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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生孩子是最大的罪孽，所以盛行堕胎。台纳兄弟合著的关于神父独身制的专题著作，搜集了大量资料，其中有些骇人听闻的例子，证明“恰恰是在最荒淫的修道院里，怀孕的修女遭到最残酷的虐待”。这倒好理解，历来都是如此：越是淫荡的婊子，把名声看得越重。也有这样的时候，教会变得仁慈一些，对怀孕的修女表示同情。比如，在阿维尼翁召开的会议上，禁止僧侣“把毒药或其他烈性药物给女人用于堕胎”。后来，“教会的荒淫无耻成了令人发指的脓疮”，由此而提出了要求神父有结婚的权利。此时教会再也不反对僧侣和修女千方百计地消除他们淫乱生活的后果。因此，费沙特有充分的权利在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蜂窝》中这样说： “我们从每日的经验中得知，神圣罗马帝国甘心让它修道院里可爱的贞女们、修女们用药和偏方把果实在成熟之前就消灭，或者用丑恶的办法把她们刚刚生下来的婴儿杀死。” 如果这是教会下层的风气，那么，教会上层的荒淫无耻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教皇对于下层僧侣简直是道德败坏的楷模。人民一针见血，用生动的语言把某些教皇叫做“至骚的罗马教皇”而不是“至圣的罗马教皇”，把许多红衣主教叫做“骚狗”。 对于这些外号，教廷史上有不少肮脏的事实可以做明白无误的解释。尼玛的狄德里希说约翰二十三世“据说在当布伦红衣主教的时候糟蹋过近二百个有夫之妇、寡妇和姑娘，还有许多修女”。 保罗三世在当教廷驻安科纳使节的时候，曾经因为强奸了一位年轻贵妇而不得不逃跑。他为了当上红衣主教，把自己的妹妹朱丽亚献给了亚历山大六世，自己则同二妹乱伦。卜尼法八世把自己的两个侄女纳为外宠。亚历山大六世任锡耶纳红衣主教时，主要的事迹是同别的主教及其他高级神职人员举办夜间舞会和晚会，邀请本城的贵妇淑媛参加，会上放荡异常，而她们的“丈夫、父亲和亲戚则不得人内”。庇护三世的许多情妇替他生了十二个子女。 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几位教皇由于荡检逾闲而得了梅毒，其中有亚历山大六世、裘理二世和利奥十世。裘理二世的御医写道：“真是说来难为情，他的身体没有一处不是布满了可怕的淫乱的迹象。”据御前典礼官格拉西斯说，每逢星期五，他没法让人按惯例吻他的脚，因为他的脚患梅毒全部腐烂了。 宗教改革时期有一首讽刺诗，假托一个得梅毒烂掉了鼻子因而动手术的高级神职人员说话。这个脸上有梅毒特征的神职人员在诗里对自己的鼻子发表了一通声泪俱下的演说，把鼻子叫做“红衣主教，睿智的明镜，永远不会误入异端；教会的真正的柱石，堪为众人的楷模”，表示希望“它将来还会当上教皇”。 彼特拉克在他的一封著名的《公开信》(是写给全世界的)中，对当代及后世作了正确的评说：“抢劫、暴力、通奸，是淫乱的教皇的家常便饭：丈夫们被流放，省得他们罗嗦；他们的妻子被强奸，一旦有了身孕便还给他们，生了孩子之后再夺过来以满足基督在世代表的淫欲。” 除了这“自然的淫欲，还有反自然的淫欲，同样也很猖獗”，教会如果不从这些秽行中捞些好处，那就算背离了至为神圣的传统。荷兰神学家韦塞尔曾长期在罗马居留，是教皇的朋友。据他说，历任教皇都容许反自然的淫乱，但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反自然的淫乱在高级神职人员中十分普遍，以致民间众口喧腾。这风气由来已久，11世纪时达米安主教便在他的《戈莫尔书》把它归纳出一整套。什么都得有序，连丑行陋习也不例外。 教皇宫廷里时兴的娱乐也很能说明问题。意大利最最美丽的高级妓女是教皇宫廷和红衣主教府邸的常客，在那里露面的频繁，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她们在那里参加喜庆活动，始终是那里最为璀璨夺目的中心。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封信谈到一位红衣主教举行的酒宴，说是酒宴上西班牙妓女比罗马男人多。红衣主教波乔的滑稽小说，尤其是红衣主教比比耶纳的《卡兰德罗》之类的戏剧或马基雅维里更大胆的《曼陀罗花》，都充分说明了这圈子里的风气。 