科学产生之前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在这一具体历史与境下，她对具体的个人如布鲁诺以及整体意义上的近代科学的兴起都给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解释。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作为一个经典性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科学史研究的思路，直至今日在西方科学史领域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科学史界，还没有对耶兹的研究做出过系统全面的介绍研究工作，同时也很少出现专门论述布鲁诺在科学史上形象的历史变化工作，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希望以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为案例，在对其思想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对人们对布鲁诺的认识做出一些科学编史学的考察和分析，期望以此能够有助于拓展国内科学史研究的思路。
　
2耶兹布鲁诺研究的缘起及背景
　　耶兹最初对布鲁诺发生兴趣，是想把布鲁诺的意大利语对话录《星期三的灰烬晚餐》翻译成英文，并且想在导言中高度赞扬这位超前于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接受哥白尼日心说的勇气。但在翻译过程中，她开始对以往的布鲁诺形象的解释产生了疑问。
　　同时她还看到当时的科学史研究将问题集中于17世纪科学革命，这种只关注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研究虽然能较为合理地阐释17世纪自然科学产生的各个阶段，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科学革命”在这个时期发生，为什么人们对自然世界产生了这么大的新的兴趣。她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事件，其中有很多因素被现有的研究忽略了，而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在近代科学产生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时一些学者的研究启发了耶兹的思路，其中就有克里斯特勒（Paul Oscar Kristeller）、加林（E. Garin ）、林恩·桑代克（Lynn Thorndike）和沃尔克（D.P.Walker）等人关于中世纪赫尔墨斯传统（the hermetic tradition）的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以及安东尼·科森那(Antonio Corsano)对布鲁诺思想中的法术成分和其活动中的政治－宗教方面因素的研究。于是她开始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结果发现赫尔墨斯－希伯来神秘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兴对当时的思想（其中也包括萌芽中的近代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与当时的宗教、哲学和萌芽中的近代科学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在这种与境下，布鲁诺的思想和命运与赫尔墨斯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用她的话说就是“正是与之相连的‘赫尔墨斯’传统、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来神秘主义，在布鲁诺光辉的一生中，在其思想超越于同时代人以及其人格命运的塑造上，占据着令人惊奇的重要地位。” （[1]，1页）
　　在耶兹之前的科学史研究中，对赫尔墨斯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法术（magic）传统、希伯来神秘主义等，是避而不谈的。而耶兹在自己的研究中强调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近代科学兴起过程中人们世界观、旨趣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了具体个人的思想、甚至铸就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就是布鲁诺。耶兹认为赫尔墨斯法术传统在布鲁诺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他坚持哥白尼学说、发展宇宙无限学说的思想动机也是源自对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信仰与追随。
　　早期西方科学史界对布鲁诺形象的解读多把他看作是为科学献身的殉道士，后来哲学史界又将布鲁诺解读为为自己的信仰和思想自由而献身的殉难者，其中有些学者还将布鲁诺看作是一个勇于打破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禁锢、开拓近代文明的先驱。而耶兹认为以往对布鲁诺的研究，使他的观念从历史背景中孤立出来，用占据当代主导地位的哲学历史、哲学观念和科学观来对其进行描述，而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重新描述、理解布鲁诺。
　　于是她在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法术、宗教、哲学与萌芽中的近代科学间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中重新思考了“布鲁诺捍卫的是什么真理、布鲁诺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理由、提出宇宙无限说的思想基础以及导致他最终命运的原因”等问题。
　　耶兹对布鲁诺形象的解读否弃了过去历史研究中将其形象简单化、样板化的辉格式研究传统，逐渐转向反辉格式的研究传统，试图将布鲁诺还置于文艺复兴时期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中，其中就包括以往被忽略的赫尔墨斯主义传统以及与此相连的法术耶兹的布鲁诺及相关研究，作为西方科学史界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一个典型代表，开拓了人们的科学观、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思路，在西方科学史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较高的评价，成为了西方科学史界的一个经典性研究成果。她对布鲁诺形象的重新解读也逐渐取代了早期的惯有看法，成为了西方科学史界相关领域的主流观点。在国外比较权威的百科全书式专著在对“布鲁诺”的解释中，多引用、参照了耶兹的研究成果。如1981年版的《科学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中关于“布鲁诺”的条目文章是由耶兹撰写的（[2]，539－543页）； 1998年版《哲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对“布鲁诺”的解释也引用参考了耶兹的研究成果[3]。

