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2026，并回答如何在当今时代保持“忠贞”信仰的疑问

修公爵

（一）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师神父的长辈们的命运

师某某神父生前非常看重自己家族的殉道先贤，一直想让我帮着整理他们家族为信仰而致命的前辈司铎历史，他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有一天能在祭台上直接被主接走，加入殉道前辈们的行列。而那时候我们都认为师神父春秋鼎盛，比我还小两岁，怎么可能说走就走！所以对他的重托我也没当回事。

他家族的简史是在他走后我才开始整理，发现最少有四位前辈非正常死亡。

1）师化愚神父 ，字振铎，圣名类思，辽宁省朝阳县根德乡三道沟人，大同总修院毕业，1930年晋铎，后考上辅仁大学文学系。曾在凌源三十家子教堂任本堂神父。1941年外籍传教士被日伪当局拘禁期间，任热河教区代理主教。东北解放后，热河教区主教公署搬到北京期间，担任副主教。德化隆主教被驱逐出境前，受其委托，任热河教区代理主教之职，后来死于监狱。

老徐神父九十六岁那年，我曾跟他谈起热河教区的老人们，受阿尔海默茨综合征影响，大部分的事他都记不起来，但是“大师神父”惨死的场景，是他记忆深处抹不去的画面。

2）师永祯神父 ，圣名法比盎，辽宁省朝阳县根德乡三道沟人，生于1899年，大同总修院毕业，1926年晋铎。中国籍神职班管理的赤峰教区成立后，加入了该教区。1949年赵庆化主教去世后任赤峰教区代理主教。后来死于监狱。

3）师广居神父 圣名保禄，生于1898年，1929年8月4日由叶布司主教祝圣为神父，赤峰教区成立后，在毛山东担任副本堂，1936年到苦柳图担任本堂。师某某神父说他后来在苦柳土图被马拖死。

4）师若水神父，1957年和张永慧神父一起在沈阳晋铎，文革前死在看守所。

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内战期间热河教区“站错了队”。所以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有一拨神职人员非正常死亡。到了1960年，又有十几位司铎死在监狱，整个教区元气大伤。

师某某神父还有个长辈，也是个神父，我们姑且称之为“K”老师，K是他姓氏的辣丁文首字母。K老师在1960年选择了还俗、结婚，但他的一生照样很悲惨。我手头有他老人家在1990年写给辽宁教区主教的中、辣两种文字的信件，申请发上等痛悔，办总告解，恢复圣事，做一个教友。这位老师说自己：“在主前不敢抬头，在人前丢脸，今后只有做补赎罪、悔前罪，别无他求了”。

大家想一下，教会在1980年已经开始恢复宗教生活了，而过了十年这位老师的圣事竟然还没有被恢复。站在中国人文化的立场上似乎也可以理解,别的神父都为主致命了，而你还俗结婚保全性命，怎么能饶你？所以我第一次跟一位神父谈及这位老师的时候，他说：“被整得挺惨”！师某某神父回忆，他的这位长辈后来搬离他们家乡，去了另一个地方，所以从小他没见过，后来他去这位长辈所在的堂区，进堂后看到一位老者，手拿辣丁文祈祷手册在念经，一想这就是我的XX了。另一位神长回忆，K老师有一年腊月回到家乡，亲人们在他临走的时候塞给他一些猪肉、粘豆包等物品。到车站送行的人看到，在列车开动的瞬间，K老师把车窗打开，把这些东西全扔到站台上。

仅从师神父们、K老师这些长辈经历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时代是一粒灰尘，落到每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大山；如果时代是泥石流，那就会把很多人会被碾得粉碎。在国家与圣教会两拧的局势中如何保持信仰？几乎就是一个悖论，那真需要像鸽子一样纯洁，像蛇一样机警（玛：10:16）。

（二）不要忘了在我们和圣教会之外，还有国家

鉴于有些神长教友是拿着本国身份证的“外宾”，我们有必要厘清国家、圣教会和我们神长教友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来说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价值观，那就是要管理“东西南北港澳台，三教九流地富坏”的一切事务，做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是内政。

而圣教会也要有自己的目标，就是在任何境遇下都要把信仰的火种保持下去，一切行为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目标。所以无论是允许耶稣会士到宫廷服务，还是承认葡萄牙的“保教权”，还是成立“宗座代牧区”；无论是允许在家修行的贞女，还是许可“尊孔祭祖”；无论是授予中国“忠贞教会”特权，还是允许东欧神职人员结婚，无一不是为这个目标服务。

知道了国家和圣教会的目标，最后分析一下中国神长、教友的特点。有人会问我们是普世圣教会的一员，都是纯洁善良的教友，怎么你修师傅给我们分成三六九等了？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这个特性会反作用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要了解中国神长教友可能对国家和圣教会的态度，我先做一个对比：

