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 无法向下一代张扬的双刃剑

牛有财

记得在读小学时，一次历史课堂上，老师讲起“义和团运动”时，满脸神采奕奕。说“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爱国主义的农民起义运动，轰轰烈烈、席卷天下，让在中国的外国侵略者闻风丧胆。虽然京城遭遇外寇血腥洗劫，但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那个叫“西摩尔”的敌人，正是他率领八国联军攻打京城，并下令火烧圆明园。

那时，我还小，为“义和团运动”这么快就失败了感到惋惜。同时，我义愤填膺，发誓长大一定要尽忠爱国，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几十年风雨过去了，时代日新月异地在变化，往日苍白、凝重的一页历史却依旧回旋在记忆的河流中。这时，我才深深发觉：“义和团运动”原来是一场悲剧色彩十分浓郁的起义，并且大有惊世骚乱之味。“义和团运动”在打击动摇清廷政权的同时，又加重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和生存危机。

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前，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一再肆意掠夺中国领土和银元，践踏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对此，腐败无能的清廷政府已经无法力挽狂澜，企图借“义和团”的力量来抗衡外国军队。然而，仅靠咒语、拳术、大刀与长矛为武器的起义军，抵抗注定是要失败的；并且注定会成为民族解恨的一种渲泄方式，其结果是破坏性和悲剧性的，它不仅导致了八国联军洗劫京城，同时加深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它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又将自己推上了绝路。

据史料记载：那年四月（1900年），“义和团”100余人手持兵器开进京城，在芦沟桥集会，并在教堂周围散发反洋人、反教会的揭贴。至六月，“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和洋人住宅区。在这段时间里，“义和团”共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药局12所、医院8所。此时，“义和团”已经是眼红了，看见洋人就杀，看见教堂就烧，凡与“洋”有关的东西一个不留。这些没有文化、愚昧透顶的农民起义者，以为拒洋于千里之外，中国就会强大起来。当清廷政府眼见八国联军以不到二万兵力击败中国十万守军，“义和团”的咒语、拳术、大刀与长矛根本不顶洋枪洋炮时，急忙请李鸿文出面请降求和。此时已晚矣。

“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吗？如果说“义和团”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爱国主义运动，那么我觉得：这场盲目排外、笼统排外的民族主义，以及排斥近代生产方式、排斥科学技术的起义运动，它的愚昧与封闭性远比“爱国主义”的概念来得强；流毒也更深。要知道，任何伟大运动一旦脱离时代、势必会成为阻碍这个国家向前发展的绊脚石。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更会是。

这一年，当“义和团”以“扶清抗洋”名义轰轰烈烈、铺天盖地开展破坏中国大地上铁路、火车、桥梁、电线、邮局等一切新兴现代化设施时，欧洲人正在法国巴黎举办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博览会”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有机地联在一起了，欧洲经济从此开始步入崭新篇章。

也是这一年，当清廷政府为八国联军洗劫京城而焦头烂额时，九月，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台湾，摇控指挥惠州起义，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第一次向清廷政府发难的起义。此次购买军火的费用由日本驻台湾总督给予赞助。腐败的清廷政府已是摇摇欲坠，中华民族即将步入一个军阀割据，内乱与内战的国度。

　总结“义和团运动”不是对“爱国主义”的一种曲解；而是为了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靠推动社会变革来适应现代文明。如此，该借鉴与融入强国经济模式，还是与发达国家在意识领域上为敌，这是寻求和谐或选择对抗的道路选择。“义和团”的谬误不能再重复，对“义和团运动”的否定应必然的历史演绎。虽然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但我们别无选择。既然时代浪潮滚滚而来，把我们这一代人推到浪尖上，我们必须学会思索。有了危机与忧患感，我们才会进步。同样，有了学术探讨，才会有思想的进步。

任重而道远。我很欣赏李敖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相信历史，可以相信名词，但不可以相信历史名词，尤其是不能相信国民党的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