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连的玛利诺英语专门学校

修公爵

修师傅：大连堂区委托青年教友劉潤澤整理建堂以来的史料，小劉又找我收集素材，我就把魏扬波老师（ Jean-PaulWiest PH.D）写的《玛利诺会在中国（Maryknoll in China）》和《满洲帝国天主公教年鉴》扫描件，一卷合订本《满洲帝国公教月刊》借给他，让他自己查阅。几天后，小劉根据《玛利诺在中国》一书中关于大连国际学校的史料翻译出一篇文章--《大连的玛利诺会英文学校》，我一看这段史料非常好，再加上我收藏的历史老照片，就能生动展现出这个特定历史时期、面向特定族群的特殊学校。下面是正文，修师傅略作改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群美国玛利诺圣多明我会的修女在大连开办国际学校，面向日本人、白俄、犹太人等各族群的孩子，在日本和俄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夹缝中生存，极为艰难。但是她们给予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良好的教育。

大连市是玛利诺会除香港外，唯一办中学的中国城市，其他地区则以点多面广的小学为主。1930年3月尤修女（MaryEnuice Tolan）、简修女（Mary Gemma Shea）、安修女（Mary Angelica O’Leary）、朱修女（Juliana Bedier）以及Mary Coronata修女来到大连的时候，她们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和华人间开展传教工作，同时通过做英语辅导老师来赚点钱。幸运的是，她们还没完全安顿下来，外国人团体的妇女们就来求她们办一所学校来教她们的孩子英语。

大连日人教堂（译者注：海星圣母堂，即伏见台天主教会，也就是今天的西安街教堂）——也就是修女们当时居住的教堂的本堂神父迪神父（Father Leo Tibesar，译者注：海星圣母堂的第一任本堂）也赞同开英语学校的建议。他知道有关部门先前撤销了白俄移民办理俄罗斯人学校的许可。白俄移民特别想要为他们的孩子找一所学校，迪神父觉得他们应该会愿意让外籍修女来做他们孩子的老师。

1932年2月，为了增强大家对于办一所外籍学校的渴望，修女们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一篇广告邀请外籍教友们某天来到她们的住所商量一下具体办学方案。那天下午，修女们的会客室挤满了渴望看学校早点办起来的外国人。然而，日本当局要求修女们交办学保证金50000日元（按1932年的汇率大概是1日元兑换0.35美元），修女们根本交不起。一位日籍新教友井尻先生（Mr.Ijiri）建议道，把学校的名字说成“英语培训学校（Academy）”，而非“国民中小学（School）”，就可以免去好多不必要的手续，就这样，不久后修女们就拿到了办学许可。

1932年4月，曾经在洛杉矶为日裔侨民开办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学校做了8年校长的裴修女（Sister Peter Duggan）来到这所新学校担任校长。随后，新来的Anne （Famula）Clements修女和杜修女（Ellen Mary Murphy）与Mary Coronata修女一道组成了教师队伍。1932年9月28日，新学校正式以“玛利诺英语学校”为名开门办学。

学校开学时有41名学生，他们来自不同民族，讲着不同的语言，其中35人是俄罗斯人，剩下六人分别是美国人、英国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和中国人。修女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所学校由讲着不同语言、年龄介于5-14岁不等的孩子们组成，参差不齐。

如何科学的教育他们？经过数月的试验，修女们根据孩子们的母语和英语水平将他们分成了三组。1934年5月起，修女们开始利用哥伦比亚大学的成就与智力测试（Achievement and Intelligence Test）来给孩子们分级。到了1936年，玛利诺学校合并了堂区的幼儿园，成为了一个体系更加完整的教育机构，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12年级。

孩子们一入学就要学习英语课程，而日语课程则从二年级才开始。玛利诺学校的教育体系十分周密：中学毕业生能够读写平假名、传统日语书面语。在更高的年级里学生可以学习平信徒老师教授的俄语或德语。面对学生人数不断地增长，1937年又有三位修女被派来在玛利诺英语学校教书。

