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启示录》序

义峰

不客气，应该的，呵呵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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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觉得政治很残忍，为什么非要难为这样一群老人家？安树新被说成大字不识几个的主教，忠厚老实，被利用完毕，教区分裂的局面却扔给他自己去面对，教友们受伤的心灵只有靠他去缝合！在中国，当前任何一位主教都必须面对当前的“八大”抉择。去年主教们“重庆之行”中，南北已具有团结之势。于是有人赶紧建议，对这“不正之风”需要分化、打击，单个的进行思想教育。这小子的“八大二月计划”没被采纳，显示了对主教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今年加紧祝圣主教，无非也是有意为“八大”制造新人，扩充实力。岂不知，杜江主教的就职典礼，成为主教信德的试金石：“巴盟的主教是我，要么由我主持、要么我走，后半辈子回家当农民。”由于杜江主教义正言辞，结果主持了就职典礼的弥撒圣祭。而网友zxc123谣传：“昨天（16号）太原主教祝圣，封主教公开宣读了教宗任命书。”（求证此事非实，但用意良好）这些都是好的迹象：政府正在对宗教信仰拥有信心，而教会开始慢慢回归自己神圣的传统。对于“八大”，现在“乐观”的因素虽然还不多；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不乐观”的因素也不少！

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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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说过一句话：“任何国家或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的背后侵犯人权。”
胡大国奥斯定主教，贵州石阡监牧区正权主教
1922年 出生于贵州平塘县通州镇，，一月后领洗
1929年 在通州天主堂读经言学校
1936年 进入贵阳教区预修院
1945年 进入贵阳教区伯多禄神哲大修院
1951年 6月29日晋升铎品
1952年 在大修院任教，兼贵阳真福堂副本堂
1955年 因宗教问题被捕，划为反革命份子
1958年 被判刑10年劳改，刑满后转入福泉磷肥厂当劳改就业人员
1982年 平反后调四川成都神哲学院任教
1986年 回贵州，任都匀、独山、福泉、团坡、翁安本堂神父。。。。
1988年 被祝圣为贵州石阡监牧区正权主教
记得在我领洗的前一年秋季，代母带我专程前往贵州北堂，在教堂住了三天，从而认识了这位可敬的主教。
主教个子小小的，体重不足70斤，目光慈祥，精神矍铄，走起路来喜欢端着拳头一路小跑，他的一生见证了教会在近代中国的历程，小小的肩头承载了太多的磨难，为同样在苦难中的教友树立了信德的典范，撑起了一片信仰的蓝天。
主教跟我讲过许多他的故事，虽然过去了这些年，现在回忆起来任然历历在目。
在建国初期，他与其他神职人员一样，被政府有关部门逼令还俗，要他选择：要么结婚，只要答应结婚，马上安排一个工作，可以勉强养活自己；要么去坐牢，一辈子别想再出来，最后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他不愿背弃信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坐牢，这牢一坐就坐了近30年，在牢中每天下不尽的苦力，干不完的重活儿，受尽了凌辱与折磨，为了坚守信仰，他默默地承受了下来。
80年代初，终于熬到平反昭雪了，国家赔偿了他1万多元人民币，作为他在狱中干了近30年重活的补偿，他把这一万多元几乎全部用来购置了各式各样的圣物，只要有教友来看他，他就把这些十字架、圣像、念珠、书籍等等作为礼物无偿赠送给教友，我就得到过主教许多礼物，其中一串天蓝色的玻璃玫瑰经念珠是我最珍爱的礼物。
