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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宗座署理区的前世今生及岳主教的江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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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7 11:20: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〇、序
这十年来,关于哈尔滨天主教会的两个话题我觉得与真实情况有差距,似乎其中有意无意有些“妄证”的成份。其中之一是网上流传一段华丽的“哈尔滨宗座署理区”历史,修师傅十多年前就发现它与《满洲帝国公教年鉴》的记录不符,也在原公众号中指出,稍后我会详细再说一遍。
其二、网上有些人说“岳福生主教没有教区”,因为帕罗林枢机说他是“在黑龙江的主教”。修师傅惊讶这种说法之拙劣,盖因主教之产生的前提就是“教区”,辣丁礼天主教会任何有主教衔的神长,在获得宗座正式承认的时候,或者是实缺的教区主教;或者是领衔主教,在名义上牧养一个不复存在的教区。天主教会内怎么会有“无地者约翰”?下面就说一下这两个话题:
(一)、先有傅家甸,后有哈尔滨
我们今天讨论的“哈尔滨宗座署理区”,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刨除齐齐哈尔监牧区、佳木斯(依兰)监牧区、延吉教区在黑龙江省的部分,而剩下的哈尔滨市(不含方正县、依兰县),绥化市(不含明水县、肇东县、安达县),黑河市的龙镇县、通北县、北安县,佳木斯的汤原县、鹤立县,伊春市的铁骊县这一片区域。我在下面用加双引号的“哈尔滨宗座署理区”指代这一片地理区域。
自1898年北满代牧区(1924年改称吉林代牧区)成立,到1951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离开东北为止,她始终是吉林代牧区之一部分。这是历史上黑省天主教最核心的区域,当年的呼兰教案以及后来的海北天主教村都在这个传教区。
有句俗语叫“先有傅家甸,后有哈尔滨”, 今天的哈尔滨市的前身是道外的傅家店,光绪末年,清朝为了便于管理,把“傅家店”与四家子合并成滨江厅,并设江防同知,当时的官员何厚琦认为“傅家店”名字太小气,于是把“店”改为“甸”,这就是傅家甸的由来。
天主教满洲代牧区-北满代牧区很早就在今天的哈尔滨传教,傅家店有教堂,呼兰城更是爆发了著名的“呼兰教案”,1911年哈尔滨鼠疫爆发,傅家甸天主堂因为人员密集,造成大量教友死亡,傅家甸的伯乐斯神父,呼兰的德尔帕、米蒂罗德神父在照顾患病教友时不幸患病罹难。
修师傅想在这里重点强调的一条是:自1898年北满代牧区成立开始, “哈尔滨宗座署理区”的中国籍神长、教友都在吉林教区的圣统制内,一刻也没有分离。他们和波兰神长、教友的团体没有任何关系。
(二)、流亡中的波兰团体
网上有一段“哈尔滨宗座署理区(辣丁礼)”的历史,今天(2023年4月17日)的360百科是这样写的:
1. 1900年中东铁路修建时,许多波兰人来到哈尔滨工作,其中大部分人是天主教徒,1906年开始修建并于翌年建成了一座天主教堂,这个教堂也被称作波兰天主教堂或东大直街教堂,此后该堂先后隶属于圣彼得堡,海参崴,北京和吉林教区。
2. 在哈尔滨地区曾有两个与罗马教宗共融的天主教会团体:1928年成立的东方礼哈尔滨总理区和1931年5月28日成立的拉丁礼哈尔滨宗座署理区,刚恒毅(Cardinal Celso Costantini)为首任哈尔滨宗座署理,直到1933年3月离职。
3. 1933年12月4日,教宗比约十一世委任玛利奥,蔡宁(Mario Zanin)为宗座驻华全权代表(1933--1946),特受总主教衔,并于1934年1月7日于罗马接受了教廷传信部部长Pietro Fumasoni Biondi的主教祝圣礼,并于同日被宣布兼任哈尔滨宗座署理,直到1946年7月7日教廷委任黎培里总主教为教廷驻华特命全权公使,蔡宁辞职返回教廷,担任国务院枢机处行政官员。
4. 1946年中国教会成立圣统制后,所有教区都隶属在20个总主教区内,例如奉天总主教区下设:热河教区,吉林教区,延吉教区,四平街教区,抚顺教区,赤峰教区,营口教区,齐齐哈尔监牧区,佳木斯监牧区,林东监牧区;但保留了四个罗马教廷直属区:香港教区、澳门教区、哈尔滨总理区(东方礼)、哈尔滨署理区(拉丁礼)。
