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新教分裂的根因：错谬的“唯独圣经”

nike

错解的“唯独圣经” —— 东正教会对此的批判（下篇）

东正教对基督新教之教导的评价

《Sola Scriptura In theVanity of Their Minds》

约安·威福　著　　　　　　　默耕　译

http://www.orthodox.cn/catechesis/jwhiteford/solascriptura_cn.htm

三、新教的释经方法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如果唯独依靠圣经与个人的理智，人们就不会对许多最基本的信理问题的意义意见一致。新教从宗教改革最初的时日以来就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马丁·路德生前就有了许多彼此意见对立的团体，这些团体全部都声称“只相信圣经”，但对于圣经说了些什么却意见纷纭。路德曾勇敢地站在沃尔木斯的帝国议会前，声明除非别人以圣经或明显的论据说服他，他不会收回任何他所教导的学说。后来，当在许多问题上与路德派意见不一的再洗礼派也这样说的时候，路德教虽然鼓吹“每个人都有自己阅读圣经的权利”，最终，却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再洗派信徒。尽管唯独圣经这一信条导致新教迅速分裂为不同宗派。但是为了不向教宗认输，新教徒宁愿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问题一定是那些与他们意见不一的人，换句话说，亦即除了他们自己所在之宗派以外的所有宗派，都没有正确地理解圣经。于是，他们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种种释经的方法。当然，迄今为止尚无一种释经的方法可以结束他们之间无休止的分裂，但是新教徒仍在寻求解决他们的这一问题的“钥匙”。让我们来看看几个最流行的迄今仍被使用的释经方法，仍有这个或那个新教宗派对这些方法详加阐释。

方法一：

按字面意义解释圣经——圣经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释经方法无疑是被宗教改革家最先采用的方法，虽然很早以来他们就认识到仅凭这一点是不足以解决唯独圣经这一信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虽然从一开始这种方法就不获成功，但是在那些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基要派、福音派与灵恩派的信徒中，它仍是最为普遍地被采用的释经法。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圣经字面所表达的就是它的意义，而它的意义即是它字面所表达的内容。”但是一旦新教徒遇到那些他们通常并不认同的经文时，比如基督授予使徒赦罪的权柄[38]，或是他在建立感恩圣事时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39]，或是帕弗罗教导女人在教堂里应将头蒙起来[40]，转瞬之间，圣经的意义突然就不再是它字面所表达的内容了——“为什么，这些经文是不该用字面意义来解译的……”

方法二：

圣灵会使人正确地理解圣经。

　　面对众多打着宗教改革的旗号所产生的不同宗派，彼此意见不一，第二个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无疑是断言圣灵会引导虔诚的新教徒正确解释圣经。当然，每个与你意见不致的人都不可能受圣灵的指引。结果，每一个新教的宗派都将其它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宗派非基督教化。假如这种释经方法是有效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只能有一个新教宗派正确地解释了圣经。但是它是新教数以千计的宗派中的哪一个宗派呢？当然答案随着与你交谈的新教徒的不同而不同。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即，他或她一定会以为这个宗派就是他或她所在之宗派。

　　然而，现在你可能很少再会遇到一些仍坚持认为只有他们的宗派才是“唯一正确”的新教徒，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将真理相对化的新教徒（这取决于你与之接触的新教徒属于哪个新教宗派）。由于宗派林立，如果他们中的一些宗派的人士会表情严肃地说，尽管唯有他们才正确地理解了圣经，但是其他宗派的一些人士也可能对圣经有正确地理解，这样就太牵强了。每个新教宗派彼此淡化不同宗派之间的差异，只是认定在“爱”的名义下，那些差异“并非什么大事”。这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现象。也许每个宗派都有“一部份真理”，但是没有一个宗派拥有全部的真理（他们就是这样进行逻辑推理的）。于是普世主义泛异端诞生了。现在许多“基督徒”甚至不将他们的普世主义观点停留在只有基督宗教才拥有部份的真理上。他们也相信所有其它的宗教都拥有“某些的真理”。很显然，现代新教由此得出结论：为了找到全部的真理，每个宗派（宗教）都必须放下彼此的“差异”，将他们所拥有之“部份的真理”熔为一炉，这样，最终会奇迹般地找到全部的真理。