平反后他被安排进了四川成都神哲学院任教，当局心想这个坐牢几十年受尽残酷折磨的人，可能不敢不听话了吧，于是吩咐他，要他按照政党的意图来教授学院的孩子们，反对教廷，仇恨教宗，俯首帖耳听党的话，甘当党的走狗奴才；哪里知道这个性格坚毅，不畏强权的老人却充满了正义感和使命感，他在课堂上毫不畏惧地向孩子们传授正确的世界观、道德观、普世价值观和宗教神学知识，这一下子就把当局给惹恼，不仅立即把他从课堂上驱逐了，还故意整他，把他下放到一些非常偏远贫穷困苦的地方去当神父，他也毫无怨言承受了下来。
后来他年纪大了，加上又深受西南地区各地教友的敬重和爱戴，为了利于控制掌握，爱国会把他安排进了贵州北堂堂区做神父。
尽管他不用再那么辛苦每天爬山涉水走几个小时的泥泞小道或山路到他那偏远的山区去传教，他却几乎没有了自由，处于监视居住的状态下生活。
他是个勇敢的人，在爱国会、宗教局召开的那些会议上，他常常都担当起了那些官员们的启蒙老师，他不止一次地耐心教育他们：政府应该首先做好管好自己该做该管的事儿，而不应该把手伸进我们纯洁的教会来搅合。天主教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圣统制是他的特性和原则。什么是圣统制？就好比省长、市长们应该由胡大哥来任命一样，奥巴马是不会多管闲事儿帮胡大哥任命贵州的省长的，如果奥巴马非要来插上一脚，不让他任命贵州省长他就丢核弹核平贵州，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他跟金二一样，是精神有毛病的虐待狂，这样的人在全世界不会找到一个朋友，是很可悲的。
他是一个坦然的人，他是教宗任命的光明磊落的主教，他把教宗给他的任命书贴在他的做弥撒房间里，教友们都尊敬地称呼他主教，教区有什么重大事件都会请示于他，他也是临近教区的教友神职们的良师益友。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那些被他教育得无话可说的人，看他如此长寿，恨得牙痒痒的咒骂：你怎么还不死啊！胡主教总是笑笑以对：是天主给了我力量让我活着！天主要我活着看到教会最终战胜邪恶，获得光明、自由和胜利的那一天！
让我们共同来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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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我曾说：“地上的主教说的最多的是：我要去开会。而地下主教说的最多的是：某某不合法、不服从教宗，用以提醒自己的教友。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尽好自己的牧人职责，都没有把自己的目光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教会有一句话说：哪里有主教那里就有教会。因此主教是教会的领导人，这一点十分重要。”六年后的今天，一位叛教者却作证说：不论到北京开会还是学习，尤其是照相，邢文之主教从来没有戴过小红帽，更没有穿过主教服。叛教者把这说成是羞辱，一种对强权的羞辱！我高兴的表示同意了！刚刚又听说，运城武俊维祝圣主教前明确表示，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祝圣礼仪中不希望靳道远出现，否则他就不同意祝圣。汾阳霍成主教也表示不希望有靳在场。没想到21日祝圣典礼开始前一小时，靳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还是赶到新绛主教座堂，政府官员要求靳必须出席祝圣典礼，在超过规定的正式弥撒典礼开始的时间20分钟后，靳终于没有出场！不过，知道这消息实在也没有高兴之处，因为，今年的祝圣主教狂潮，每次都是一次角力，这实在是一幕幕让人导演的戏剧！天主教本来信仰礼仪的神圣损减太多，让人心痛！不过，主教们还是在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争取纯洁与神圣！

