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四时年代,三位加拿大籍修会会士来到伪“满洲国”的奉天(今沈阳)教书育人。在他们的感召下,后来又有六位本会弟兄来“满洲”服务,进而更多的修士来到中国。然而,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经历了被日寇关押进集中营、国共内战等重大事件,其中的李高烈修士安息于四平的日军集中营,并埋葬于这片黑土地里。然而,他们的事迹竟被淹没于历史之中。经我和李贵林老先生合作,现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 天主教会是比较重视教育的组织,1951年之前,仅在奉天城内就开办了光华男校、光华女校、中法中学(又名野声中学),曾开办海星女中,更有一所教会的修院---俗称辣(拉)丁馆。辣丁馆有小修院,教授高小、初中、高中课程。从小修院毕业后,志愿于度奉献生活的修士可进入大修院,学习神、哲学。1928年后,大修院只授哲学,神学科并入长春神学院。 当年学校的教材大部分来自法国,教师以法国神父、修女、修士为主,国藉老师也多似皮漱石神父(后成为沈阳教区总主教)这样的饱学之士。培养的学生以法语特长而闻名,包括抗日战争中的空战英豪高志航、阎海文(参见我的博文《教会走出来的空战英豪》)。 随着教会教育事业的发展,教会的师资力量不敷使用。 1933年,奉天宗座代牧卫忠藩(Mgr Michel Blois)主教写信给教职会会长艾德润(Brother Adrien)修士,请求他派修士弟兄来辣丁馆教学并参与管理。教职会( Lasallian Mission),或称为基督学校修士会,或喇沙修士会(De La Salle Brother)。由教师主保圣喇沙创办,由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度一种奉献生活,成为修士。然后就读于各类师范院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除了教授知识外,还教授怎样为人。(网址: http://www.lasalle.org/) 在此之前还没有教职会的修士到中国服务,而且中国当时内忧外患,整个满洲地区被日寇占领,成立了“伪满洲国”。所以收到卫主教的信函后,艾会长很谨慎地委托加拿大蒙特利尔分会荣休的巡阅修士(Visitor,是否可译为会长?)马蒂尔-保林(Brother Martial-Paulin)做一个可行性分析,马修士认为方案可行。1935年,蒙特利尔分会巡阅修士尼瓦德.若瑟福斯(Brother Nivard Josephus)来到灾难深重的满洲,考查了奉天教会,认为可以派人前来服务。 1936年,三位加拿大修士“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他们是39岁的李高烈修士(Brother Marie-Liguori),54岁的梁伯德修士(Brother Modestus Leopold),29岁的巴德茂修士(Brother Melchiade Barthelemy)。他们于10月16日到达奉天,建立了教职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分会,李高烈修士任会长。修士们在拉丁馆的课程排的很满,他们讲授数学、拉丁语、法语、博物学等。李贵林老先生回忆,巴修士博学多才,讲授生物、地理,梁修士讲授数学。 这些讲法语的老师还带来了优雅的法兰西文化,李老先生回忆,在李高烈修士的调教下,修生门可以用四声部唱圣咏。他们还排演了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吝啬鬼》,其中的徐振江修士扮演农民,皮忠义修士扮演病人,李贵良修士扮演病人的弟弟,吴振铎修士扮演个配角(后来他们都圣了神父,但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陈冠凯扮演仆人①。 李高烈修士在遗作中写到:我们感到很幸福,尽管我们仅仅是天主的卑微工具。班上的学生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这些小修生们聪明、勤奋、而且那样的接近天主!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局势日益紧张。兵荒马乱的时代,教会亦不能幸免。梁伯德修士在给罗马的报告中,写到他在抚顺教区帮忙时,目睹了失踪数日的美国玛利诺会会士谭化溥神父(Fr Gerard A. Donovan)的遗体被人发现,已被撕票了,那是1938年2月16日的事情。 1938,奉天教区迎来了100周年华诞。同年,一位尊贵的客人来访,他就是教职会的会长助理欧瑟亚修士(Brother Romuald-Horsea)。尽管当时局势十分恶劣,但欧助理还是建议教职会派遣更多的弟兄来华服务。 1939年,李高烈修士也言辞恳切地写信给蒙特利尔会院的会长,恳求多派遣帮手,他写道:我们拼命地工作,几乎耗尽了我们的心血。尽管这出乎我们当初的想象,但我们无怨无悔。毕竟我们是吾主及教会的奴仆……但是,我亲爱的弟兄,我恳求帮手,哪怕一个也行。 第二年,帮手来了,而且不止一个。他们是Marie-Marcel修士, Marie-Mederic修士, Jules修士, Odilo,修士、 Guy 修士、Hippolyte修士(希望知道他们中文名字的神长、教友帮助翻译一下)。