3耶兹研究中的布鲁诺和赫尔墨斯传统
　3．１　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传统
　　赫尔墨斯传统是古希腊哲学与古埃及、东方希伯莱、波斯等宗教文化因素融合的一种神秘主义法术传统。它关于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还混杂了诺斯替教和犹太教的观点，然而其目的并不在于追求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并不是要提供什么新的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的具有一致性的说明，而是要在神秘力量的指引下得到一种由神赐予的对宇宙永恒性问题的答案。信奉赫尔墨斯主义、试图追寻事物背后隐秘的相互关系及感应力的人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作是法术师。
　　赫尔墨斯主义关于宇宙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宇宙交感”的观点。这一观点主张：地球上的事物之间和宇宙中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某种隐秘的相互感应力，物体之间通过这种神秘的交感力量可以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因此这种交感力量可以被用来解释、预示乃至控制事物发展的进程。这一观点的基础是一种隐含的、但却真实而坚定的信仰，它确信自然现象之间贯通联系、相互感应，不同的存在之间有着链条般的相互关联性([1],42－48页) 。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们对原始文献的重新发掘、整理，早期的古代神秘智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当时的人们认为“过去往往优于现在，发展就是复兴古代文明。人文主义者就是要发掘古代典籍，并有意识地回归到古时的黄金时代、复兴古代文明”。
　　因而，赫尔墨斯主义作为一种古代智慧、神秘启示的传统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以复兴这一传统为己任，对其加以信奉与膜拜，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布鲁诺。

　３．２　布鲁诺与哥白尼日心体系和宇宙无限学说
　　耶兹认为，“布鲁诺混杂着宗教使命的哲学思考，深深地浸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法术源流中”（[2],539页）。布鲁诺在1584年英国出版的意大利语对话录著作《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Spaccio della bestia trionfante，英文译作The Expulsion of the Triumphant Beast)和《星期三的灰烬晚餐》（La Cena de le cener，英文译作The Ash Wednesday Supper），通常被人们看作是道德哲学的著作，但是耶兹从中揭示出布鲁诺的哲学理念与道德改革的初衷都是与他的赫尔墨斯主义式的宗教使命密切相关的。在这两部著作中，布鲁诺高度赞扬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源泉——古埃及宗教（他们崇拜的神是“存在于万物中”的上帝），在他看来，古埃及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优于其他任何一种宗教，现行的基督教是恶劣且作伪的宗教，他的使命就是要进行赫尔墨斯主义的宗教改革，放弃推翻那些不再纯粹的与基督教交杂的法术，重新回归到古埃及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去（[1],175页）。
　　抱持着古埃及宗教信仰的布鲁诺，一直都在试图进行一场宗教革命，而其矛头直指现行基督教。他还意识到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这时的哥白尼日心说为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因为在他所推崇的赫尔墨斯著作中，充满了太阳崇拜的遗迹，其中太阳颇具宗教意味，被视作是可见神、第二位的神。而且这种太阳崇拜也影响了后来费奇诺等人的太阳法术，并在哲学层面上促成了赫尔墨斯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太阳在深受赫尔墨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布鲁诺眼中，具有了理念、智慧、神圣的意义（[1],232－235页）。
　　众所周知，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最终奠定了划时代革命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延续了法术传统，而是由于它开启了近代科学的数学化。但实际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哥白尼日心说，延续了古时的太阳崇拜传统，它既是人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种可见神的启示。耶兹认为：人们早就对哥白尼日心说中的目的论有所认识，但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仍是在当代意义上谈这一目的论的。当进一步还原到哥白尼的时代，人们就会发现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等交杂在一起的新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目的论的形成。无论哥白尼延续了古代埃及的太阳崇拜是出于个人情感倾向上的因素，还是为了使其理论更容易被接受的权益之计，至少不能忽略的是他的日心说确实援引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的太阳崇拜（[1],171页）。而此时的布鲁诺恰恰也注意到了哥白尼学说与赫尔墨斯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布鲁诺坚持哥白尼学说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却是从不同层面、角度上考量的。