杨柳

“八大”也是较力，也是戏剧。擦亮眼睛，等待看戏。

银色地平线

呵呵，想比这些问题，似乎，我更关心起于日本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一带岛链的发展。
      上海教区的成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话语权正在迅速降低，上海可不是特别行政区，显然说明，中方已经没有力量掌控高度国际化的上海。随着苏联帝国的规正、港澳的并入，中国已经完全把自己孤立了起来，所以，不得不买了两万亿的美元储备，美国人可没求着你借钱，不过你不借也不可能，你不借，美国人会印钱，贬值还得等美国人把钱花了以后。
      现在不再是美苏冷战格局时期，中国与各大国外交关系日趋紧张。如今中国石油百分之五十需要进口，粮食也得进口，那些依然认为中国能强撑着一幅博弈态度去面对教会的真诚邀请的中国人，还是现实一点吧！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苏联帝国，都是孤立锁国的榜样。
      所以，与梵蒂冈建交，重修自己的国际形象，争取与欧美修好。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绝不仅仅是有利于台湾问题。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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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坛中看到天亚社《中国：非法晋牧主教回顾十年崎岖路》一文，引在此贴下面，以明主教新意。
陆新平：对天主的召叫很肯定。当年卅六岁的陆新平神父获祝圣为南京教区助理主教，是五人中最年轻的。他忆述当时「心里很挣扎」，但他考虑到本地教会的特殊环境，最后决定服从正权主教的命令。他说：“我一直对天主的召叫很肯定，并相信天主理解我的抉择。”陆主教指出，教廷于零七年承认他以前，经历了不少艰难的时间，包括修生不愿由他祝圣执事或神父，教友对他也有不同看法。他说：“我理解他们的感受，幸而仍得到大部分神父和教友的尊重。”南京教区目前有四万教友，当中五千人仍在家里参与由「地下」神父主持的弥撒。但陆主教说，两个教会团体之间近年再没有发生冲突。他表示，曾向一些近年当选的候任主教进言「能得到教宗任命就更好」，使将来的牧灵工作更顺利。南京教区今年一月初为全体神父举行「司铎年」避静，因此没有为陆主教庆祝晋牧十周年。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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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思禄：十字是痛苦与喜乐的交加。五人中唯一未获教廷承认的詹思禄主教说，晋牧十年来所经历的曲折和重负，让他逐渐明了天主召叫的奇妙。他在弥撒讲道中表示：“在我的心中这『十』字不仅是简单的数字，也是算术上加的符号，那是痛苦与喜乐交加，死亡和生命的交加。”四十八岁的詹主教对天亚社说，他「仍在希望中等待」与教宗共融。该教区七万名教友中，仅十分之一属于詹主教领导的公开团体，大部分教友追随地下团体的黄守诚主教。一些地下神父告诉天亚社，他们没有应邀参加詹主教的晋牧纪念，因为不能与他在圣事上共融；不过一旦詹主教获认可，他们愿意服从教廷的决定。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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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建平：其祝圣礼为教会造成「大风波」。华北唐山教区四十七岁的方建平主教是五人中最早与教宗共融的，他于零二年得到教廷承认。方主教说，「十年来的路很艰难」，他感到自己对教区发展「没做过甚么」，因此不值得庆祝。他指出，由于其祝圣礼为教会造成「大风波」，加上主教任命问题至今仍然敏感，故在目前中梵关系正在改善之际，他宁愿低调地尽力做福传工作。他于零八年接替退休的刘景和主教为教区首牧。刘主教在近年也得到教廷承认。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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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主教就没有投机分子吗？也许他们传的是福音，但作为牧人又是否做到了爱主在万有之上？不能相信圆滑之人能有坚定的信德，主的审判必从主家中开始。既讨好恺撒，又自称全心为主的话让人恶心，连人都不信的借口，要来蒙蔽主？地上、地下都是传同样的福音，都是为主工作，但他们个人并不因为他们工作的圣洁而显得高尚。你学究气太重，对人的认识过于简单了。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地上、地下同时存在是种无奈，个人认为是主的上智安排，让无神论者也能为福音服务。但这并不说明那些主教也同样是忠贞圣洁的。他们到底把什么看得更重，他们内心清楚，主也清楚。人看行为，主看人心。我不明白你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为这些主教申辩吗？主看人心，动机更重要，福音传遍地极，结果已经注定。正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是一位朋友看了《主教启示录――为信仰作见证的忠徒们》一文后，给我的留言。说句实话，这也是我经常感到“气短”的原因。目睹着今年以来的“神圣狂潮”，听到的都是：内部权力倾轧，外部双方角力。教会的神圣，信仰的圣洁仿佛都是天上之事。但我还是告诉这位朋友说：主教的身份与主教的职务一旦落在一个人的肩上，那么全部的教友都要尽力去支持他能善尽牧职。我们有信心相信，有罪的人性在神圣的牧职中肯定会慢慢地洗除净尽，直到有一天我们也要象伯多禄一样在主面前跪下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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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难以从现在的主教们身上获得应该有的全备信心，那么，我们把笔端暂时转回到过去，看看早些时期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看看先辈们留下的足迹。疾风见劲草，那些在历史的浪涛中洗涤冲刷的主教们，他们用自己对主的信心与坚毅在动荡的世代中播下信仰的种子，催它生长，看它结果，直到自己在主内幸福的死去。这些都是值得中国教会永远记住的主教的名字，是他们开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伟大局面。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宣布建立了中国教会圣统制，分全国为二十教省，七十九主教区，三十八临牧区，共一百三十七教区，每省会设一总主教座。二十教省为：南京、北平、绥远、沈阳、济南、太原、西安、兰州、安庆、开封、重庆、汉口、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南宁、贵阳、昆明。下面是圣统制下全国各教区主教姓名一览表（今按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一书提供的，录之如下）：（因为表格无法复制，这里从略。详见：http://shanrende.blog.sohu.com/161161693.html）