5. 2003年6月24日,教廷回应齐齐哈尔教区魏景义主教建议,出于人灵的益处,重定哈尔滨宗座署理区地理范围,并任命魏景义主教兼任哈尔滨传教区宗座署理。新划定的哈尔滨传教区包括:哈尔滨市(哈尔滨市区、阿城、尚志、双城、五常、呼兰、方正、宾县、依兰、巴彦、通河、木兰、延寿);牡丹江市(牡丹江市区、东宁、绥芬河、海林、宁安、穆棱、林口);鸡西市(鸡西市区、密山、鸡东、虎林)。(这个区域和我在上面说的不一样,是圣座后来调整的,修师傅注)
6. 2011年12月,教宗本笃十六任命赵宏春神父为哈尔滨传教区宗座署理,12月30日赵神父在辖区神职教友前做信德宣誓,正式就职,成为哈尔滨宗座署理区成立80周年来首位专职宗座署理。
这段历史中“宗座署理”这一职务按照“刚恒毅宗座代表→蔡宁宗座代表→魏景义主教→赵宏春神父”一路走来,圣脉延绵,煞是壮观。
但这里的前四段基本上都是不正确的,我们一点点梳理:
根据《波兰人在远东》(塔德乌什.舒凯维奇等著,哈尔滨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一书中的记载:
波兰天主教会于1897年在哈尔滨成立,准确来说是在满洲成立,因为那时哈尔滨尚未建成。同年由沙俄政府派遣,负责检验设计中东铁路的专家组也抵达哈尔滨。这一时期之所以有大批波兰人来到远东,是因为天主教徒在波兰受到沙俄当局的迫害而不得不远走他乡。他们本希望在异国他乡远离暴君统治,自由生活,却在无意中成为中东铁路建造的见证者。(第16页)
1901年,波兰移民得到消息,即将在波兰的侨居地建造天主教堂。为此,当地成立了专门的“教堂建设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教会理事会”的前身。(第17页)。
修师傅需要指出的是,跟沙俄一起来远东的天主教团体在1922年以前隶属于今天白罗斯的莫吉廖夫主教区,为何他们没有隶属于北满代牧区呢。我想这里有两个因素:
1、在满洲境内的波兰教友很多是沙俄“边境护卫队”的军官,他们由随军司铎牧养,1906年10月7日大直街教堂奠基礼仪就是随军司铎多明我.普舍乌斯基神父主持,三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襄礼。随军司铎由东欧派遣,教会团体归属东欧的莫吉廖夫总主教区就顺理成章了。
2、文化差异。一位波兰工程师在举行婚礼时邀请了法国神父,但波兰人除母语外只会说俄语和德语,而神父只懂法语和汉语。所以这时一位既懂俄语又会法语的中国人成了这场婚礼中最重要的人物,在他的帮助下,这场婚礼才得以顺利举行(第16页)。在后面提到的给海参崴主教的信中也基本上是这层意思。
当时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中国的中东铁路上有很多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等国的天主教友,圣座准备在海参崴成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教区牧养他们。《波兰人在远东》一书中提到:
1922年10月30日,罗马教廷传信部部长王老松枢机主教向哈尔滨传达了教皇下达的命令: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伊尔库茨克、奥姆斯基、托姆斯基从莫吉廖夫主教区中分离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主教区。这个新的教区包括整个西伯利亚、中亚以及“满洲”,面积是整个欧洲的数倍,并且将来随着天主教在当地的发展和信徒人数的增多,还会被分成几个独立的教区。(第36页)
1923年10月28日,圣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到哈尔滨祝圣了海参崴主教卡罗尔.西沃利夫斯基,北满代牧区高德惠主教襄礼。此时布尔什维克早已经取得了对“白匪军”胜利,控制了远东局势。所以这个“海参崴教区”也就成了“纸面教区”,刚恒毅枢机在回忆录中写道:“圣座任命的海参崴主教只获准到哈尔滨,我以监管西伯利亚教务的身份到哈尔滨,为他举行了祝圣主教大礼”。(《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天主教主徒会编印,第114页)
当然,刚恒毅总主教到中国还要整理教务,要求哈尔滨的波兰信众在吉林教区的圣统制下过宗教生活。但信众们希望保留在在新成立的“海参崴教区”内,他们给卡罗尔主教的信中写道:
尊敬的卡罗尔·西利沃夫斯基主教阁下!