这种丑行陋习，最重要的一点倒不是教会高级人员有时竟成了骇人听闻的道德败坏的化身，而是这一类风气极为典型。 其所以典型，是因为合乎逻辑。在下级僧侣中典型的丑行陋习，在教会的上层，在它的顶峰必定会成为某种独一无二的巨大的火炬，其黑烟和毒气熏炙了下风地带。 教会作为等级森严的团体，由于其历史条件，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机构，在思想和政治上对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影响。正因为如此，它的道德腐败的过程必然会毒害整个世界。僧侣的道德败坏，就像我们在本章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必定对整个社会，对世俗社会的全部社会道德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篇声讨教廷的檄文，确认了这个事实： “……流风所及，德国不再祈祷，丧失了信教的虔诚。淫乱，乱伦，背誓，谋杀，偷盗，抢劫，放高利贷以及其他许多罪孽便是这风气的后果。” 每一个城市的历史在这方面都有大量的材料，足可以写一大本书，在作恶多端的行列里，既有社会的各个阶级，也有教会的各级神职人员。横陈在主教们柔软的床榻上的，有自愿或被迫奉献的贵族或市民阶级的丽人；而在隐居修道士狭小的禅房里，硬板床上躺着老百姓家的女仆.。老百姓有句谚语：“把僧侣放进门，他就要进里屋；把他放进里屋，他就要上床。”这话像数学定理一样的推翻不了，因为有上千个确凿的事实做证据。 老百姓在同修道院打交道时也得到类似的经验。“神父说：我爱我的羊群，但母羊比公羊更好。”僧侣确实是这样想的，而且热心地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谁把老婆送到修道院里来，那他要什么都能得到，还奉送他一个孩子。”修道院里的女仆，她们的遭遇自然也常常如此。在男修道院中，市民和农民的妻子被僧侣勾引；而在女修道院里，她们则成为拉皮条的对象。 秦美伦纪事中说的不无根据：“聪明人不会让他虔诚的妻女到女修道院里去，而让她们待在家里，因为女修道院只能把她们教得很坏。”这位纪事作家强调“很坏”。 中世纪末及文艺复兴时代，大多数修道院不是神圣的场所，不是在那里持斋、戒色、祈祷，而是在那里拚命享受生活的乐趣。在这些修道院里，连平常的日子都过得并不清苦，而在节日里更是有充分的理由庆祝一番。他们的庆祝方式是(农村里至今还是这样)大吃大喝，弹弹唱唱，当然也少不了跳舞，跳舞得是男人同姑娘跳，那才有意思；光有男人跳的舞，那是开玩笑！所以，从来不缺姑娘，而且，参加晚会的姑娘很少没有被主人温存一番的：僧侣在清静的禅房里以极其形象的方式向她们证明，“僧袍绝不表示戒色”。 这影响的流播，不仅仅是民众耳濡目染坏榜样的结果。僧侣一贯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不仅用于在经济上剥削大众，而且还用于满足私欲，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僧侣不仅看到修女的身体会色心大动；面对健壮的农家姑娘和姣好的城市小家碧玉，那高耸的胸脯自然也会叫他们欲火如炽。“噢，不仅仅是修女的身体叫人馋涎欲滴！”神父把手伸向农家姑娘时这样惊叹。僧侣在同平民百姓家的女人打交道时发情更多更快，因为他们执行的宗教职能使他们同俗家妇女接触，比同修女更多更密切。再说，他们同俗家妇女谈情说爱的危险较小，至少没有那么多的麻烦。农民或市民的妻子一旦怀了孕，那个下了种的僧侣可以不必善其后，因为可以推到丈夫的头上。因此，他作为神父的活动给他渴求的享乐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好色的僧倡能够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女人身上满足自己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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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1 21:0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