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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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敬仰的重庆法籍尚惟善主教
尚惟善（Archbishop Louis-Gabriel-Xavier Jantzen, M.E.P.）法国籍。
生于1885年9月23日1909年9月25日晋铎，同年12月，离开故土，来到中国重庆。
1910年在璧山县正兴场天主堂学中国话，同年5月任重庆真原堂当家神父。
1925年2月11日罗马教廷任命他为川东代牧区第四任宗座代牧（前三位为：范若瑟、顾巴德、舒福隆）。
1926年行主教祝圣礼仪1928年派贾龙神父设计修建了江北德肋撒教堂
1929年派范纶廷神父修建了曾家岩三德堂
1929年划出万县、忠县、石柱。。。等10县成立万县代牧区，尚主教仍任重庆代牧区宗座代牧。同年组建“重庆公教青年会”。
1932年创办神职内部半月刊《Inter Nos>（在我们中），同年责成杨沐华神父和邓上珍教友在南岸鸡冠石乡传教并建露德堂。
1935年派季伯吉神父、汪代玺教友出席上海召开的“中国公教进行会”。
1937年将原10个总铎区调整为7个总铎区，城口、万源。。。等县不设总铎区，拟划给波兰多明我传教会管理。同年在巴县段家塆公信堂办传教学堂培训传教人员。
1938年通过教徒汪代玺以杨辅仁、王天祥名购南岸白沙沱土地建大修院房屋。
1939年将武库街（金民生路）56号小院给来渝南京教区主教于斌住。
1940年将油市街（今中华路）原德智小学、曾家岩明诚中学校地，给迁渝《益世报》作营业部和印刷厂。1945年组建：“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重庆分会”。
1946年接办《益世报》;4月8日亲自将教廷驻华公使蔡宁留渝文书档案送上海；6月13日教廷升任他为四川教省总主教（兼重庆教区主教）；8月法国驻渝领事雷威利代表法国政府授给他十字奖章；派杨培园神父出席于斌主持在上海震旦大学召开的中国公教教育会议。
1948年因中国境内匪乱猖獗，土匪到处烧杀抢掠，烧教堂，非法抓捕神父，残酷折磨、任意羞辱、杀害、甚至活埋神父教友，重庆乃至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尚主教按《梵蒂冈教廷训令大修院移安全区》的布署，将6名修生转移至罗马传信大学和马来西亚槟榔屿总修院，2名转至贵州学习；
1948年12月尚主教还配合黎培里公使派来的莫克勤神父组建圣母军，目的是为在教难深重的情况下组织神职和教友们互助及为中国结束匪乱，早日实现和平而祈祷。1951年12月这一纯宗教性质的和平组织被一帮没文化的握着枪杆子的黄泥巴脚土匪当作反动组织，遭到残酷镇压。
1949年，大陆即将全面落入无神论好斗的政党手中。尚主教对大陆未来的走向可谓心知肚明，他及时向教廷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申请了大量的津贴援渝，用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神职和教友们度过难关，并用这批援助金给他们发放了生活费和困难补助金，据当时一位叫唐元林的神父在后来的“四反运动”中交代，尚主教在重庆解放前夕，给中国神父们发放的生活费中他一人就曾得到过5块金条。鉴于教难日益深重，尚主教在1949年12月25日印发了拉丁文《重庆总主教尚惟善暂授神职权限》函小册子，拟定了35条暂授神职权限发给四川省的神父，作为教会在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措施，是为1978年传信部颁给大陆神父及教友特权之先，从中共建政后对大陆宗教政策的实施情况看，尚主教的这一决定非常正确英明果断，为教会保存力量，渡过危难，鼓励神职和教友们坚定信仰，勇敢地生存下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50年7月尚主教由于形式所迫，退居幕后，暂由一个中国籍石姓神父出面打理教会事宜，此人本是一个不错的神父，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无人能经不住刀枪棍棒的威逼，和杀鸡儆猴的恐吓，他屈辱地跪在了强权面前，教会教产在淫威之下被任意掠夺毁灭，羊群们被肆意凌辱迫害却无法保护。尚主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1951年3月8日，接董世祉神父来重庆接任主教职，并主管教区经济，但在枪杆子的威逼之下，谁都无法挽救当时的教会和教友们苦难的命运，同年6月3日董世祉神父公开发表了著名的《两全其美 自我牺牲》宣言，被当场抓走，从此失去了他的踪影，尸骨无存。
    重庆陷落后，尚主教于1952年4月3日像先前的其他外籍人士一样，悄然离开了中国，离开了这片神弃的土地。
    尚主教、黎公使等外籍人士的离开，意味着中国从此关上了国门。关上国门后，中国人开始了长达30年的内斗，毛主席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的一生就是斗争的一生。他不但自己斗，还要求中国人民和他一起斗，为他自己的欲望去斗。毛泽东崇尚斗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人民就得跟着一起斗争，要按毛泽东的意愿和他的“敌人”作斗争。但毛泽东认定的敌人其实并不是人民的敌人，斗争就成了折腾，折腾中国人民。几十年来，运动不断，斗得个天昏地暗，不仅连在位的国家主席，国防部长，元帅将军们一个二个都斗死了，还斗得老百姓们没得饭吃，活活饿死几千万。
     回过头看看看中国建政后走过的历程，虽然才60年，我们能从血雨腥风中活着走出来，还能保持着不变的信仰，无疑是幸运的。
     我想这是有包括尚惟善主教在内的其他所有主内兄弟姊妹们在不断为我们，为中国祈祷的原因吧。      
     感谢主！赞美主！