　　日心说就哥白尼而言，数学化的意义更甚于哲学宗教的意义，而对布鲁诺而言，则恰恰相反，日心说有着更深层的哲学和法术宗教上的意味。尽管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可能没有过多地受到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影响，但布鲁诺坚持日心说，却是要将哥白尼的科学工作推回到前科学的阶段，要使其复归到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去。相应地，布鲁诺将日心说解释为一种神性的象形文字，是古埃及法术宗教复兴的标志（[1],172－175页）。之所以“哥白尼的太阳”具备这样一个神启的特征而成为古埃及宗教复兴的预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布鲁诺所推崇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的宇宙交感思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一思想使布鲁诺坚信：通过天上世界的改造可以改变地下世界。太阳的神圣之光居于宇宙中心，光耀万物、驱散黑暗、迎来光明，与之相应的，地下世界中古埃及法术宗教将取代现行黑暗愚昧的宗教，实现复兴。可见，这些都与布鲁诺的宗教改革、社会改革的初衷相合。
　　哥白尼日心说中对地动的阐述，也得到了布鲁诺的支持。这在耶兹看来，布鲁诺接受哥白尼的地动说是建立在法术传统中“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的，即“万物的本性就是其运动的原因……地球和天体的运动都是与其灵魂中存在着的本性相一致的”（[1],267页）。宇宙是统一的，地球是宇宙的一部分，天体的运动也显示了地球运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地球只有运动才能不断地更新和再生。
　　后来科学史研究中对布鲁诺予以极高评价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布鲁诺又进一步发展出了“无限宇宙中无数个世界”的学说，摒弃了托勒密宇宙体系将世界看作是封闭的、有限的观点。但耶兹通过研究认为，布鲁诺并不是从现在所谓的“科学”的角度提出这个“无限宇宙中无数世界”的观点的，相反却是为了将人们的自然观推回到赫尔墨斯传统中，使自然成为一种神性象形文字，表征神性宇宙的无限性（[1]，270页）。其中，“宇宙的无限性”与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的泛神论、万物有灵论以及宇宙感应的思想密切相关，这些都体现出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对布鲁诺思想的总体影响。
　　赫尔墨斯传统中虽然没有关于宇宙无限的具体概念，但是在布鲁诺产生上述观念的过程中，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影响仍是潜移默化的。赫尔墨斯主义主张：“上帝之完满就是万物存在之现实，有形的和无形的，可感的和可推理的……任何存在都是上帝，上帝就是万物”，“如果世界外面有空间的话，那一定充满着有灵性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的神圣性之所在”，“上帝所在的领域，无处不中心，无处有边界”（[1]，272页）。由此，布鲁诺坚信神性存在的必然性，也坚信只有无限的宇宙才能体现上帝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宇宙就是神性现实存在着的最好体现。在布鲁诺看来，人类作为神创的伟大奇迹，应该认识到自身有着神性的渊源，人们只有在认识无限宇宙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出神性的无限。
　　耶兹还强调在布鲁诺那里，“宇宙就是努斯，上帝像法术师那样用神秘的感应力量激活努斯，这就是伟大神迹的体现。作为法术师，就必须要将自身的力量拓展到无限中去，这样才能反映出这伟大神迹之万一”（[1],274页）。 而且耶兹还举了布鲁诺关于古埃及智慧谱系的例子来论证：在布鲁诺看来，无论是哥白尼日心说还是卢克莱修的无限宇宙，都是古埃及智慧的扩展，他之所以采纳其思想，就在于这一切都将预示古埃及法术宗教的复兴，这些都是赫尔墨斯传统思想的扩展延续（[1],276页）。
　　布鲁诺的宇宙无限理论进一步扩展到哲学层面就是“太一”（所有即为一），耶兹认为布鲁诺从无限学说到“太一”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被看作是将哲学引向法术。他通过“太一”的概念，进一步阐发了“法术师可以依靠万物间神秘的感应力来认识整个自然”的观点。由此，耶兹认为，尽管布鲁诺思想看似混沌无序，但还是能在整体上揭示出他的哲学与其宗教观是同一的，布鲁诺所具有的强烈的宗教感使得他的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还是一种法术，可以说布鲁诺的哲学与宗教信仰、法术是一体的，在他眼里，法术能够成为促使宗教改革全面展开的有效工具。（[1],276－388页）。
　　相应的，布鲁诺坚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宇宙无限学说，都体现了他在宗教改革上的热情，体现了他想通过赫尔墨斯法术的方式获得无限知识的渴望。正是这些促使他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禁锢中解脱出来，转而接受、宣扬非基督教的赫尔墨斯神秘主义，并将此作为他的哲学的基础。尽管布鲁诺的思想吸收了众多古希腊哲学思想，而且赫尔墨斯神秘主义本身也是一个调和的思想，但是在耶兹看来，布鲁诺思想的轴心仍是古埃及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不论他接受了怎样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既有哲学意义，也具有宗教意味，而且都从属于他要进行的赫尔墨斯式宗教改革的理想。

３．３　布鲁诺的最终命运与赫尔墨斯主义
　　从上述观点出发，耶兹认为：布鲁诺就是位具有强烈宗教改革意识的激进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追随者，是古埃及法术宗教的信仰者，他本身就是一位法术师。他试图通过法术的方式发现自然的秘密，以便控制、利用自然，他所有的哲学和“科学”层面的探讨都从属于其宗教使命。不论什么思想，只要与他的复兴古埃及法术宗教的使命相合就都会为其所用，为此他丝毫不理会当时基督教的禁忌。无疑，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宗教裁判对他的反感。
　　比如他毫不避讳地推崇督教禁忌的巫术（demonic magic），还坚持当时尚未被基督教完全接受的新柏拉图主义，强烈反对当时已与基督教融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并对其冷嘲热讽，把他们斥为只懂文法、却不会深刻地思考自然本质，也就根本无法获得灵智的“学究”。他甚至还“得寸进尺”地宣称现行的基督教是作伪且作恶的宗教，就连基督教的圣物十字架在他看来也是基督教从古埃及人手里偷来的。
