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灵修精神

691425541

一、从利玛窦的死亡说起

   公元1610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死于北京修院。他死的时候，好象在微笑，脸色也很好，似乎还继续活着，在场的人感到欣慰，而且异口同声说：“圣人，真是圣人！”在以后的几天内，来访的人大多数人看了他的遗体，也表示了同样的感受。

   在去世前3天，即5月8日，利玛窦在院长熊三拔（Sabatin.de Ursis，1575-1620）前办过一次总告解。熊神父说他听得很感动，一生从来没有得到更大的安慰和启迪。原因是利玛窦内心所发出的喜乐，还有他的纯洁、圣德、良心的清白和他对天主旨意的完全顺服。

   利玛窦的另一位老同伴巴庸乐神父（Francesc.Pasio，1554-1612）当时担任耶稣会远东区的总会长代表，1611年写信给利神父的同乡和朋友葛斯达（G.Costa）时，特别提到“利玛窦的圣德，他的明智和他的耐心”；利神父的这三种德行成功地为其他的传教士开辟了中国传教之路。

　  利玛窦的另一位同伴郭居静神父（Lazzar.Cattaneo，1560-1640）给利神父的初学导师法毕（F.de Fabi）写信时也说：“他的死亡如同他的生活是一样的，就是像一位圣人”。在离开人间的前一周，也就是他最后一场病的第一天晚上，利玛窦有了预感：他不会康复了，他告诉熊三拔院长说：“我正在想，两者那样重要：是结束世苦快要见我主的快乐呢，或是抛下我们同会的神父修士，和现状下的传教事业，我心中所感到的痛苦呢？”

   从此可以看出利玛窦如何地爱中国的传教工作和他工作的同伴；同时他多么爱天主，渴望面对面观看他；所以他不怕死。他在疾病中的实际表现，证实了他对生活的主所抱的信仰。他的朋友早已观察过他去面对死亡的能力。在他最后的一部思想著作《畸人十篇》（1608年初版）中，他极强调我们该有面对死亡的勇气。在该书一篇序言中，利神父的朋友周炳谟说：“求所为……畸人何在，其大者在不怖死。其不怖死何也！信以天也。”

   利玛窦几十年的传教工作都不是为他自身的光荣而作的。他是为了耶稣基督而从事这一切；所以当耶稣要他离开人间时，他也很乐意。他从很早就习惯完全跟随耶稣，为祂放弃一切。在他的书信里，我们常可以发现他把整个的传教工作当作基督自己的工作。圣依纳爵的神操第二周的“耶稣王国瞻想”对利玛窦的灵修影响很是深远。响应君王的号召，“不但甘愿献身服务，而且做更有关系和更有价值的奉献”（神操９７号），这是他一生努力去实行的许诺。

   有一次利玛窦给一位罗马的老同学傅神父（G.Fuligatti）写信时说：“我们不愿意强迫他们作基督徒；我们满足于打基础，使得以后，等到至尊天主为我们开路时，就会有伟大的事业。”给同一位弟兄的另一封信里，他也说过：“主已开始做很大的事业，如同他所习惯做的。”他相信他所跟随的基督君王绝对有能力来“完成这重大的工程”。他自己希望至尊的天主“把我们制造成适当的工具”。有一天，他写信感谢他的初学导师，因为他送了一箱礼物，这些东西可以用来“为我们的主做一个重大的服务”。在传教工作的各种境遇中，利神父常常能够体验基督的临在，他说：“真福的耶稣在其中，给我多少的恩惠！”他祈求初学导师和他一起感谢天主。

   在《山海舆地全图》第四版（1603年）中，他解释为什么要出版世界地图。他在序中说：“今之演刻是图，岂非广造物之功，而导斯世识本元之伊始乎？”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扩大出版这地图，是为了给造物主更大的光荣和让这世界认识他最初的根源。这个目的本来就是圣依纳爵神操的“原则和基础”：“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拜、事奉我们的主天主。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为帮助他追求他所以受造的目的。”（神操23号）

二、利玛窦的“精神”和他的“灵修”