照片描述：Archbishop Spellman is greeted at the chapel at Chungking, China, 1945 天主教紐約總教區總主教Spellman代表教宗訪問重慶Francis Joseph Cardinal Spellman
第一排顺数第四位是尚惟善主教

附：

《两全其美 自我牺牲》

董世祉

各位首长、神长、教友、各位来宾：

不承认有天主、有灵魂，也不承认耶稣的代表——教宗，与天主教圣统的的人们，把“三自运动”讲成纯爱国运动。虽说承认天主教的信仰自-由，虽说天主教教友与教宗有纯宗教的关系，但是脱离了圣统的“三自”，今天要我们攻击教宗的代表黎总主教（注1）黎培里，梵蒂冈首任驻华公使）。明天就会要我们攻击耶稣的代表——教宗，后天为什么不能要我们攻击天主呢？哪怕理论上把它分裂来攻击，但在实际上，天主是一个天主，教宗是一个整个的人，而教宗的代表也是一个人，因此这样的“三自”与天主教自己的“三自”（注2）实在无法结合。而且我只有一个灵魂，不能分做两份的，可是我的肉身才是能分割的，我只好把我整个的灵魂献给天主，献给教会；而把我的肉体献与国家，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为不信有灵魂而只说有肉身的唯物论者，逻辑的讲应该满意为这种献法了吧！
我认为政教倘能合作，那么天主教自己的“三自”也当认同爱国的“三自”了；倘真如此，对于国家，对于教会真是多么好呀！但是直到现在政教双方非但没有接近的现象，而且愈趋愈远，几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连最后的一线希望也都要断绝了。只恨我无能为力，挽回不了这个局面，只好把我的灵魂肉身分割奉献，作为牺牲，以促进双方的了解。总之，在政教了解之前，我只有这种办法，而且我也决不后悔。恳求天主可怜我本性的脆弱，赏赐我超性的神勇，至死不渝。我更恳求当局接受我的牺牲，绝不姑息，尤其拒绝我一切有可能的动摇。因为动摇份子是人类最大的祸害。故此为预防我从今以后万一在我昏愦时发出的动摇言论起见，特别趁我现在清醒的时候郑重声明把它完全作废，预先宣布无效。
我认为当局既然一再声明并不强迫我们，只是督促而已，那我更应该说我愿意说的话，而我更不该口是心非说我不愿意说的话。对我赞同的宣言，我要诚心诚意地签名；而对我不赞同的宣言，决不假意签名。因为当局的声明不是明明许了我们，言论自-由与不言论自-由的吗？为什么不相信当局的声明呢？倘若我不知自己在怕些什么，违背自己的良心，说了违心的话，签了违心的字。公然欺骗当局又欺骗神长，偷偷地说这是受了压迫而作的糊涂事，这不是在政教间挑拨离间吗？如果我真昧了良心，违反天主、背离教会，敷衍当局是我投机取巧呢？还是偷生怕死呢？像我这样的人一点都靠不住，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呢？谁也不必争取我，也不敢让我靠拢，这样非但该受当局暂时的罚，还该受天主的永罚。
我是一个天主教友但我更惊奇共-产党员，他们不信天主，不信灵魂，更不信天堂、地狱。我明知道这是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确有许多令人敬佩的地方，提醒了我。使我更加警惕，回我们二千年的天主教会，所有的一千多万殉教者，使我日夜苦求天主，勿因我是重大罪人，而拒绝给我这一至上的恩宠。
（一）他们能见危受命，而不说什么“然而不死，有所为也。”（李陵答苏武书）难道我是个天主教友，反可苟全性命，推说将来再为教会有所贡献吗？一个能够背天主的教友只能出卖教会，出卖国家，决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共-产党说“一人倒下，千万人站起来。”难道一个教友竟忘了“殉道的血，就是教友的种子”吗？