方法三：

用圣经中意义明确的经文解释意义隐晦的经文（以经解经）。

　　这种方法看起似乎圆满地解决了如何以经解经这一问题。以那些易于理解的经文“解释”那些意义隐晦不明的经文。这一方法的逻辑很简单：虽然一段经文可能隐晦地说明了一条真理，同一真理肯定会在圣经中的另一处明确地被提及。我们只要以这些“意义明确的经文”作为钥匙，就能解开那些“隐晦不明”的经文，明白其含义。杜宾根的路德派学者在他们初次与耶热弥亚二世牧首通信时就这样主张：

“因此，除了以圣经来解释圣经（亦即“以经解经”）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圣经的方法了。因为全部圣经是由同一位圣灵所默示的，圣灵最了解祂自己的意愿，祂最能表达出祂自己的意思。”[41]

　　尽管这种方法看起似乎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很快就被证实它并不足以杜绝新教徒之间的混乱状况及彼此的分裂。该如何确定哪些经文是“意义明确”的，哪些经文是“意义隐晦”的呢？这种方法就此被粉碎了。浸信会的信徒相信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一旦他“得救”了就不能失落他的救恩，他们发现圣经中有许多章节非常明确地支持他们的“永远得救论”。比如，“因为上帝的恩赐和召选是决不会撤回的。”[42]，“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丧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43]但是当浸信会信徒看到那些看起来似乎教导救恩可能会失落的经文时，比如，“义人的正义在他犯罪之日不能救他。”[44]他们就会以那些“意义明确”的经文来阐释这些“意义隐晦”的经文，以消除“误解”。而卫理公会的信徒则相信假如信徒背离上帝，就可能失落他们的救恩。因此卫理公会的信徒并不觉得这些经文有什么意义隐晦之处，相反，他们会在这些他们认为“意义明确”的经文的亮光之下，解释上述浸信会信徒用来证明“永远得救论”的经文。因此，卫理公会与浸信会的信徒彼此反反复复地引用这些圣经章节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些对他们来说是“意义非常明确”的经文，对方竟然会“熟视无睹”，对此他们彼此都感到惊奇不已。

方法四：

历史批判法

　　由于新教徒沉溺于主观意见与分裂的深渊之中，他们急速地以客观的名义寻求理智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企图为自己遮羞。随着时间的逝去，新教分裂为许多宗派，科学与理性逐渐成他们衡量信仰的标准，新教的神学家希望藉此可以使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有一致的意见。这种“科学”的方法在新教学者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世纪以来，它也流行于罗马天主教的学者中。通常称这种方法为“历史批判释经法”。从所谓的“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似乎能够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新教的学者开始将哲学与科学的方法论应用于神学与圣经研究上。自从那时开始，新教学者对圣经的各个方面（圣经历史、各种圣经抄本、圣经语言等）做了详细地分析研究。圣经研究仿佛成了一种考古发掘，这些学者设法以科学所能提供的最好最先进的方法分析研究每一块“残骸与化石”。公平地说来，这种学术研究给出了许多有用的知识。但是，不幸地是，这种方法论也非常错误，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但是这些新教的学者却以一种科学客观的口吻对这种方法加以描述，许多人都深受其害。

　　就如新教徒所采用的所有其它释经法那样，这种释经法企图理解圣经而同时却对传统置之不顾。虽然新教并没有一种为各宗派共同接受的释经法，但是他们所有的释经法都是为了“让圣经自己说话”。当然，假如用这些方法确实能让圣经“自己说话”的话，那么，没有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能反对圣经上“所说”的一切。问题在于那些自称是圣经喉舌的人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新教的预设来研究圣经的。他们声称客观地对圣经加以研究，可是他们却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那套（基要派或自由派的理性主义的）传统与信理来解释圣经的。恕我借用史怀哲的话来说，新教学者所做的是在勘测历史的深井，以寻找圣经的意义。他们就此主题写了大量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不幸的是，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影子。

　　新教的学者（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犯有同样的错误，他们误将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用于神学与圣经的研究领域。我以“经验主义”一词来描述他们的这种做法。我用这词泛指西方人头脑里所有之理性主义与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这种观点正不断地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实证主义者的思想体系（经验主义就是其中之一）试图将自己建立在一些“确定”知识的基础之上。[45]