苏联解体前，波兰的物价上涨，家庭主妇们就会去苏联大使馆抗议。苏联方面就开始抓人，女人的丈夫们看到妻子被抓，就加大抗议力度，于是波兰变天了。

修师傅想，这个段子如果放在东方某国会是另外一个模样，女人买不起东西首先抱怨的对象肯定是丈夫，说丈夫无能不如隔壁老王。妻子果真被当局抓走了，丈夫恐怕也得和她离婚，因为妻子太逞能了，竟敢和专制机器对抗，怎么能和这颗定时炸弹怎么能过下去？

所以我们是极具特色的民族，因为我们遇到“利维坦”的时候在无意识当中是不敢与之对抗的，直接忽视，不把它作为一个存在物甚至是矛盾的主因。但情绪又想发泄，怎么办？只能窝里横了，找同是受害者搞“底层互害”。

造成这种民族特性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有三分之二是历史处于群雄割据状态，即便到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保不齐中间也会出现安史之乱、“洪杨发匪”这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战乱。在动荡的局势中，每个政权都要求臣民“忠君爱国”，于是“忠贞”成了中国人的出厂标配。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人这样有“忠君爱国”情结，当然，21世纪的今天有人忠于自己国家，有人忠于特朗普的美帝，但本质不变。

但诡异的是，王庭反复更迭，你要真“忠贞”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比如当A大王被B大王取代的瞬间，在A朝代的旗帜没降下来的时候忠于B大王的人，就会成为“现形反革命”、“A奸”，叛徒，虽然将来的B大王可能给个烈士证书，但早已人头落地。反之，一旦跨入B朝代，忠于A大王的人又成了“历史反革命”，又会被清算。悲催的是我们的历史就是A、B、C、D各大王走马灯般的更迭，每个大王都要求臣民对自己绝对忠贞而绝不能对其他大王有任何非分之想。这就形成了中国人很独特的“忠贞观”：

1）“忠贞”是心里的绝对价值取向；

2）但能为“忠贞”的理念付出代价的人不多，通常是“死道友不死贫道”；

3）不能在强势一方表现出“忠贞”理念，就得找弱势一方发泄出来。

师某某神父最后服务的堂区，有一个大户教友家族，从清朝嘉庆年间就在这繁衍生息，在伪满时期该家族有个人给县宪兵队当翻译，八一五光复后虽然逃过一劫，但三年后政权再次更迭，这次他被枪毙了。我当时就有个疑问，真正的鬼子头目和大汉奸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大米白面供养着，却小汉奸给枪毙了，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牛逼的智慧，也形成了一种奇观：一是当代某影视基地每年能拍出消灭几亿外国侵略者的神剧，各种抓穿外国服饰、用外国logo的运动不绝于耳；二是北方每个县都有这样的传闻，当年几个外国鬼子就能控制整个县，把老百姓管理的服服帖帖。这种独特的“忠贞”观，对我们的教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这七十多年来，圣座对我们国家政策的四次调整

了解国家、圣教会和我们中国教会神长教友的“使、愿、观”，才能理解我们下一步做什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平衡的，前二者对神长教友而言都是“庞然大物”，这其中最强势的当然是国家了，“县官不如现管”嘛。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面对东方大国政府和中国神长教友，圣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调整自己的站位，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当比约十二世遇到新中国”，我称之为“硬碰硬”阶段。这阶段的特点是国家主导了“三自革新”，“自选自圣”和“独立自主自办”；而教宗比约十二强调则坚持教会法和传统。当二者目标完全不一致时，出现了当时报纸上的一景：一方面报道一小部分“反革命分子”进了监狱；同时报道大量教友集会、签名、登报，宣布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和后来的“自选自圣”。我很有幸后来见到几个当时进监狱的人，包括今天仍活跃在网络上的高景云执事。

第二阶段我称之为“忠贞教会”的时代，主要出现在圣若望.保禄二世在位前期。

从1978年开始，为了便宜行事，圣座赋予中国教会很多特权，特别是“范学淹特权”。该特权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扶持了很多特殊年代结过婚的神职人员当主教。这触碰了圣教会最后的底限，所以范学淹在没有教宗授权的情况下，祝圣了忠于信仰的人为主教，这也是“忠贞教会”的滥觞。从此以后，中国天主教形成“地上、地下”两个不共融团体。

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任职前期对东方大国的政策是“扶持忠贞教会，孤立地上教会，以期达到合一共融的目的”，这在八九十年代维持了教会的圣统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副作用也不是没有，主要表现在跨教区传教、跨教区祝圣神职人员等特权被滥用，“范学淹特权”更是被一些人玩出花样翻新，这个流毒一直延续到今天，结出“董关华主教”、“王辉耀主教”、“张吉东主教”、“张同利主教”、“姜佐臣主教”、“黄原主教”等恶果。