我们于近日获知阁下担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主教区主教,我们谨代表哈尔滨教区(原译文如此,实际上是铎区,包括哈尔滨市两堂区)及中东铁路沿线的附属教区(满洲里堂区、齐齐哈尔堂区)全体教众向您致以祝贺!
然而我们也听闻将哈尔滨教区并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主教区一事尚未最终决定,教廷也正在讨论此事。
为此我们希望主教阁下听取我们的请求,并希望能够取得教廷代表、枢机主教康斯坦丁(原译文如此)阁下的支持,将我们划归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主教区的请求交给教廷。
我们做出上述请求的理由如下:
(1)教区自1908年建立以来,与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州的其他教区一样,一直从属于莫吉廖夫主教区;
(2)我们的教堂由切普拉克神父主持封圣仪式,自开工建设以来,便一直被认为从属于上级主教区;
(3)哈尔滨教区中的欧洲人口几乎全是波兰人,德国、爱尔兰、立陶宛及其他国家信众不超过总人数的1%-2%;
(4)教堂附属的所有文化机构几乎全由波兰人支持运作;
(5)显克微支中学及圣文森特小学的学生全部由波兰人构成;
(6)由于在哈尔滨附近的傅家甸及其他中东铁路局管辖之外的地区,活跃着许多服务于中国教徒及其他欧洲教徒的法国传教士,因此将全部由波兰人组成的教区并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主教区,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7)如果将来哈尔滨的欧洲天主教徒中波兰教徒的人数减少,无论何时都能引入数量最多的波兰族群,因为未来哈尔滨与波兰的工商业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人数也许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长,但会因语言或民族被分成不同的族群,而只有数量最多的波兰教徒能够统一在同一种文化与民族传统下。
我们斗胆向您请求考虑我们的建议并向教廷代表介绍,请代表阁下斟酌。
1923年10月29日 哈尔滨
教会理事会(签名)(第42-44页)
实际上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控制,海参崴教区根本无法运作。1925年,教廷颁又发谕令成立西伯利亚主教区,主教驻地暂设在哈尔滨。教廷任命方济各会修士盖拉德·皮奥特洛夫斯基神父担任主教一职,其将于1925年2月1日抵达哈尔滨。
主教出生于泰尔诺皮尔省的布恰奇一个普通家庭,之前的14年中一直在汉口传教布道。鉴于教区严峻的经济形势,奥斯特洛夫斯基神父不得不于1925年7月15日取道日本,前往美国以募集捐款,之后于1927年1月18日经由欧洲、苏伊士运河返回(第44-45页)。
但由于苏联当局的阻挠,他在哈尔滨也无法行使主教职权。1931年满洲事变,哈尔滨又成了日本人统治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到了1932年波兰人团体划归北京宗座代表处直接管理,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的时候,彻底归到吉林教区管理,这个羊群在1897年已经有4000多人了,到了1934年仅剩2000来人。《满洲帝国公教年鉴》记载:
波兰天主教民。在哈尔滨约有二千之谱。最初属于(Mohilev)之主教管辖。一九二三年后归 VIadivostok主教管理。嗣后又归北京宗座代表管辖。一九三四年乃归属于吉林主教管下矣。(《满洲帝国公教年鉴》,1935年卷,第50页)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1、对于“1931年5月28日成立的拉丁礼哈尔滨宗座署理区”一事,刚恒毅枢机回忆录没有提到,《满洲帝国公教年鉴》含混其词提了一句,我们姑且采信。但是1934年在满洲的波兰人也已经在吉林教区的圣统制范围内,所谓“署理区”不复存在矣。再提什么蔡宁总主教一直兼任署理到1946年7月7日,没有任何史料佐证。
2、我的观点还是波兰人团体与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信奉天主教,随着西伯利亚铁路以及中东铁路迁居到西伯利亚、远东、满洲。受到沙俄和苏俄的残酷迫害,1913年沙俄曾逼迫他们改宗东正教。
为了更好地牧养他们,圣座试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成立海参崴教区和西伯利亚教区牧养他们,但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阻挠,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个纸面上的教区面积有900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教区,和我们今天说的“哈尔滨宗座署理区”没有任何关系。