通识课程基本按照美国国内的模式开设，不过也有些小调整。一到八年级的学生使用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课程系统。1936年12月起，四年制的中学正式隶属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第一届学生于第二年的六月毕业。修女们为她们的毕业生感到十分骄傲：第一届毕业生共七人，其中五人在华盛顿的数学考试中得了满分。

自建校以来以来，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每个学生每月10日元的学费。很多来自外交官或商人家庭的孩子入学后有能力支付全额学费，但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需要付一半即可。修女们也免费接受了一些贫困的白俄儿童入学，他们大多是难民子弟。1932的数据显示最初的41名入学儿童中只有22人交了全额学费。其他19人都得到了学费减免或助学金。截止到1936年，已有33名学生得到豁免无需交全额学费。

1936年春天，市政府决定每年给予玛利诺英语学校500日元（约175美元）的办学补助，以表彰其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修女们的收入除了学费外还来自于辅导英语和音乐、暑期课程以及厨艺班，另外还有一个修女每周在大连日本人女子高级中学当外教赚点办学经费。

修女们始终强调玛利诺英语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所以要求学生们参加宗教课程。她们始终强调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她们从不强迫学生参加教会活动或度天主教信仰生活，在这里也很少有人皈依。1937年4月，据裴修女说，因学校教育而受洗的只有9人，因学校教育重领圣事的冷淡教友也只有9人。

然而这所学校的深入影响要远超过领洗数字所表现的那样。学生们自然而然产生的对老师的敬佩之情、修女们营造的宗教氛围以及高质量的必修宗教课程对学生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6年5月，修女们很荣幸得知她们教的一个苏联孩子被他的父母带出了学校并送回莫斯科，因为他的父母认为他受到的修女们的影响太深了。修女们觉得她们在莫斯科多了一个朋友，就像她们之前私下教的领事夫人们和领事秘书一样。

不认同学校校规的家长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把他们的孩子带走。曾有一个犹太教经师抱怨他的孩子们因为在犹太教节日没去上课而被记了缺勤，修女们毫不客气地回应他说：“我们不是要教他们成为犹太人或德国人或俄罗斯人，这里是天主教教会学校。”

1936年9月，苏联领事馆秘书去给新领事的儿子菲利克斯（Felix）办理入学时，傲慢地要求苏维埃孩子们应当被允许在上宗教课时出去玩，但被修女们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她们表示：“只要来到我们这所学校，就必须上我们教的所有课！”鉴于这是大连唯一一所国际学校，不在这里上学就只能去奉天的寄宿学校，苏联人只好让他们的孩子继续在这里上学。

修女们对孩子们产生的深远影响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很多学生们在毕业之后仍与她们保持联系，其中很多人在成年后成为了天主教友。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表达他们领洗的意愿，只是他们需要耐心等候他们父母的许可。修女们对孩子的影响可以在一首离别诗中得到表达，这首诗是由1941年毕业的一个犹太裔女孩写的：

所谓的离别甜蜜忧伤，不过就是在离开你之后痛苦之上的梦幻泡影。

我心常道 爱于圣木。

又身伴于此，心存畏惧。

于此静默祷告，以期我面对你及你的勇气，

人言重于其身，美满的先知也已出现。

时光流转，草荒石砺。

因你微笑代以泪水，故我珍惜深爱之人于心底。

赞叹拥于天父的人啊，天父在上，

是否对吝啬恩赐于追逐您脚步的星星？

了然于心，却又不可“言传”