　　严格说来，经验主义是一种将所有知识都建基于经验之上的信仰，认为唯有那些能以科学观测的方法加以验证的事物才能被确切地认知。科学观测的方法与经验结合在一起，由此而来的是在方法论上采用怀疑的原则，笛卡尔的哲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除了人自己的存在以外，人可以对宇宙万物加以怀疑”，这就是他哲学探讨的起始点。因此，他就在这一自明的真理（“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哲学体系。宗教改革家们最初都认同下面的预设，即：圣经是确定的基础，神学与哲学都建立于其上。但是由于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精神占有统治地位，新教学者转而将理性主义者的方法用于圣经研究上，企图从圣经里发现能够被“确切”认识的事物。自由派的新教学者早就做了这种努力，他们已将“洋葱层层剥离”，所剩下的只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与意气用事，他们以此作为信仰（不管他们还保留有多少信仰）的根基。

　　保守派的新教徒并不过份坚持他们的理性主义方法。因此，在他们中仍保持着对圣经的尊重，相信圣经是上帝默示的。尽管如此，他们的释经方法（即使在最为顽固的基要派信徒中）本质上仍是建基于同样的理性主义精神之上，犹如自由派一样。我们可以从所谓的持时代论的基要派信徒身上发现这一典型。他们持守一套精心编制出来的神学理论。这一理论假定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里，上帝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时代”的人交往，比如有“阿达木的时代”，“诺厄的时代”，“摩伊息斯的时代”，“达维德的时代”等等。人们可以发现，在这种神学理论里，有着一定程度的真理，但是除了旧约的不同时代之外，他们还教导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与第一世纪基督徒所处时代完全不同的另一“时代”。虽然在“新约时期”上帝不断施行神迹，但现在神迹却不再发生了。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理论，因为它不但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并且按照这种理论这些基要派信徒可以在坚信圣经所记载的神迹的同时，却又容许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经验主义者。尽管这种就释经方法所做的探讨初看起来只是学术研究而已，无关普通新教徒的实际生活，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虔诚的“保守派”新教平信徒未受这种理性主义的影响。

　　这种所谓“科学”的释经方法的最大谬误之处在于：它错误地将经验主义的假设应用于历史、圣经及神学的研究上。经验主义的方法若是被正确地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它就能合理地得出正确地结论。但是，如果将它们应用于它们不可能起作用的领域，比如历史上的某一特定时刻（这是不能重复试验的），它们就不能得出一致而精确的结论。[46]

　　科学家并没有发明出一架能够透视灵性世界的望远镜，但是许多新教学者却断言：科学证明了魔鬼是不存在的。即便魔鬼手持三尖叉，身穿火红的衣服，显现在一个经验主义者的面前，他也可以非常容易地以科学家的世界观对此现象加以解释。虽然这样的经验主义者会为他们的“开放”态度感到骄傲，但是他们的眼睛却为他们的预设所蒙蔽，以致他们看不到那些不符合他们对现实所持之观念的事物。假如经验主义的方法被始终如一地加以应用的话，那么它将颠覆一切知识（包括其本身），但是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却容许经验主义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因为经验主义无情地破坏了人类的经验，这使它享有科学严谨的崇高声望，以致它的这种声誉比它自身根基所存有的问题更为重要。”[47]

　　对许多人来说，新教的自由派人士所得出的极端结论与比较保守的新教基要派人士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至少极端保守的基要派人士与此毫无关系。虽然这些保守派人士自以为与新教的自由主义互相之间几乎水火不容，但是他们用来研究圣经的方法本质上与自由派人士所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伴随着这些方法论的是他们共同的基本哲学预设。这样，“自由派”人士与“保守派”人士的不同，事实上并不是基本预设的不同，而是他们从这些基本预设得出其固有的结论的程度之不同。

　　如果新教的释经学就如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真是“科学”的话，由它所得出的结论应是一致的。如果它的方法都是不偏不倚的“技术”（正如许多人对它们的看法那样），那么不论是谁运用它们，对每个人而言，它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但是，当我们检视新教圣经研究的现状时，我们会发现些什么呢？按照“专家”自己的评估，新教的圣经研究正处于危机之中[48]。事实上，这种危机也许可由新教著名的旧约学者，吉尔哈德·哈塞尔的研究结果表现出来，在他写的旧约神学的历史与现状的概论《旧约神学：当前争论中的课题》一书中写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期间，有五种新的旧约神学被提了出来，“但是这五种学说彼此并不认同对方的研究方法。”[49]

