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3-10-23 07:51 编辑
山人神父写了一篇矫揉造作的文章《基督信仰能克服文化障碍吗?》,旨在反驳老夫的《唐代景教语言的本地化之魅》。在其大作中有这样一段话:“其实,如果常主张“适应”、常强调“国情”、常在意“本土”的学者专家真正接触下中国新教牧师信徒,他们会听到这样的话:你们天主教有病啊!搞那些“融合文化”有个鬼用!你们有《圣经》难道还不够吗?” 看到这句话,老夫已经是笑喷了。老夫想问一下山人神父,目前中国的“新教牧师信徒”,除了手里的圣经中有一些外国人的名字,象什么“但以理(天主教译为“达尼尔”)”、“巴多罗买(天主教译为“巴尔多禄茂”)”、“以利沙(天主教译为“厄里叟”)外,他们的思、言、行为哪一项不受中国隐性文明的节制?神父您真的以为手里拿上一本圣经的人就成了“假洋鬼子”、“二毛子”? 神父您还问,中国还有文化吗?老夫认为,虽然中国的显性文明已近乎消亡,但隐性文明却一直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国民。比如一个土豪喝着拉菲、抽着雪茄,穿着Prada,但他可能很崇拜毛泽东、甚至希特勒,这是他深受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为寇”思想的影响。一个小资喝着星巴克、穿着香奈儿、听着席琳迪翁的音乐,当他(她)经济宽裕的时候就想买一部排气量2.7升的越野车,全然不顾由此带来的能耗及污染,因为他(她)不想“锦衣夜行”。所以说,当代很多中国人虽然已有欧美人的范儿,但他们的骨子里与一百余年前的阿Q并无二致。关于“显性文明”与“隐性文明”,可参阅芦笛先生的 话说回来,受“信仰唯一”影响,一些中国的“新教牧师信徒”蔑视本土文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否他们一旦手中拿本圣经立即就脱胎换骨了呢?显然不是,老夫仅举一例: 如果到他们的团体中待上二十分钟,他们八成就会给你讲各种“见证”,如某某得了不治之症,所有的医院都没治好,于是大家替他祷告,他的病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云云。我这么说并非信口胡诌,2010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可验证我这种说法,蓝皮书指出:“调查亦显示基督教徒信教的主要原因中……归因自己或家人生病的信徒占到了68.8%”。2010年7月28日的《南方周末》,曾发表韩东老师的《信仰不是空谈》其中有这样一段“见证”: “底层民众倾向于基督,这也不是我乱说。多年以前,我曾经下放过的那个村子上的一个小姑娘来南京,问起当地的情况,她说:“我们现在信牙素。”她说的是方言,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后来突然醒悟,“牙素”乃是耶稣也。我问:“信牙素干什么?”小姑娘说:“信牙素能治病,信了病就好了。” 也就是说,在这些“信仰耶稣”的“新教牧师信徒”心目中,耶稣实际上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另一化身,只不过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已。当然了,说某某人半死不活,大家一祷告,他的病就好了,只是见证的一部分。登陆新教网站,就会看到各式各样更加高级的见证,像什么说爱因斯坦、宋庆龄、陈光标等人都是基督徒,得蒙祝福,汶川的人都信佛,招致地震,说得你都不好意思不信主。 再比如靠所谓的“科学发现”见证,比方什么美国的哈勃望远镜看到太空中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市,是为天堂;苏俄的钻头勘探到地狱;人死了身体减少21克,乃是灵魂的重量;香港人在土耳其发现诺亚方舟等等等等。铁证如山,怎能不信? 很少有人去仔细推敲一下这些见证,是否有些事件与事实有出入,比如陈光标真的信教吗?再比如天堂如果真的在物理太空的某处,还信教干什么?直接买张飞船票到那儿就得了呗!灵魂如果真的有重(质)量,能突破质能守恒定律,达到神速吗? 为何当年的新教传教士到中国斥巨资办奉天医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协和医院,救死扶伤、悬壶济世,而今天的“新教牧师信徒”却靠“祷告”为人治病?为何当年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传播科学知识,而今天的“新教牧师信徒”一方面极端反智,一方面又靠一些荒诞不经的“科学见证”来传教呢?我只能说当外国人的差会被赶出中国大陆后,中国人“上诈下愚(陈寅恪语)”的民族习性将今天的“新教牧师信徒”改造成了这般模样。 毋庸讳言,中国人缺乏科学、理性素养,更缺乏宗教素养,用向希腊人传教的哲学语言显然也不能打动人。但这个产生过义和团、红卫兵的民族有个特点,很习惯于“罐头思维”。“罐头思维”是英国学者斯泰宾在《有效思维》提出的。斯教授认为:在复杂、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所以啊,习惯于罐头思维的“新教牧师信徒”们的见证,离吾主耶稣的训诲很远,离欧美差会当年的传教之旅很远,却离义和团、红卫兵很近。 当丧失了思考能力的“基督徒”听到“圣经唯一”、“信仰唯一”之后,便会欣喜若狂,因为有了圣经,神马神学、科学、哲学、艺术都是浮云!浑然不知欧洲的学术曾一度掌握在教会手中。 以前,我称呼一部分国内的新教徒为“第四教派”, 既公教(Catholic,既中国人所说的天主教)、正教、欧洲式的新教外的又一教派。现如今,我称之为“土鳖基督徒”。 我样子说基督新教,并非是说天主教中没有土鳖,恰恰相反,天主教已是“土鳖围城”,很多中国的天主教徒不知道挖掘天主教本身博大精深的文化,而是把土鳖思想奉为圭臬。 “天主教在线”也已经堕落成“土鳖在线”,今天说“神学”没用、明天否定教会的训导。后天又有人出来大放厥词,说什么一个人领洗了就不会犯罪,因为领洗了就有了一个“新我”、而引人犯罪的是“旧我”,这话也只有中国的“土鳖基督徒”能说出口,因为他们不知道“位格(Human Person)”的概念,但却有老祖宗阿Q自己扇自己解恨的遗传基因。再举一例:天主教在线上声称自己是最正宗“罗马天主教徒”的人士,往往最符合梁任公所说六种国民性: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所以说神父啊,我们不是要不要本地化的问题,而是这份信仰已经彻底“土鳖化”了,我们能做的让“隐性文明”干扰的越少越好,而让“显性文明”融合的越多越好。具体怎么做,可以参考利玛窦神父的传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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