这里有个插曲,Marie-Marcel修士乘坐的邮轮先到达日本,他在那里等待其他几位兄弟,他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和西方国家会很快开战。所以他建议其他五位后来的弟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修士们的答复是:既然来到远东,就要在中国服务到底。他们于1940年10月19日到达奉天。 这一年,他们在奉天买了一处房子,他们尊圣方济各.沙勿略为这座新会院的主保圣人,很显然是要学习圣人牺牲精神。 1941年,吉林会院成立,巴德茂修士担任会长,带领Marcel,,Guy,Jules,Hippolyte ,Odilo五位修士去了吉林。 正当这九位修士要大展宏图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寇抓走了几乎满洲所有的外国人。吉林会院的修士们先被关进四平集中营。奉天的三位修士躲进汇丰银行沈阳分行(今十一纬路的交通银行?),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随后,躲进YMCA俱乐部(?),但还是在1942年1月被日寇关进四平集中营。 1942年9月, Marie-Marcel、 Jules、Hippolyte 、 Mederic四位修士被转押到日本,直至战争结束后才被释放。同时,60多岁的梁伯德修士因为年老多病,被日军释放。但梁修士并没有回国,而是到了奉天,继续为教会服务。 1943年,在集中营里的李高烈修士染上了伤寒,发了一个月高烧后于10月28日安息主怀,成了馨香的祭品。李修士被葬在四平,他是唯一埋葬于中国的教职会会士,虽然已找不到他的遗髑,但我们坚信,他一定在天堂为中国祈祷。其他在集中营里的修士也饱受折磨,缺少食物,却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而言,是极为痛苦的。好在1945年,日本法西斯战败,他们也获得了自由。 战后,巴德茂修士继续担任吉林会院会长,他写信给总会,要求多派人来中国。1947年,北平会院成立。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国共之间的大决战于1948年打响。修士们只得逃亡北平。离开奉天时,一位奉天籍的白景奎修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后去了泰国。 李贵林老人回忆,1948年他去北平,与恩师梁伯德修士见了最后一面。从此,天各一方。 注①:这些修生后来命运迥异: 徐振江修士,辽宁铁岭人,圣名保禄,1920年出生。1932年,经梁亨利神父介绍,进入奉天小修院,1944年毕业于长春神学院。1947年年5月,在北平由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祝圣为神父,回沈阳后担任惠华医院医生。新中国成立后,徐振江神父积极投身于“三自爱国运动”,先后担任沈阳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主任,辽宁省天主教爱国会主任。1955年,担任沈阳总主教区副主教。文革期间,徐神父也受到冲击,回家娶妻生子。宗教政策恢复后,徐神父回到教会,1981年7月24日,自选自圣为辽宁教区主教,同一天,由宗怀德(周村)、杨高坚、傅铁山祝圣。1984年去世。 皮忠义修士,圣名洗者若翰,1944年在长春被祝圣为神父。1951年,因担任圣母军指导司铎,被沈阳军管会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59年获释。但历次运动,均未幸免。皮神父信仰纯正,为人正直。1980年以后,在沈阳南堂传教,是沈阳天主教会的精神导师。2002年病逝于祭台之上。沈阳的教友们相信皮神父已成为天朝圣人。 李贵良修士,1915年出生于海城牛庄。1938年,与吴振铎修士、蒋伯铎修士负笈罗马,在传信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又求学于比利时鲁文大学等欧洲名校,获神学硕士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1945年在罗马晋铎,1954年,求学15载的李神父到台湾,担任台湾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并任国立图书馆科技部主任。辅仁大学复校后,担任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并担任台湾政1治大学哲学教授,是著名哲学家,胡塞尔现象学权威。.1973辞去教职,赴美担任堂区神父并取得美国国籍。1982年退休后返回台湾,学习三年闽南话后到彰化县二水乡担任本堂神父,直至2008年才从福传一线退下来,现居台湾。 吴振铎修士,与李贵良修士一同赴罗马求学,获哲学博士及神学博士学位。1944年晋铎后任职于教廷驻中国大使館,负责全国传教协进会。1948年到台湾,先后担任小修院院长,卫道中学董事长、文兴女中董事长、静宜大学董事长,并任教于晓明女中、辅仁大学。1993年,77岁岁的吴神父到台中南屯天主堂任主任司铎,2009年去世。 陈冠凯修士,后因病离开修院,就职于法国驻沈阳领事馆、南满铁路等单位。现居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