　　事实上，那些人自称在新教圣经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水准，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有关圣经的问题，无论你持有何种观点，你都可以找到“良好的学术研究”来支持你的这一结论。这实在令人惊奇不已。换名话说，你几乎可以持有任何一种适合于你的观点，你总会找到一位与你持有相同观点的博士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这肯定不是数学或化学意义上的科学！我们所涉及的是一个自我表现为“客观科学”的研究领域，但事实上这是一门伪科学，在它内隐藏着种种互不相容的哲学与神学观点。直到科学家制造出一种能测量并认识上帝的方法以前，它都是伪科学，以客观科学的方法研究神学或注释圣经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这种方法一无是处，根本就没有学术价值，而是说，这些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进行历史与语言的科学研究，似乎很科学，其实它是一种伪科学，实际上，我们发现新教解释圣经的方法既是新教神学及哲学预设的产物，又是其奴隶。[50]

　　新教的学者要比那些最喜爱猜测的弗洛依德派的心理分析家更主观，他们有选择地挑选符合他们论点的“事实”与“证据”，然后连同本质上由他们的基本预设所预先确定的结论，进一步应用他们的这些方法来研究圣经。新教的学者，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一直都将自己说成是不为任何感情所动的“科学家”[51]。由于现代的大学不会授予那些仅仅只是传授纯真理的人哲学博士学位，因此这些学者便设法提出新的“具有创造性”的理论，以期能彼此超越。异端的本质就在于此：新奇、固执己见、狂妄自大、自欺。

东正教认识真理的方法

　　因上帝的仁慈，当我接触到东正教信仰后，我就不想对新教及它研究圣经的“方法”再多看一眼了。不幸的是，我发现新教的释经法及其预设甚至已经影响了东正教会内的某些人士。正如上面所说过的，这是由于人们以为新教的释经方法是“科学”的。一些东正教会内的人士以为他们将这一错误的理论引入我们的神学院和堂区，是为教会做了一件好事。异端总是想方欺骗信徒，这并不是件什么新鲜事。正如圣伊里奈奥在驳斥他那个时代盛行的诸多异端时所说的那样：

　　他们用似是而非、貌似有理的言词引诱那些头脑简单的人研究他们的理论，当他们向这些人传授他们亵渎神明的观点时，同时也颠覆了这些人的信仰……

　　错误从来不会将自己的错谬之处表现出来，以免被人揭穿，原形毕露。它总是想方设法将自己打扮的光耀夺目，对毫无经验的人来说，从它的外表看起来，它要比真理本身更真实（这种说法看起来是多么荒唐可笑）[52]。

　　为避免产生误解与混淆，我要声明：东正教会研究圣经的方法并不建基在对圣经进行“科学”的研究之上。东正教认为正确地理解圣经并不在于宣称自己拥有古老的圣经抄本，而在于东正教与圣经作者之间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关系。东正教会是基督的奥体，真理的柱石和基础。这意味着上帝藉着东正教会（通过她的成员）写作了圣经，同时，上帝也藉由东正教会保管圣经。东正教会明白圣经的含义，因为她是唯一的活传统的继承者，这一传统从阿达木（亚当）开始，经过历世历代，传到当今教会的每个成员手中。虽然这无法在实验室被“证实”，但却是真实不虚的。圣灵使人对此坚信不疑，人定会在教会内经验到上帝的生命。

　　在此，新教徒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谁说东正教传统是正确无误的呢？甚至又有谁说过有一正确无误的传统存在呢？首先，新教徒需要研究一下教会的历史。他们会发现只有一个教会。这是教会从一开始就有的信仰。尼西亚信经清楚明白地宣认：“我信唯一、神圣、大公、传自使徒的教会。”几乎所有新教的宗派都声称自己仍相信这一信条是正确的。从未有人这样解释这一信条说：这里的教会指的是某一不确定、多元化而又不可见的“教会”，它不接受任何被定为信条的事物。钦定信经（同时也确定了圣经正典书目）的历次公会议也谴责了那些在教会外的人，无论他们是异端信徒（如蒙丹派信徒）还是裂教徒（如多纳特派信徒）。公会议没有说：“我们不赞同蒙丹派的教义，但他们仍与我们一样是教会的一部份。”公会议将他们从教会的共融内开除出去，直到他们重返教会，或者通过浸礼与傅圣膏（如他是异端信徒），或者通过傅圣膏（如他是裂教徒）而重新被接纳加入教会为止。[53]

