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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李怡楷夫妇:一对教友的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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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23 10:14: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24-2-23 10:21 编辑

    一、教宗公开接见
1986年,巫宁坤、李怡楷夫妇有幸到梵蒂冈谒见教宗,这也是目前修师傅知道的大陆地区最早见到教宗的平信徒。巫教授在《一次终生难忘的觐见- --忆若望保禄二世》中记录到,他在1986年的时候在应邀前往剑桥大学访问一年,妻子李怡楷随同出访。巫教授写到:
“到了剑桥,离住处不远就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天主堂,那她就更如鱼得水了,我也随喜。在望弥撒的教友中,只有她一个黄面孔,引人注目,不久本堂父Philpot蒙席就和我们熟识了。蒙席待人十分热诚,有一天,听我们说打算回国途中去梵蒂冈朝圣,他马上就说可以帮忙安排让我们去觐见教宗。”
由于当时有机会从大陆出去的教友是“稀缺人物”,所以很快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他们接到了梵蒂冈驻英大使馆转来的宗座宫总管(prefect) 的来信,邀请他俩在九月十七日参加教宗每星期三的“公开接见 ”(general audience) ,  并安排在会场的最前排就座。巫教授回忆道:
“十七日上午,伯多禄广场人山人海,我俩从一个为持有最前排入场券的朝圣者专用的入口处进入,在最前排(prima file)   找到了指定的座位,我的是21号,怡楷的是22号。……
十时整,教宗驾临祭台(表述可能不确切),“公接见”正式开始。教宗用好几种语言主持仪式,祝福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几千人聚集的广场,庄严肃穆,整整一小时只听到教宗洪亮的声音。我们虽坐在最前排,离祭台还是有一段距离,遥望他穿着雪白的祭衣(表述不确)的伟岸身影还不免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仪式结束前,教宗走下祭台,来到广场中间,逐一接见几十名在最前排就座的朝圣者。这时广场上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向教宗挥手欢呼。教宗来到我面前时,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慢慢伸出手去,他立即用双手热烈地握着我的手,满面春风,慈祥的目光紧盯着我。
        “宗座,您好?”我怯生生地用英文致意。
        “很好,谢谢。你是从中国来的?”   他也用英文回答,语气是那么亲切友好。我听说“最前排”朝圣者的名单事先已由工作人员呈递上去,但没料到教宗日理万机竟然会记得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的来历。我感到很自在了。
       “是啊,我们俩不远万里从中国来拜见宗座。宗座什么时  候去中国呢?”我笑着说。
       “我知道,我知道。”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我知道宗座无所不知,”我有点开玩笑地说。“可宗座到底什么时候去中国呢?”
     这时候,怡楷轻轻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我突然明白,我一兴奋,那张没遮拦的大嘴巴又放肆了。
        “我知道,我知道,”教宗却又笑着说了一遍,突然间我仿佛领会了他的言外之意。
        教宗放松了双手,随即又双手去握住怡楷的手。她兴奋而恭恭敬敬地说:“请宗座为中国大陆的千千万万教友祈祷!”
        “我每天都为他们祈祷。放心吧,不要害怕!”他一面说一面吻了怡楷的额头,为她祝福。怡楷把那串念珠递过去,请教宗祝圣……
“不要怕”是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的口头语,基督在世的代表始终这样鼓励人们。
实际上巫宁坤教授在1983年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梵蒂冈之行,当时刚刚“解放”的巫教授参加了在汉堡举行的“国际大学英语教授学会”,随后有机会在9月15日游览了梵蒂冈,并在16日早晨给妻子和孩子发了一张明信片,告诉这一消息。
顺便说句题外话,1993年已经旅居美国的巫宁坤因为出版的回忆录得罪了某些领导,他的退休金被停发,住房被“收回“,并且再次遭到”抄家“,各种信件流落民间,成了孔夫子旧书网的卖品,但也成了研究巫教授家族历史的重要文献。
二、李怡楷老师
李广平先生在《巫宁坤--沧海一滴泪》写道:
巫宁坤先生的太太李怡楷一直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哪怕就是在最艰难困厄的时期,她也对信仰坚定不移;在《一滴泪》里面我们读到过这位伟大的女性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没有夫人李怡楷女士的数次临危不惧坚韧顽强,也绝对不会有巫宁坤先生能够扛得下来的如山苦难。相对而言,我后来对一村兄说,正是因为有了您母亲伟大的信仰和爱情,您父亲才会有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念,才会有《一滴泪》这本堪称伟大的作品啊。也许,他自己对天主教的信仰是被夫人影响的,但也是潜移默化的。
李怡楷出生在天津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家庭,是家中的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由母亲李王慈荫拉扯大,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友。李怡楷在15岁领洗奉教,然后一直坚持进堂,哪怕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受影响。
李怡楷在南开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跟两名男生到留美归来的洋教授巫宁坤的宿舍。比他长11岁巫教授看上了这位朴实的姑娘,星期六晚上就按照她给的地址去她家找她,李家也很中意这位喝过洋墨水的扬州人。
李怡楷甫一毕业的1954年7月8日,就和巫老师结婚了。由于当时男方没有领洗奉教,所以先去得了主教的宽免(当时天津教区主教牧权受阻,此时应该是赵振亚神父署理)。
巫教授回忆道:“八日一早我俩骑车先去她喜爱的一座小教堂,怡楷跪着祈祷的时候,我坐在她身后一个座位上。然后去天津西开大教堂;请本堂刘神甫主持宗教仪式,随后在一个家庭食堂与我母亲和新岳母一起吃午饭,就算我俩的婚宴。”
新婚燕尔的李怡楷做梦也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二十几年炼狱般的生活。
三、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以下是戴煌在《炎黄春秋》杂志中记述巫宁坤先生的简历:
“1938年,他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后来他去了西南联大,作过左倾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就中断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习,为美国人士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他进了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读书。两年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于是,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决心回国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满了他匆匆搜罗来的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1951年7月初,他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学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还前来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闭着眼睛也能想出来巫教授后来的遭遇。首先是燕京大学解散,他被调整到南开大学,期间与李怡楷相识并结婚。上文我们说道,由于李怡楷解放后还坚持进堂等原因,南开大学以分配工作期间出去度婚假为借口没有分配工作,结果就一直赋闲在家,这样就更勤上教堂。
1956年,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巫宁坤和李怡楷都被安排去工作,是资料室的管理员。但1957年反右却没逃脱过去,在次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并被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边劳动教养。临行前舍不得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李怡楷对他说:
你不用为我为我们操心,我那天就说过: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每日每夜为你祈祷,坚守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坚守对生活的信念。天主保佑!