但又几个人能够领悟“苦乐并当”。

又有谁知道真实，痛苦与虚幻？

神恩如海，

予我种种，如今，世界于我，我携世界之手前行。

以勇气如山，又因我顾你。

以及。

谁放弃一切来教导基督的真理。

当这个女孩告诉他的父亲她想成为天主教基督徒时，她的父亲恼羞成怒。想让在学校的三个闺女一起退学，起初他威胁说要去美国领事馆控告修女们给他的孩子洗脑。但经过和修女们的进一步沟通后，他缓和下来许多，但仍抱怨修女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的女儿想改宗天主圣教。他对修女们说，“也许你们没有设置太多的天主教课程，但孩子们无时无刻不处在祈祷的氛围中，不管在哪孩子们一转身就能就能看到修女”。他最终决定让他们孩子们留在玛利诺学校，但直到大女儿调查了其他几个宗教之后才允许她加入天主教。

通过这些学生，修女们也深入地与外籍教友们建立了了关系，1938年大连的外籍教友大概有1800人。修女们对其中的奉教家庭十分熟悉，这些家庭讲着不同的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克罗地亚语、捷克语、波兰语和亚美尼亚语。不管何时只要有一个外籍神父来到大连，修女们就通过她们的学生联系到所有与这位神父语言相同的教友，使他们妥当告解和参与弥撒。

然而一些小插曲也显示，修女们不得不在当地人偏见中成为天主启示的捍卫者。每年春天的5月8至10日，大连要庆祝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三天要祭拜大连神社，这被修女们看作是祭拜邪神。事实上，“神社”是日语中对于神道教圣地的称呼，这种庆祝活动也不是为了祭拜某一个特定的神，而只是神社的周年纪念日。这里人们的热诚和游行的壮观似乎从未打动过修女们，她们一直被教导只能将此种仪式视作异教。5月天主教会多种多样的庆节为修女们提供了回击的灵性武器。1933年，当神社节日撞上耶稣圣心节时，修女们连日“诵念奉献自己于耶稣圣心祷文（Act of Consecration to the Sacred Heart）为赔补这些可怜人的无知和偶像崇拜。”1938年，当神社节日撞上耶稣圣体圣血节时，修女们在日记中记载一件可笑的事情，实际上日本人和二鬼子抬着神龛在街上游行的习俗源于过去长崎的天主教徒伴随着圣歌的的圣体游行。

一些修女似乎很愿意看到每奉教孩子们参与与他们父母的信仰相违背的天主教仪式。5月末的圣母像加冕礼成为了学校庆典。一年中表现最好以及最努力的女孩子会得到给圣母带上皇冠的荣誉。1941年5月30日，有修女日记中写到：

“圣堂真的很美丽。当你想想参礼的大多是犹太人以及异教徒或穆斯林时，你就会觉得礼仪非常感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那一瞬间就感觉心灵上受到了冲击，心中有了要领洗的渴望。约瑟芬·弗兰克维奇（Josephine Fronskecich），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天主教徒之一，负责诵念奉献祷文。儿玉敏子（Toshiko Kodama），一个只等他父母点头就可以领洗的日本孩子负责加冕。吕西安·比尔布莱尔（Lucien Beerbrayer），一个苏联人以及丽塔·丽肖（Rita Rimshaw）抱蜡，文达里·梅瓦尼（Vindari Melvani）负责举皇冠。

其他几次加冕礼中，修女们经常借机教孩子们诵念天主教祈祷经文，例如有一次交给他们唱拉丁语的圣母经。日记中写到：“看着那些从没念过一句‘万福玛利亚’的犹太小孩用心高唱圣母经真的很有趣。”1937年6月，教一年级的修女在送菲利克斯，就是那个苏联领事的儿子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衣服上别了一枚耶稣圣心圣牌时，她感到十分欣慰。

1939年4月，困难开始出现了。苏联领事馆通过向日本当局施压成功地获得了许可，可以建立自己的俄罗斯人学校。第二年九月，所有的俄裔学生都不得不在这所学校就学。但是经过俄裔犹太人的长期抗议后，40名犹太学生得以继续跟修女们学习。一些进入高年级的苏联学生也被允许在玛利诺学校念到高中。1939年6月，大连市长没有出席学校的毕业典礼。