（二）他们不怕被人加上任何罪名，而致死，他们会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因而慷慨赴难，难道一个天主教友倒怕被人加上别的不名誉或不堪的罪名，因而认为屈死，不值得牺牲吗？难道竟忘了“我们的最后审判者，是全能、全知、全知；至公、至义的天主”吗？
（三）他们在有理无处讲的环境下，能够固执自己的信仰；不因自己的聪明，辩不过人就随便委屈了自己的主义，怀疑自己的党，脱离自己的组织。难道一个天主教友，反能忘了信德，和对于天主的信仰吗？为什么只因我自己答辩不了，就替整个教会认输呢？或者竟歪曲教义篡改教规，出卖天主，出卖灵魂？如果我能真出卖天主，出卖灵魂，还有谁敢担保我不出卖国家，不出卖人民呢？为此我决不愿意自己动摇，我更不愿意再去动摇其他教友，尤其不愿意以司铎的职守而去动摇教友的信德。
我所敬佩的共-产党与其所领导的政_府，既然看得起我所爱护的天主教，而要争取我们的天主教友，实在令我感到非常荣幸，必须加倍努力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友，才能报大这番盛意！我决不敢挂羊头卖狗肉敷衍了事，因为狗肉无论怎么香，狗肉终究不是羊肉。
我非但敬佩共-产党员的刚勇，感激他们争取我们天主教友的盛意，我还愿意把我所爱的天主教贡献给他们，为争取他们信奉天主教，做我们的同道。请别笑我痴人说梦或说口是心非的话，我坚决相信，这样彻底的共-产党员一旦真正认识了天主教，着实可成为彻底的天主教友，比我这样的传教士要有天壤之别。这是我最热诚的祈祷，为此我要不惜任何牺牲，祈望能够献我整个的生命，向下一代保证。
这是我的见证，措词方面尚未研究妥贴，既没有教会当局的批准当然不能代表教会的意见，又没有政_府当局的同意，这仅是我个人的理想，暂时只能当作单相思吧！
总之，我是一个中国天主教友，我要爱国又要爱教会。一切违反国法或教规的事，当然干脆拒绝。尤其不做从中挑拨的事。但是政教两方如果不能谅解，中国教友早晚是活不成的。不如趁早献出自己的生命促进双方的了解。谁不接受这个请求，就表示拒绝了解，拒绝和平。想政_府不致坚决地要逼我们三百七十万中国教友没有生路吧！
万一某一个神长坚决不接受这个请求，甚或怪我冒昧，可能褫夺我的神权，但我可以向更高的神长，甚至于请愿教宗，其实只要能死里求生，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不成熟的地方请多多指教，完了。
                                                                                                                                              天主教教末 董世祉
                                                                                                                                          一九五一年圣心瞻礼主日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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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和教友到唐山拜见刘景和老主教，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思维敏捷清晰，态度和蔼可亲，谈笑间妙趣横生。最有趣的一点是，在老人家的书房墙台放着一大幅教宗像，上面赫然写着：伟大的教宗，我跟随你！当时，我只是在心中会意的笑了笑。（注意！老人家在这里专门用了“我”，而不是“我们”。）我是个喜欢听历史故事的人，老人家对往事的记忆，让我听起来很兴奋。中国教会复苏后，他在教会财产的恢复落实方面不遗余力，且成效颇大！从刘主教口中得知唐山教区与天津教区颇有渊源。当谈到“老西开事件”时，我问主教，天津教区第一任主教杜保禄，1920年离开天津教区后，归了何处？刘主教找出一本拉丁文的书，此书是对“在华传教士”之介绍简要。找到杜保禄词条后，才知道杜保禄主教从天津调往江西赣州，并且长眠赣州。下面是杜保禄主教的简历：杜保禄（Paul-Marie Dumond），遣使会，1864年4月2日生于法国，1888年8月10日晋升神父，1912年4月27直隶海滨代牧，1912年6月30日祝圣主教，1920年7月21赣州署理代牧，1925年5月12日任赣州代牧，1931年7月3日任南昌代牧，1944年2月19去世（79岁）。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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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胜恶弟兄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他事先的“谢谢”证实了这点。叛教者认为“招安”安树新主教是种光荣的胜利。然而天主的旨意总是奇妙的，正像怜月说的那样：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地上、地下同时存在是种无奈，个人认为是主的上智安排，让无神论者也能为福音服务。所以，叛教者用“五老抗一少”更加光荣的把邵祝敏主教抬了出来。而对当前中国教会来说，邵祝敏主教的明朗也许比安树新主教的“明朗”意义更为深远，也更具影响力！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地区曾被作为“无宗教试验区”的试点。然而，天意难违，基督信仰在这块“被人拒绝”的土地上，却是到处开花，且常开不败，现在俨然是果实累累了！