　　在过去即使是与那些在教会外的人士一起祈祷也被归于禁止之列，现在仍然如此（使徒宪章，法令四十五、四十六）。与新教不同的是，新教将那些脱离某一宗派而自创一派的人视为英雄，初期教会却将这样的事视为最应受谴责的罪过。正如安提约西希亚的伊格纳提（使徒约安的弟子）所警告过的：“弟兄们，你们不要错误：谁附合分裂份子，就不能获得天国的产业，谁追随其他的教理，就与基督的苦难无分。”[54]

　　导致宗教改革运动的原因是新教徒反对教宗滥用神权，但是在西方的罗马教会从东方的东正教分裂出去以前，这样的事却并不存在。许多现代的新教神学家近来开始再次审视第一个千年内还未分裂的基督宗教，他们开始发现西方的基督教派失落了的宝藏（结果相当一部份新教徒皈依了东正教）[55]。

　　显然，下面三个表述中必有一个是正确的：⑴没有正确的传统，阴间的门战胜了教会，因此四福音与尼西亚信经都错了；⑵我们可以在教宗主义内发现真信仰，永不会错的“基督在世代表”不断宣布新的信理，并随意变更已有的信理；⑶东正教会是唯一由基督创立的教会，她信实地保管着使徒的传统。因此，新教徒面临的选择十分明显：相对主义、罗马主义、或是东正教。

　　由于新教的神学根基——唯独圣经只能带来分裂与分争，大多数新教徒很久以来就放弃了基督徒之间真正合一的观念。若有人认为只可能有一种真信仰，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为荒谬的。当面对上述那些如此强而有力的有关教合一的论断时，他们常常震惊不已，认为对其它基督教派持这种态度是相反基督徒的爱德的行为。他们发现自己没有真正的合一，便致力于建立起一套普世主义相对论哲学，希望由此创建一种错误的合一。按照这种哲学，在信仰上，唯一应受谴责的就是自称认识真理而排斥其它学说。但是这并不是历史上教会所说的爱德，这只是人文主义者的感情用事。教会的本质就是爱。基督并非建立了一个新思想流派，祂亲口说过祂来是为建立祂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战胜她[56]。教会这一新的团体创建起“一种有机的合一，这种合一不是内在分离的个人之间的机械统一。”[57]惟有藉着圣灵所赐之新生命才可能达致这种合一，人惟有在教会的生命中才能奥妙地经验到这种合一。

　　基督徒的信仰将信徒与基督结合在一起，它使彼此分离的个体构成一个和谐的身体。基督亲自与每个教会肢体交通，以有效而可见的方式将赐人恩宠的圣灵赋予他们，藉此，基督对这一身体产生影响……如果一个人切断了与教会奥体的联系，那么他就被孤立起来，为自己的自我主义所包围，他将丧失居于教会内的圣灵所赐的丰富恩惠。[58]

　　教会是唯一的，因为她是基督的身体，在本质上，她是不会分裂的。教会只有一个，就如基督与父只有一个。虽然合一的这一观念看起来难以置信，但是对那些已超越了概念，进入真实之中的人而言，这一观念却并非不可思议的。虽然这是诸多“难以理解的话语”之一，许多人不会接受这一观点，但在东正教会内，它却是真实无妄的。每个人需要有更多的自我弃绝、谦卑自抑并施行仁慈，只有这样才能接受它。[59]

　　我们相信教会的合一，这包括两方面：历史的合一与现时的合一。这就是说，例如：当使徒离世升天之后，他们并未与教会分离。他们现在仍是教会的一份子，就如他们在世时那样。当各个地方教会举行感恩圣礼时，我们并不是独自庆祝这一奥迹，而是与整个教会（地上的教会与天上的教会）一起庆祝。天上的圣人甚至比我们所能看到或触摸到的更接近我们。这样，在东正教会内我们不仅受那些由上帝所委派来教导我们的活着的人的教导，所有在天上和人间的教会的教师都在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接受金口圣约安的教导，就如我们接受我们的主教的教导一样。我们是这样解释圣经的：我们不按我们的私意，而是按教会的意思解释圣经[60]，莱林斯的圣文肯特给这一释经法下了经典的定义：

“在此，也许也有人会问：既然圣经正典的书目已经被确定下来，而圣经本身已经足够了，为何在圣经之外还需要以教会作为解释圣经的权威呢？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由于圣经意义深奥，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人们不可能对圣经有一致的见解。不同的人对同一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以致给人的印象是圣经的解释因人而异，有多少人读圣经，对圣经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解释……正是因为各种邪说严重地歪曲了圣经的意义，因此必须要按照大公教会所理解的方式来指引人们解释先知书与使徒著作。