尽管苏联人离开了玛利诺学校，其他外国人的孩子继续正常地在这里读书，直到珍珠港事件后的几天。

1941年12月12日，在学校教书的六名美国修女——韩修女（Rose Benigna Hanan）、路修女（Mary Luke Logue）、另一位路修女（Rachael Jackson）、白修女（Virginia（Stella Marie） Flagg）、何修女（Mary Corita Herrgen）、以及赵修女（Xavier MarieShalvey）被与其他玛利诺会神父们一道软禁在大连。中村修女（Sister Sabina Nakamura）是唯一没有被捕的，因为她是日本公民。日本占领当局要求她制定计划尽可能地恢复学校来照顾50名外籍儿童，这些儿童主要是白俄移民、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对他们来说没有其他学校可去。

1942年11月，中村修女在从朝鲜调到大连的山岸修女（Sister Maria Talitha Ymagishi）的帮助下重开了玛利诺学校。日本教师古屋山（Furuya San）和之前的两个毕业生海伦·珂姿兰可（Helen Kozlenko）和若瑟·雷纳（Jeseph Lerner）与两位修女共同组成了教师团队。4月，持德国护照的Marie Elise Baumann修女从抚顺来到大连，加入了教师队伍。1943年，玛利诺会的日籍中田修女（Rose Ann Nakata）和朝鲜籍金修女（Margaret Kim）也从日本赶来帮忙。一个德国耶稣会士徐神父（Wilhelm Schifer）亦被允许住在学校里。这五个修女没有一个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她们五个人也都没有经过教师培训。但他们勇敢地接过了办学的重任并开始给学生们上课，否则学生们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课程主要是由Marie Elise修女负责的，她曾在马尼拉的美国学校毕业，后来又在美国本土读了大学。中村修女负责和日本当局维持公共关系，英语水平最差的金修女则主要负责总务工作。直到战争结束，入学人数仍不断增加，在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之后更是达到170人的最高峰。而在这几年中，修女们与美国玛利诺会总部完全失去了联系。

然而，伴随着光复而来的却是新的灾难，修女们发现她们的命运完全受苏军支配。Marie Elise修女1945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

随着俄军进驻，最艰难和危险的时刻来临了。尽管我们连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我们仍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那些来找我们寻求保护的人。我们将全部的信心倾注于耶稣圣心和圣母之上，我们让人们睡在我们的住所里，而我们却轮流为他们值班放风……很多事情太可怕了以致我都不敢将他们记下……林主教（Bishop Lane）发表了一篇官方声明说我们属他权下。这样日本修女们就安全一些了，而对我而言，这就是救了我的命。俄国人十分憎恨德国人，一开始俄军士兵被允许随意对待遇到的德国人。

1946年6月29日，玛利诺英语学校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这年夏天，苏联人利用玛利诺学校的教学楼办了一所俄罗斯人学校，并要求玛利诺学校的全体人员离开。9月修女们还曾试图继续维持办学，但由于设施缺乏以及苏联和中。共当局不断升级的压力，修女们被迫于1947年初停止办学。

东北光复后，前抚顺教区主教、美国外方传教会（玛利诺会）总会长林化东回到了大连而不是抚顺，因为他想把主教府迁到这儿。但是他和修女们在苏军的管制下度过了胆战心惊的两年，他评价这些修女说：

如果这些年有什么英雄故事，那一定是我们的玛利诺修女在大连谱写的……正是由于他们面对精神和物质上的严酷挑战以及疾病和食品短缺时的坚持不懈，这所学校才能留存下来。学校入学人数已达将近200人，而如果有足够多的修女，入学人数则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1947年7月，五位修女办理了出境签证，Marie Elise修女去了菲律宾，其他四位修女去了日本。如今大连市的贵族、国际、双语学校不胜枚数，谁能想到最早办国际学校的竟然是天主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