　　耶兹还举出了诸多例子，并引用了历史学家阿·梅尔卡蒂的研究，指出当时的宗教裁判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他的神学问题，基督教对布鲁诺的种种质询很少是从哲学或科学的意义上提及的。布鲁诺热衷于赫尔墨斯法术宗教的复兴，期望以此替代败坏了的基督教，他的种种思想和作为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比如他坚持自己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将神迹视作实行法术后的结果，而不理会基督教的权威解释；他反对教皇、僧侣、反对敬拜偶像，并总是率性而为对他们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还去过异端的国家，与异端有过亲密接触等等，这些都是宗教裁判所足以定他神学异端，并处死他的有力罪证。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布鲁诺很可能是一名以在整个欧洲传播法术、实现宗教改革为己任的赫尔墨斯式法术师。在当时的宗教裁判所眼里，他就是一个胆大妄为、不知悔改的宗教异端者，也就是说他并不像人们惯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捍卫科学真理而被宗教裁判所处死的。他是为了他毕生信仰、追随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而死的。（[1],389－290页）。

３．４　耶兹眼中的布鲁诺形象
　　我们可以看出，耶兹眼中的布鲁诺形象与以往将其视作“科学真理的殉道士”“一位唯物主义者”的形象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来，布鲁诺并不具有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观念，历史中的布鲁诺更倾向于符合当时历史与境下的法术师形象，他的思想、命运都围绕着赫尔墨斯法术传统而展开。他坚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宇宙无限”学说，也都是从属于他的宗教使命的。他惨烈的人生结局也主要是因为他对赫尔墨斯主义的坚持，宣扬哥白尼学说也仅是他坚持赫尔墨斯主义中的一部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与哥白尼革命的相关性，也恰恰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宗教以及赫尔墨斯法术之间边界的模糊、不确定性。这同时也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宗教问题并不像传统的理解那样简单，在他们之间还掺杂着更为古老的法术传统，这三者之间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渗透，共同构成了文艺复兴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在这样复杂的历史与境下，任何一种对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都是有失偏颇的。

4 耶兹之后的西方科学史相关研究
　　耶兹之后，很多西方学者沿着她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展开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例如伊娃·马丁（Eva Martin）的专著《布鲁诺：神秘主义者和殉道士》[4]、德兰尼（Delaney）的博士论文《法术和科学：近代科学兴起的心理学起源》[5]以及布卢姆（Blum，Paul Richard）在讨论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中作为一种哲学模式的理论调和主义的论文[6]等，都对耶兹将布鲁诺置于一个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下的工作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而且还在她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科学与法术、宗教之间的关系。
　　约翰·H·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一书也接受了耶兹的观点，把布鲁诺与赫尔墨斯法术传统、新柏拉图主义联系在一起，肯定了他的世界图景受到一种与法术相关的宗教、哲学观念的影响，质疑了以往传统的观点即他是因为坚持哥白尼主义、捍卫科学真理而死的，并且进一步延伸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否认科学与宗教之间仅存在尖锐冲突关系，主张对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考察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尽可能的恢复其复杂性和多样性[7]。
　　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也引发了诸多争论，一些学者对其结论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后期的加蒂（Gatti, Hilary），他重新审视了耶兹的观点，认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不够充足，不足以说明赫尔墨斯传统在布鲁诺的思想中占据关键地位，但他仍然肯定了耶兹的研究确实成功地使人们开始关注以前被忽视了的赫尔墨斯传统在近代科学兴起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耶兹不同的是，在加蒂看来，布鲁诺不仅仅是一个法术师或赫尔墨斯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近代科学的先驱，在他身上同时体现出了近代科学和法术传统。加蒂还肯定了布鲁诺的数学方法、自然观和认识方法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对布鲁诺在科学史中的作用做出了新的评估[8]。
　　当然，耶兹的研究也并非是人们对于布鲁诺的认识的最终定论，但她的研究所体现的反辉格式研究传统以及外史论的研究方法，确实开拓了人们的科学观、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思路，引发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因而，在西方科学史研究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环，而这也正是其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5　国内科学史读物中的布鲁诺形象