   利玛窦吸引了当时代的很多人，显然地，这不只是因为他有很好或很深的灵修生活。他是很聪明的人，观察力敏锐；他生于欧洲文化特别发达的时代，而且得到了当时最优秀的教育；他的情感生活丰富而平衡，有助于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和深入的友谊，与人交往的能力很强。他在家中，因为是长子，得到了父母特别的照顾。这许多因素，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已经足够引起注意。除此之外，利玛窦也善用了天主给他的自由意志，恒心努力修德；很多人注意到，而且佩服他的修养，他的为人。但是，在利玛窦身上还有更深的一层生命，就是他的信仰生活。他在一个信仰的团体里培养了家庭和教会所传给他的信德。耶稣基督成为了他生命的中心，这生命经过修会的陶冶和弟兄的合作，逐渐整合了利玛窦的自由行为和他的许多天赋。他的聪明是用来为天国服务。他的自由能够做许多正确的抉择，是因为他很有学问，很能了解并接受中国朋友所提出的建议，但是也因为他全心为基督服务，不求自己的光荣。对基督的奉献所产生的意志上的和整个人格上的动力，似乎不是人力所能够做到的，而是天主圣神亲自所赐给的。

   我们在这里所愿意介绍的，就是利玛窦自己对他的使徒的身份所有的了解。他是一位传教士，而且这是他最基本的身份，他如何了解这个身份？他如何维持传教精神？这就是他的灵修。

三、认识利玛窦灵修的途径

   利玛窦没有留下灵修日记或神操日记之类，所以我们了解他的灵修没有直接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研究利玛窦灵修的著作到现在还很缺少。另一种资料是他的信件，我们保存了五十多封书信，一部分是写给总会长神父的报告，描述传教工作的进展和修会团体的情况，很少提到内心生活。但是另外有一些信函是写给同会的两三位好友，语气比较自然坦白、多少透露一些利玛窦的灵修精神。还有几封信是写给以前的初学导师和他读书时代的一位院长；在这些信里，利玛窦好像是在“向导师诉心”，这就有助于了解他的灵修生活。这些私人的信件在开放的程度上，并不完全像我们现代人给知己写信时那么坦白。当时的传教士知道他们的信会先经过很多人的手和两三年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他们也知道很可能会有许多人想看他们的信，所以他们不随便讲知心的话。此外，现代的读者不容易在这些信件中分辨客套话和真心话。由于我只看了利玛窦的一部分的信件。他的信大部分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在1944年出版于意大利，这一版只印了500本，以后也没有再版，也没有人翻译成中文。

   为了解利玛窦的灵修，最好对初期耶稣会的灵修精神有充分的了解。

   我们从利玛窦的修会同伴，和一些他的中国朋友的著作中，也可以得到一些资料：例如利玛窦和中国朋友们谈过他怎样每天省察良心。

   利玛窦的著作，特别是《天主实义》、《畸人十篇》和西文的《天主教远传中国记》里，也可以间接了解他的灵修精神。这些资料，本文不多加引用。

四、利玛窦灵修的中心：爱人

   基督是利玛窦灵修与生活的中心：一切为了爱祂。那么，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这精神表现于爱人的态度上。爱主爱人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利玛窦完全接受这道理，而且把这个理想当作他个人生活的重点。在看利玛窦的书信时，便可发现“爱人”两个字能够涵盖他灵修生活的主要成分。他灵修上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爱人的能力上。按照圣保禄的意见，这就是最伟大的神恩。爱也是天主自己的本质。

   1608年，他写信给他的初学导师时说，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是要“为别人做好事”。他也努力尊重所有的人，无论有地位与否。56岁的利玛窦觉得自己的缺点很多。如果只看26年来所受的苦和所作的努力，应该有些希望；但是既然天主教的标记是爱德，而自己在爱德方面那么冷淡，所以他常感叹，引用圣保禄的话“免得我白白的奔跑”（迦2：2）。他希望他的导师记得他，为他祈祷。他认为传教士最需要的是爱德和耐心。他请求总会长派遣更多的会士，“但是应该是很有爱德和耐心的人”，因为在工作上的需要，他自己体验他的爱德不够。

    利玛窦相信爱德是基督徒的特征。到了中国以后，第一个受洗的教友是一位老先生，他的病使医生束手无策，所以被亲戚和所有的人遗弃了。神父们为他盖了一间小房子，悉心地照顾他，然后他愿意领洗，因为他说： “使人这样爱人的宗教，一定是真教。”