再说这几百万人的团体，并非“非黑即白”，而是非常复杂的。地上教会的神长们也不都是蝇营狗苟之辈，同样，地下教会的神长们也不都是铮铮铁骨之徒。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大部分的教产和教友实际上在官方教会名下，“忠贞时代”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第三点至关重要，就是当时很多人忽视了国家才是老大，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忠贞教会”，固然是忠贞的神长、教友坚守信仰原则的结果。不可否认的当时国家为了获得更好的国际形象而对教会管理略有放松，特别是1995年至2012年这18年，但国家随时可以把政策收紧到五六十年代的水平。

有一段时间由于圣教会和神长教友不了解谁是老大，就出产生副作用。比如把张维柱主教从河北空降到河南。张主教当时还有男、女两个修会，加上自己修院培养的修生、神父，这样一个整建制团队从河北空降到河南，在非常是很难的。结果是河南这边的政府在90年代末就表态，张主教来一次抓一次。

第三阶段是“实控时代”，从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后期贯穿到方济各教宗前期。

这一阶段说白了选择主教的时候，看这个教区的大部分人名义上与谁共融，主教高帽就戴在谁头上。以闽东教区为例，18年以前大部分的神父、修女、教友都在“地下教会”，所以地下教会的黄守诚主教是合法的，地上的詹思禄“主教”就没获得教宗批准。反之，以我所在的教区为例，大部分神父、修女、教友在“地上教会”，所以连续四任主教权戒都戴在地上主教的手上。当然，当时也有例外，就是2012年之前凡在一会一团担任副主席、秘书长职务的神父，教宗就不会批准他的主教任职，比如郭、黄、岳等人。

其次，如果“地上、地下”半斤八两，则都被授予合法主教的圣秩，如当时的上海教区和温州教区。大家还记得2011年新乡监牧区李建林神父被张维柱主教绝罚往事吗？当时李也想走上海和温州的模式，而且获得了临近教区张老主教和杨老主教的支持，但这一愿望一直被拖到2025年年末。

为解决中国教会遗留的问题，先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 、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指出中国的地上和地下教会存在的问题：

1）、主教团不合法；

2）、爱国会不合教义；

3）、司铎必须加入一个教区或者修会团体；

4）、未经法定程序，不能跨教区传教和祝圣神职人员

5）、教会财产不能登记在个人名下；

6）、堂区应该成立经济领导小组

7）、不再给予未经教宗同意就先祝圣主教的特权等。

这封牧函实质上是要求地上地下回到教会法得框架内进行管理，但教会法对中国教会鞭长莫及。先说地上教会，不承认“一会一团”，它的主管部门就多搞几次非法祝圣。再比如“教区”、“堂区”无法进行民事登记，财产如何挂在其名下？同样，有些地下团体也搞不定，比如你教宗不让垮教区传教，就出现圣母显灵支持我们神圣的事业。再比如要求“游方僧”加入教区或者修会，人家说你教宗说了爱国会不合教义，而那些教区和修会与爱国会有如此这般的瓜葛，所以我还在在外边游荡就好。又比如虽然收回可以先斩后奏祝圣主教的特权，而在次年闽东教区又一次未经教宗许可就祝圣主教，所以该主教虽然在次年获得合法身份，但未经教宗同意就祝圣的年份晚于詹理事长，所以詹担任正权主教也不是没有道理。总之吧，当本笃十六世先教宗与中国教会相遇，真是有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第四阶段是“合作阶段”，就是临时协议签署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岁月。

面对中国教会越来越艰难的处境，先教宗方济各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临时协议，让渡一部分治权给中国政府，以期达成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合法、合一。

圣教会的每次调整站位，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信仰的火种延续下去，这支圣火从明万历年间一直燃烧到今年，经久不息。

（四）如何在当今时代保持“忠贞”信仰？

1、如果想背起“忠贞”的十字架，时机刚刚开始。

前问我讲了，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前半段国家对我们的信仰睁只眼闭只眼，我们的“忠贞”实际上缺用武之地，现在才刚有机会背起“忠贞”的十字架。作为一个教友，首先要宣认：我是信仰天主圣教的基督徒！

有人会觉得这不太简单了吗，承认我是基督徒有何难？实际上如果哪天教堂门口放一个登记簿，要求进堂的人必须登记身份信息。或者所在的单位、社区也发出宗教信仰登记表，或者让下载一个专门的APP，您能准确无误地写出自己的信息，才是表达“忠贞”的第一步，说句心里话，我对这件事情不抱有的乐观看法。