　　讲到耶兹的工作，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布鲁诺在中国的学术界和一般公众中的标准形象问题。在笔者初步而且并不完备的检索中，发现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布鲁诺形象在国际科学史背景中的历史变化的关注是很不够的。同时在我国现有的国内通行的科学史通史教材和相关科学辞典中，对布鲁诺形象的认识仍延续了传统的观点。在此，我们不妨以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内科学史著作中对布鲁诺的描述为例来说明。例如：
　　（1） “对捍卫与发展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思想家、科学家进行残酷迫害，说明宗教是仇视科学的。……布鲁诺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忠实捍卫者和发展者，在近代科学史上史向宗教神学斗争的勇士。他虽是教徒却离经叛道，服从真理，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卫士。”[9]
　　（2） “哥白尼学说的声威引起了教会势力的严重不安，于是利用宗教法规加害新学说的积极宣传者和传播者，遂使布鲁诺惨遭杀害……布鲁诺为自己的哲学，为宣传哥白尼学说，为科学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他的生命。”[10]
　　（3） “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繁花广场上，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科学了真理和自己的信仰。”[11]
　　（4） “布鲁诺，意大利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天文学家。……他在几十年的颠沛流离中，到处宣传哥白尼学说，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反对科学与宗教可以并行的‘二重真理论’。”[12]
　　（5） “但布鲁诺丝毫没有动摇对他准备为之献身的科学真理的信念”[13] ；“布鲁诺是一个为宣传哥白尼学说、宣传科学真理而献身的英雄。”[14]
　　（6）“捍卫新的科学理论，需要无畏的科学勇士。布鲁诺就是一位捍卫科学真理的勇士”[15]
　　（7） “布鲁诺，这位意大利的科学英雄在年青时代就读过哥白尼的著作，并成为一名哥白尼学说的忠实信徒。于是他受到了教会的迫害……。布鲁诺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宗教与科学可以并行的‘二重真理论’。……当布鲁诺早在几十年后宣传哥白尼学说时，就遭到了教会的残酷打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布鲁诺在熊熊的烈火中牺牲了。”[16]
　　（8） “科学与宗教的决战，思想解放的先驱布鲁诺，……哥白尼学说和宗教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罗马教皇意识到这个学说对他们的统治产生了直接的威胁，使布鲁诺成为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第一个殉道者。”[17]
　　（9） “意大利人布鲁诺就是当时反对宗教、反对地心说、维护和发展日心说的代表人物，他受宗教势力迫害……布鲁诺英勇不屈，坚持科学真理，对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为科学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惊恐万状，最后，只得对布鲁诺初一火刑。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于罗马为捍卫科学真理而英勇献出了生命。”[18]“杰出的思想家布鲁诺就是维护宣传哥白尼学说、捍卫科学真理的英勇殉道者。”[19]
　　（10）“布鲁诺在发展唯物主义、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封建神学世界观方面，在宣传和论证当时自然科学成就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他对基督教中世纪的一切传统均持怀疑态度，极大倡导思想自由，宣扬无神论，勇敢地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殉道士。”[20]

5 结语
　　对比上述国外对布鲁诺研究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国内科学史研究的总体现状有以下几点：
　　（1）在许多科学史通史教材中，仍然延续着传统的观点，没有给予国外较有影响的主流观点以足够的关注。
　　（2）国内对西方古代至中世纪的科学史研究相对薄弱，对这一历史时期下的人物如布鲁诺等做出科学史层面上的考察研究也不多见。例如，在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在1994年－2004年范围内以“中世纪科学”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命中的仅有2篇；以“布鲁诺”为关键词仅有17篇，其中与科学史研究相关的仅有6篇。而且，国内目前已有对布鲁诺的研究中，仍多着眼于布鲁诺的哲学思想，虽然其中一部分将布鲁诺作为科学史通史教材中的一个与近代科学革命相关的重要人物而有所触及，但总体而言较少对布鲁诺本人在科学史上的历史形象和地位方面做出专门的考察。
　　（3）应该提到，尽管为数不多，但国内对布鲁诺的研究中也确有一些学者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初步的质疑。如朱健榕、吴蓓①、路甬祥等已对传统的“科学与宗教”问题以及布鲁诺的传统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布鲁诺看作近代科学的殉难者，就会将布鲁诺形象简单化、样板化，同时也会过分简化历史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 [21，22]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对布鲁诺形象以及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确实需要经历一个再认识的深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耶兹的研究因其丰富的史料、反辉格式的思考、经典性的论述，对国内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巨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耶兹的研究作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代表，不仅能够拓展当时的西方科学史界的研究思路，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内科学史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当然，还有在此基础上的更广泛的公众传播方面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Yates F．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002.1～290．