josephli

唐山官方刘景和主教这次拒绝参与非法祝圣郭金才，被政府罢免了。但在教友前仍是主教，值得钦佩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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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唐山教区92岁高龄的刘景和主教，只是“政府认可为唐山教区的正权主教”，却“因坚持不去参加非法祝圣礼，于十一月十七日被当局罢免。”据主教身边的人描述说：“政府说给他钱，他说，钱不能买灵魂，就是不去。”这位知情者伸出大拇指说：“这次，他是这个！”由此可见，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要为信仰做证，都有天主的圣意！就像今天“基督普世君王节”的福音所示：十字架上的无冕之王得到了“右盗”的同情，当即许下：“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

义峰

　　刘老主教？教廷太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刘老主教是老一代自选自圣主教，这么多年什么时候买过教廷的帐？2008年才认了无任所主教嘛，安树新的就职就是他主持的。不过老人家有一点倒是好，心热，90多岁了，可以也应该休息了，还想发挥余热。担心郭主教上来他要退，不肯去。结果呢？本来过段时间再荣休的，这会儿指不定得提前荣休了。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大岁数了，是该休息休息了，这也是对老人家的关爱嘛。其实早在“七大”后他就要退了，七大上还专门发了《给刘景和主教的致敬信》，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政府罢免？你见过政府罢免主教？拿文件出来看看？官凭文书私凭印，空口说白话不行的。教廷拿刘老主教做文章，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撑场面罢了，呵呵

迷糊

回复 59# 义峰


这点完全同意义峰的观点。这群爱国会分子确实在给刘景和脸上贴金。刘景和这一生就是无神论者的奴才，铁杆的爱国会分子。他不去？政府怕他去了死在半道儿或激动死在祝圣会场啊！

方建平不是去了么？

有一阵子是刘景和不合法却是“正权”主教，方建平是助理却合法了。真他娘的荒唐！

山人还方建平们十年呢？不怪建平低调十年纪念那！十年后被合法了的他，2000年由非法的傅铁山非法祝圣的非法的他，蒙教廷开恩给予合法了。十年后合法的他却“被迫”参与了非法祝圣非法祝圣非法的郭金才。


没关系，过不了几年，郭金才也会被梵蒂冈承认的。

刘幼民

刘景和老主教：“伟大的教宗，我跟随你！”
学术 发表于 2010-12-6 03:11

    刘景和老主教如果说：伟大的基督我跟随你，那他就无愧于基督徒的称谓了。

josephli

可惜，没人立你当判官，你说了不发生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