(三)、1946年圣统制时候的“哈尔滨宗座署理区”
按照网上的说法,1946年成立了直属教廷的哈尔滨署理区(拉丁礼)。但没说这个“署理区”的“宗座署理”是谁,这种历史记载是非常荒唐的。因为一个既有的教区主教可能出缺,但圣座宣布新成立的教区一定会同时指定主教候选人或教区署理,监牧区、署理区的负责人可以不是主教,就更容易指定了。但是网上的“1946署理区”却没有提到署理是谁。
而且这个说法目前国内的正式出版的文献上都没有记载,包括刘志庆教授的《中国天主教教区沿革史》以及《黑龙江省志.宗教志》。
对于哈尔滨教会的历史,王瑞寰主教的回忆录非常有参考价值。王主教虽然是50年代自选自圣的主教,但是他的回忆录中没有过多的政治成分,比如他对外国传教士(当兵出身的牛神父除外)和于斌枢机的评价都很高,这在那个年代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历史过往写得非常详实,是研究近代黑龙江教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在回忆录(《黑龙江宗教界忆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2也第一版)中写道:
1958年是我国大跃进之年,为了在中国的天主圣教会长期存在,以救人灵魂,维护羊群,广扬圣教,也掀起了中国人自主自办教会,自选自圣的高潮。几个教区已相继祝圣了几位国人主教、都是由皮漱石总主教(沈阳教区主教)同几位主教副礼(按圣教会的礼节)祝圣的。哈尔滨系黑龙江省会,尚无教区之名,当时有郭佩石代权主教,协同省天主教爱国会,在哈尔滨第三招待所,由省宗教处支持和领导召集会议(第105页)。
某主日我刚作完弥撒,有人把椅子放在祭台前正中,叫我坐下,是要举行带权戒,交权仪式了。神父们都穿了白衣领带。郭代主教到我前,单腿跪下,将权戒带在我右手四指上说:“现在我把管理教会(区),领导神父教友的权交给你了,今后我将同各神父一样听命服从你的权下,为光荣天主,救人灵魂而工作。因为你是我们大家同意选举的,已被宗徒继承者祝圣为接宗徒位的正权主教;故此我们在天主台前,发此誓言。郭老神父念完了就先亲权,而后神父及教友们亲权,带权戒及交权的礼节就算完了。(第108页)
(2)既有了主教,就要有个教区。哈尔滨原为吉林教区之一部分,今在哈既然自选自圣了主教,自当分离不再属于吉林教区了。主教既住在哈尔滨,就叫哈尔滨教区了。(3)哈尔滨是省会,按国家行政统辖黑龙江省,但黑龙江省范围很大,过去分四个教区,原属于吉林教区的哈尔滨、绥化、海伦海北镇自然属于哈尔滨教区了。齐齐哈尔及其所属教堂原为瑞士教区,而佳木斯、牡丹江都有教区,该怎么办呢?丁汝楫神父、程干千神父全说:“齐齐哈尔的外国人全走了,只剩下我们中国神父了。王主教也是我们齐市神父、修女、教友代表一齐选的,既是我们选的也是我们的主教了。所以我们愿意合为一个教区,在自选自圣的主教下,一齐走中国人自办教会的道路。因齐市代表全说了话,合并教区的事,就算定下了。(第109页)
这里王老神长提供了两个值得关注信息:
1、哈尔滨有代权司铎郭佩石老神父,代权司铎是主教授权的在其出缺、受阻期间署理教区教务的神父。在旧中国被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国传教士通常会指定几个顺位的代权司铎,后来自选自圣的郑长诚主教、金鲁贤主教都当过不同顺位的代权司铎。
王老神长回忆他被自选自圣以后,郭老神父还有把权戒移交给他、交权并亲权的过程,显然有宗徒继承人授予他代为管理教区的治权。可见郭神父才是今天“哈尔滨宗座署理区”署理应该溯源的圣脉来源。而非暂时代管波兰人的刚恒毅枢机和蔡宁总主教。
2、王主教并不知道有“哈尔滨宗座署理区”这码事,如果知道他就名正言顺地宣布:1946年帝国主义在哈尔滨成立“宗座署理区”并指定帝国主义分子某主教或者某神父担任署理。后来他被中国人民赶跑了,今天我被自选自圣成为这个署理区主教,并同时管理齐齐哈尔教区、佳木斯教区、牡丹江(延吉)教区。
但“哈尔滨宗座署理区”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但是圣座在2012年7月10日“冰城非法祝圣”后的声明中提到了“哈尔滨宗座署理区”这个名称:
圣座不承认其(岳福生)为哈尔滨宗座署理区主教、他无权管理黑龙江省的司铎和天主教会团体。
The Holy See does not recognize him as Bishop of the ApostolicAdministration of Harbin, and he lacks the authority to govern the priests andthe Catholic community in the Province of Heilongjiang.