2024年，雷立柏老师翻译的《1924年上海主教会议拉丁语文献汉译》正式问世，在100年前，教长们制定这部中国神长教友的地方法律的时候，在“第一项：坚守和宣认信仰”中规定：

[4] 我们提醒一切信徒实现他们的重大任务，即不仅仅要在自己的熟人中表示内在的信仰，但也要公开地向外宣认信仰，甚至要为此流血和牺牲自己性命，如果天主应受的尊荣和他人的利益要求这样作。

Omnes vero fideles monemus gravisofficii non modo, quibusdam in adiunctis, interiors fidei actus edendi, sedfidem quoque exterius et palam profitendi usque etiam ad sanguinis effusionem,si id honor Deo debitus vel proximorum bonum expostulent.

[5] 不允许任何人为避免死亡而否认真信仰或假装虚假的信仰。我们应该常常记得基督的话：“你们不要害怕那些只能杀害身体，而不能杀灵魂的人，而应该更害怕能把灵魂和身体投入地狱的那位。”（Mt 10:28-29）；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主为受考验的人所预许的协助（Mt10:17-21）、为勇敢的人所预许的宽厚赏报以及为那些被动的叛徒所规定的惩罚（Mt 10:32）。

Nemini igitur licet, nec ad mortem vitandam, veram fidem negare, vel falsamsimulare. Omni vero tempore memores simus verborum Christi: Nolite timere eosqui occident corpus, animam autem non possunt occidere, sed potius timete eumqui potest et animam et corpus perdere in gehennam (Matt. 10:28-29); necobliviscamur promissi in tentationibus auxilii (Mt 10:17-21), praemiipamplissimi virtutis propositi, magnaeque poenae ignavis proditoribus stautae(Mt 10:32).

[7] 《教会法典》第1325条。

§1. 基督的信徒必须公开宣认信仰，如果他们的沉默、离开或行为方式意味着信仰的否认、对宗教的蔑视、对上主的不敬或引起他人跌倒。

Can. 1325. §1. Fideles Christi fidem aperte profiteritenentur quoties eorum silentium, tergiversatio aut ratio agenda secum ferrentimplicitam fidei negationem, contemptum religionis, iniuriam Dei vel scandalumproximi.

在任何时候，你都不否认自己的信仰，就走出了“忠贞”的第一步。

2、在任何时候，“忠贞”都是与圣教会保持一致

这个道理本来不用我说，是个信天主教的人都知道“教友听神父的，神父听主教的，主教听教宗的”这个朴素的道理。但18年之后面对风云诡谲的局势，有些人确迷失了方向。这里我想说两点：

1）国家的政治背景发生了变化，教会必须跟着做出调整。我们当然可以调整到50年代的“硬碰硬”政策，但那样的话弊大于利，不利于教会的发展。大家可以看看没做出调整的一些誓反教会，每年有大量的人进去吃牢饭。

2）有些人坚决反对，是因为在“忠贞教会时代”和“实控时代”获得了某些虚拟的“特权”，那时候可以睥睨“岳一耳”们，可以痛骂“爱国会走狗”，可以当法官发布“绝罚”判决书，但18年以后这个“特权”没了，倍感失落。

还有些人对现在的人事调整感到不满，实际上个人荣辱在教会的目标面前真的微不足道。

想想老一辈的地上神长们，有些像金鲁贤主教、郑长诚主教、刘景和主教这样的老人，他们一生坐监二三十年，出来后为恢复教会做出大量贡献，但长时间连个合法身份都没有，被一些寸功未立的人常年糟改，这对他们公平吗？

再说岳福生主教、李建林主教这新一代神长，他们做出什么对教会非常不利的事情吗？常年被人这么糟蹋？新乡监牧区的地上教会从一个神父发展到今天11个备案神父，张俊祥老神父，李建林神父苦撑危局， 最后李神父成了主教，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3）忠贞也好，殉道也罢，需要恩宠。

大家有机会上网仔细看一下高景云老执事的视频，发现能为信仰背十字架的人的特点：

1）、喜乐。只有喜乐的人在泰山立于前才能不变色，“苦大仇深”的人怎可能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别人不背，凭啥我背？

2）、不抱怨。因为忠贞也好，有信德也罢，这本来是信友本分，对于有信德的人而言不值得夸耀。抱怨的时候，实际上是向天主邀功。

这样的人时时感恩，对圣神开放，才能有圣宠助佑。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png信仰是对灵魂安放何处的一个选择，和吃饭一样重要，不要把它当成一场游戏。特别实在一个巨无霸国家信天主圣教，需要面对国家和圣教会两个“庞然大物”。永远保证与伯多禄继承人规划的，为了圣教延续下去的路线保持一致就是“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