    1952年7月，韶州的会院半夜进来十几个匪徒拿着棍杖打伤了两三个人，包括利玛窦在内，事后那些匪徒被逮捕了，利玛窦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愿意以德报怨，因为他认为这是基督徒的特征。在处理这事情的过程中也发现爱仇的态度是当地人完全无法想象的。

    经过传教工作，他所希望成立的基督徒团体是一个富有爱德的团体。北京的团体在1605年有100多位教友，他们彼此相待并帮助如同亲兄弟。有一次，一位教友受迫害，其它教友立刻就合力来帮助他，结果，有些迫害者的家人受了感动而领洗了。在修会团体中经验爱德。

    这种彼此相爱的精神，利玛窦在自己的修会团体中首先经验到了。圣依纳爵本来就希望他的团体是一个爱的团体。在中国传教的时候，利神父经常想起他的修会团体而得到很大的鼓励，1594年他给葛斯达（Costa）写信说：“每次想起我在欧洲的亲爱朋友和弟兄时，我也感到很大的希望；既然天主在这世界上不再给我机会享受这许多圣人的临在，那么祂在来世会给我多大的安慰！”

   “每次我看你的来信，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在流泪，因为体验到你这份多么丰富的友谊”。

    十年以后，他又对另一位弟兄说：“在提笔的时候，为了复习我的意大利文，我重读你以前的那些来信，虽然我们分离那么久，相离那么远，这份友谊怎么会一直保持甚至成长呢？这是因为它的基础是耶稣我救主的心肠。在好天主所给我安排的许多痛苦中，这是多大的安慰！”他告诉另一位哲学院的老同学说： “每次想起你们最可爱的神父、修士，我当年在你们中间，内心开始肯定一些好的理想，就会在我现在的这个沙漠中重新发芽。”他给在罗马修院作过他院长三年的马塞理神父（L.Maselli）说：“他认为自己是在罗马的修院出生和长大的，他爱这位长上比父亲还要多！”他也给初学导师说：“我刚入会以后头几年的事情常在我的记忆中浮出来，而且这些经验在我心中的根子最深，我很记得你怎么样帮助我，训练我修德行。”

    灵修陶冶

    利玛窦接受的灵修陶冶所强调的是实际的灵修生活，注意解决灵修生活上的具体问题，而还不太注意灵修神学的理论。当时已经有所谓“耶稣会神修”，但是还没有经过有系统的神学反省。1573年到1581年的总会长是麦古里神父（Mercurian），那是利玛窦在罗马读书的时候。1547年夏，总会长到罗马学院视察了几个星期，跟每一位修士个别谈话。视察期间，他特别强调要有很坚固的内修生活，要求强化灵修训练，希望神师和长上强调德行的培养和每天作好两次省察。在默想方面，禁止所谓的“情绪默祷”（Affective prayer）。应该完全保持依纳爵神操的默想方式，免得那些“错乱的心情”不被发觉、不被除去。默想的目的是为了修德行和帮助传教工作，必须净化各种内在心情，也必须放弃个人的判断。这是利玛窦在念哲学的几年当中所接受的灵修陶冶。在日后的生活中，他一直强调省察，同时，他也表现了初期耶稣会在传教方式上的高度弹性和适应能力。

    来到中国以后，他也很注意会士的培养。他去世的时候，除了8位外籍会士以外，还有8位中国会士。此外，在每一个修院里有三、四位望会生；利玛窦希望他们将来能够作神父。为了帮助他的弟兄认识中国文化，他将儒家《四书》译成拉丁文。他在1592年的一封信里说，他每天给会院的人教中文和拉丁文三、四个小时。他特别培养几位在澳门长大的中国青年，“他们对传教工作的帮助很大”；他们应该成为“应手的工具”，“良好的工人”。

     除了爱德和灵修经验以外，修会的团体也给利玛窦提供了他的传教方针。他的传教方法，最初是由方济·萨威所筹划的，然后由总会长的远东代表范礼安神父（Valignano，1539-1606）设计了较为具体的方案：勉励学习当地的语言，适应当地的风俗。在传教团体中，利玛窦承受了前人的传教智慧，然后，他设计了更具体的适合中国的传教方法。这些方法藉经验的累积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因时制宜，这表示利玛窦有高度的分辨能力。他的传教精神使他有效地克服了一般人心理阻碍：年岁愈大，适应力显得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