　　我们应在公教会内，小心地持守一直以来在各地为所有信徒所坚信不疑的信仰。正如‘大公’一词的词源所指出的那样，这才是真正的‘大公性’，它使一切真正达致和谐一致。如果我们遵循普遍性、古老性与一致性这三个原则，我们就正确地使用了上述这一普遍的法则。如果我们唯独宣认那些由整个教会在世界各地所宣认的信理是真实的，我们就遵循了普遍性的原则。如果我们从不背离那些由我们的祖先所明确宣称为不可偏离的解释，我们就遵循了古老性的原则。如果我们在这一古老性的基础上采用那些为所有或几乎所有主教所持有的观点，我们就遵循了一致性原则”[61]

　　按照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我们所要做的并非每个人致力于寻求创新，而是去了解在教会的传统中早已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可以超越教父所定下的界限随意解释圣经，必须信实地将我们所领受的传统传给后人。为此，我们需要多多研究思考，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圣经，我们必须深入教会奥秘的生活内。为此原因，当圣奥古斯丁阐述应如何解释圣经时，他花了大量时间谈论研究圣经的人应具备哪些特质，而不谈他应具有什么学识：[62]

• 他应全心爱慕上帝，不骄傲自大；
• 他寻求认识上帝的旨意是出于信仰与恭敬心，而非出于骄傲与贪婪；
• 他要有一颗虔诚的心灵，洁净的头脑，死于世界，他不惧权势，不求取悦世人；
• 除了与基督结合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以外，他别无所求；
• 他要饥渴慕义；
• 他要勤行慈悲仁爱的善工。
  
  

　　除了上面的这些高标准之外，我们还应谦逊地依赖诸圣教父的指引，他们具有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圣德，我们不可自欺欺人，以为我们比他们更聪明能干，能更好的解释圣经。

　　但是新教的圣经学者所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成果呢？他们的那些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历史背景及那些隐晦经文之含义，这些成果与圣传相符。就如纳齐安的圣格里高利在论及异教文学时所说的：“就如我们可以从某些毒虫的毒液里提取有益健康的药剂那样，同样，只要我们拒绝他们的偶像崇拜，也可从他们的文学里获得求知的原则……”[63]因此，只要我们不崇拜个人主义、现代主义的邪神，不贪图学术界的虚荣，只要我们认清他们所使用的错误预设，应用那些真正帮助我们认识圣经历史与文字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就会更好的了解传统。至于新教学者对圣经妄加臆测，随意更改正典圣经的经文，对圣经持有新奇的见解，不接受教会圣传（教会在各地一直都坚信不疑的信仰），在这些事上他们都错了。

　　如果新教徒认为这太狂妄自大、幼稚可笑的话，他们首先应该想一想那些学者是多么的狂妄自大、幼稚可笑。他们以为他们竟然可以忽视（更好说是完全无视）二千年来基督徒的教训。难道一个圣经博士对上帝的奥迹所有之见解竟然超过数以千万计的、忠信地侍奉上帝的信徒与教会的教父们所有的全部智慧吗？这些人为了信仰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殉道牺牲，受人嘲笑，被人监禁。人难道是在舒适安逸的环境里学习基督教的真理的吗？难道他不需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被钉死在上面吗？那些人根本就不愿花时间学习圣传到底是什么，他们以为自己比圣传更好地理解了圣经，只有到了当代才有人正确地理解了圣经的真正含义。狂妄自大的正是这些人。

结论

　　圣经也许是教会传统的最高峰，但是圣经之所以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乃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传统这一高山之上的缘故。如果把它从传统的氛围内隔离出来，那么圣经这一磐石就成了一团粘土，它将在陶工手中被随意塑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人即使以举扬圣经的权威为名滥用歪曲圣经，也是对圣经的不敬。我们必须阅读圣经，因圣经是上帝的圣言。但是为能理解圣经所传给我们的讯息，让我们谦卑自抑，坐在圣人的脚前聆听他们的教训，因为他们以他们的生活表现出他们是“按这圣言来实行，不光只是聆听而已”[64]，他们的生活证明他们堪当被称为圣经的解释者。如果我们对使徒的著作心存疑问的话，让我们去求教于那些认识使徒的人（诸如安提约希亚的圣伊格纳提与圣颇利卡尔普）吧。让我们求教于教会，而不要陷入自欺欺人的狂妄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