https://www.catholicworldreport.com/2012/07/10/vatican-rev-yue-fusheng-has-automatically-incurred-latae-sententiae-excommunication/
这又如何解释呢?修师傅认为有种可能:那就是1946年确实有过“哈尔滨宗座署理区(辣丁礼)”和“哈尔滨宗座总理区(拜占庭礼)”,但这和历史上的“海参崴教区”、“西伯利亚教区”以及后来的“营口教区”一样,在圣座有法人登记,但实际上无法运作。因为哈尔滨在1945年8月再次落入苏俄之手。后来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的调整,吉林教区已经无法管理哈尔滨等地的教务,只是纸面上的教区。
(四)、岳福生主教的江湖地位
魏主教在2019年1月24日也发了一封公开信,在第二条说:
今获知一些教友在误传教宗委任岳福生为“黑龙江教区”的主教,并造成混乱。我们从网传圣座国务卿柏罗林枢机机及万民福音部部长斐洛尼枢机于2018年12月7日给岳福生主教的信中获悉,岳福生主教是“在黑龙江的主教”,并无治理齐齐哈尔教区的权力。
茶神父的帖子《又是一个大笑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第一:根据中梵双方达成共识的“协议”,岳的身份仅为“在黑龙江的主教”,而非“黑龙江教区主教”,他处理此事的权力与自信何在?
有些人根据这些消息上纲上线,说岳福生主教在2018年虽然合法了,但是没有教区可管,是当代的“无地者约翰”。
“在黑龙江的主教”这个词组非常奇怪,会引起极大的争议,修师傅猜测一下帕罗林枢机的本意,当然这仅仅是我一家之言。
上文提到,在1959年召开的黑龙江省天主教徒代表大会决定撤销原来的各个教区,成立哈尔滨教区,自选自圣在家捡粪十年的王瑞寰老神父为主教。1983年改称“黑龙江教区”,王主教去世后刘焕波神父被自选自圣为主教,刘之后是岳福生神父被自选自圣为主教,这期间地上教会只有“黑龙江教区”。但主教在圣座那边都不合法。
我看到一份代办处在大约2003年左右给魏主教的一封信(复印件我有,但没在手上),我记得当时给魏主教的头衔是“齐齐哈尔教区主教”、“哈尔滨宗座署理区署理”、“佳木斯监牧区署理”、“兴安(还是呼伦贝尔)传教区署理”。
2012年7月10日,圣座的声明中说岳福生“主教”:
圣座不承认其为哈尔滨宗座署理区主教、他无权管理黑龙江省的司铎和天主教会团体。
请注意圣座的措辞。当时不承认的岳神父为“哈尔滨宗主署理区主教”,并告知他无权管理黑龙江省的司铎和天主教团体。前面说的是哈尔滨,后面说的是黑龙江。是圣座不懂中国地理,傻傻分不清哈尔滨署理区(后改成的署理区含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三市)和黑龙江全省的概念吗?显然不是,从圣统制角度讲,岳神父如果合法了也只能是哈尔滨署理区的主教,但是从1959年开始整个黑龙江省地上教会的教务都归“黑龙江教区主教”管理,所以圣座褫夺的是这项管理权。
而2018年9月,教宗宽面了岳副主席,按理说此后的岳主教应该有哈尔滨宗座署理区完整神权和治权,2018年12月7日帕罗林枢机国务卿写给岳主教的一封信,帕枢机说:
教宗方济各了解您的个人情况,他在多次反思和祈祷之后。为了促进修好和在中国的教会的合一,于今年九月八日以宽仁之举接纳您到教会圆满的共融中。
在此背景下,另外我们想告知您;您被召以“在黑龙江的主教”的名面担任主数教职;与此同时,当前齐齐哈尔、佳木斯和哈尔滨的非官方教会团体及它们各自的教会管理人员均保持原状。
我们看到老帕枢机的这封信中强调黑龙江省的地下教会仍然维持现状,哪怕是哈尔滨署理区的地下教会岳主教暂时也不能插手,所以形成了一个奇观,教区有合法主教了,还有“署理”每年发六七封牧函刷存在感。
在这种语境下我们不难理解,圣座也要维持地上的现状,所以老岳就成了“在黑龙江的主教”。
就说这些,在沙俄、苏俄、敏感词统治时期,哈尔滨乃至整个黑龙江的地上、地下,中国、波兰团体大家都不容易,互相担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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