巫宁坤成了右派以后,学校动员李怡楷与巫宁坤划清界限,李怡楷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巫宁坤有病,党正在挽救他。我有什么权利抛弃病人,再说,我是天主教徒,我们教会不允许离婚。”
李怡楷还把巫宁坤比作耶稣,说他本来没有罪,是你们非要治他的罪。你说,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又是天主教徒,又是右派的老婆,人家还能待见她吗?于是学校表态不离婚、就离职。没想到的是李怡楷真的选择离职。
好在天主护佑,当时刚刚成立安徽大学,需要教职员工,而首都北京又需要把这类人清理出去,就这样李怡楷去了安徽。由于身份特殊,教师和资料员是干不成了,只给安排了打字员。就这样一个南开大学毕业生做了初中毕业就能做的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孩子。
由于离中苏边境太近,巫宁坤后来被转到了唐山与天津之间的清河农场,但是适逢大饥荒,农场外的人被饿死几千万,何况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劳教人员。
根据新规定,当局准许家属和亲戚送来食品,劳改犯也可以写信要求家人送来食品。也就是说,情况已恶化到连吃最差劲食物的劳改犯都养不起。巫宁坤虽然靠着李怡楷母亲和兄弟的不断接济,但浮肿仍继续恶化。很多没人接济的劳改犯饿死了。
有一天,巫宁坤被叫去挖坑,原来是要埋葬一个难友。此人大学时代是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连他也摔手而去,巫宁坤能幸免吗?不见妻子和儿子已有三年,女儿更是未见过面,他不想这样离开人世。再三考虑,他决定写信向妻子发出“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李怡楷从安徽到天津母亲家,再到农场来见到巫宁坤,根本就认不出他。眼看着他已在死亡边缘,她奋不顾身,施展一个救夫计划。她搭车去北京,找巫宁坤原单位的校长。校长当然是尽量推搪,但她顽固地陈述、求情,终于使校长的硬心肠回软,答应处理此事。她回天津后,又带着儿子去探巫宁坤。探视室的人认出她,说她两天前刚探过,不准再探。她又是陈述、求情,终于又打动对方,准允探监。第二天,她又带女儿来探监,再次陈述、求情,探视室的人又被打动,但要她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来。  
巫宁坤终于获保外就医,来到李怡楷所在的安徽大学。不久政策放宽,他得以在安徽大学当临时工,时间是一九六一年至六六年,但这只是“暂回人间”而已。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又成为“专政对象”,蹲“牛棚”去了。李怡楷和孩子们被流放到农村,受尽一个共产党村长五花八门的敲诈。不用说,村民也同样受欺侮。两年后,巫宁坤终于可以迁到李怡楷的村子,一家团聚,全家人靠李怡楷微薄的工资过日子。年复一年的流放,等于是无期徒刑。
一九七三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上日程,可巫宁坤连身份证明也没有,无法申诉。一份份寄往安徽大学、省政府、中央的申诉书,全如石沉大海。李怡楷“再入虎穴”,到安徽大学,再到北京巫宁坤原单位,再折返安徽省政府,各处奔波。可是难关重重,在得到几位高级官员帮助的情况下,也进展缓慢。上级批示,下级层层顶着不办理。  
最后,巫宁坤一家被安排到芜湖的安徽师大。虽然孩子们很快又要下乡“插队”,但巫宁坤的受难总算到了尾声。一九七九年,巫宁坤调回北京的原单位,此时已改名国际关系学院。
巫宁坤教授的这段经历,用英语写成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他模仿凯撒的语气说: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四、回家
8月10日,巫宁坤教友安息主怀。据作家徐强说:巫先生退休之后去了美国,我采访他的时候,他90多岁了,在弗吉尼亚居所的社区做义工,是极为不简单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虔诚的基督徒,跟他的夫人一起做义工。我在2012年、2013年、2014年前后,用skype跟他交流了很多。
这一次,他回到了天父家乡,慈悲的父会擦拭掉他的一滴泪。
愿天主永受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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