2 Yates F．Giordano Bruno[A]. Gillispie C (eds).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Z]．Vol.1.
NewYork: Scribner, 1981．539～543．
3 Ashworth E J．Giordano Bruno[A]. Craig E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Z]．Vol.2.
New York:Routledge, 1998．34～39．
4 Martin E．Giordano Bruno: Mystic and Martyr[M]．Kila,MT: Kess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5 Delaney M K．Magic and Science: the Psychological Origins of Scientific[D]．Dallas: The University of Dallas, 1991．4255～4472
6 Blum P R．Istoriar la figura: Syncretism of Theories as a Model of Philosophy in Frances Yates and Giordano Bruno[J]．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003, 77( 2)：189～213．
7 约翰·H·布鲁克．科学与宗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8 Gatti H．Frances Yates Hermetic Ranaissance in the Documents Held in the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J]．Aries, 2002, 2 (2)：193～211．
9 王士舫、董自励．科学技术发展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7～70．
10 王玉苍．科学技术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4～315．
11 张文彦．科学技术史概要[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16．
12 江泓．世界著名科学家与科技革命[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15～16．
13 关士续．科学技术史简编[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26～127．
14 关士续．科学技术史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06～107．
15 刘建统．科学技术史[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6．57．
16 林德宏．科学思想史[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02～104．
17 高之栋．自然科学史讲话[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14～117．
18 解恩泽．在科学的征途上——中外科技史例选[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22～123．
19 解恩泽．科学蒙难集[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55～256．
20 吴泽义．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80．
21 朱健榕．哥白尼学说在当时影响了谁[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2，2．
22 路甬祥．科学之旅[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6．

The Change of the Image of Giordano Bruno
——Yates' study and revelation
LIU Xiaoxue
(STS Institu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Since the fiftie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s Yates, a notable historian in the west, made the study of Bruno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a classical work typical of anti-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However, there have not been systemic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Yates' study in domestic correlative research.. According to it, this paper tried to analyse and review the recognition of Bruno in the sense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on the base of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ain idea of her study, expecting to help to widen the thinking of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scienc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Frances Yates ，Giordano Bruno, Hermetic tradition, anti-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本文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