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中国与基督教的矛盾 作者：煮酒君

劉幼民

• 作者：煮酒君
  

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十分漫长，今日，基督教在中国已经不再陌生，但是时至今日，在中国基督教仍然有明显的外来感，与佛教和中国的融合不同，基督教的传播之路非常坎坷。即便在今日，基督教与传统中国社会风俗的冲突也很巨大。而这些的源头，源自于一场绵延近乎100年的礼仪之争，这场礼仪之争，几乎葬送了基督教在华的传播。

利玛窦规矩与龙华民、徐光启之争

1540年，经教皇保禄三世批准，西班牙军人出身的罗耀拉依那爵在巴黎创立耶稣会，耶稣会内部如同军队，组织严密，强调绝对效忠，绝对服从。罗耀拉的同学沙勿略前往东方传教，在日本取得巨大成功，此后沙勿略希望前往中国，却在广州上川岛意外病逝，同年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肇庆，揭开天主教序幕，随后由利玛窦负责传教，利玛窦广结各地士大夫，使得天主教在中国获得了传播，利玛窦选择了一条“汇通儒耶”，以儒补基督教，以便传播的路线，由于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利玛窦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博取了好感。

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他研习儒家文明，蓄发深衣，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地图、天文等西方科技，与徐光启等学者和东林党有密切接触，利玛窦的努力获得了认可，在北京也创办了一间教堂。

天主教主张上帝无形，认为对于物品祭拜是拜物，即崇拜偶像。这是天主教不允许的，但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加之研究了古籍，利玛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用中国古籍中的上帝指代天主，并且主张恢复古代先秦儒学不以拜物，崇拜上帝的特征。而中国人对于祭祖，上坟的行为，利玛窦也指出，指出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这不存在信仰问题，只是一种礼仪方式，而允许祭祖。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公元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职务，龙华民引发了“礼仪之争”。而此时龙华民发现，在中国天天主教徒的实际领袖是徐光启，龙华民是耶稣会修士，而徐光启是内阁次辅，作为利玛窦好友，朝廷最重要的学者，科学家，徐光启的地位和威信都高于龙华民数倍，耶稣会内部也对徐光启十分恭敬，龙华民为了确立自己的领导权，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龙华民没有利玛窦的学术思想丰富，他粗略的认为中国人敬天只是崇拜蓝天。主张废除上帝说。中国学者通过《古籍》中“至高莫若天，至尊莫若主”一样改上帝为天主。

1628年，在华传教士亦曾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讨论敬祖及译名问题。最终认为敬孔祭祖问题应沿用“利玛窦规矩”，耶稣会为此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1613年2月，传教士金尼阁受龙华民特遣， 返罗马晋见教皇。去罗马向教皇保罗五世述职，在欧洲期间，身着儒服出现于公众场合，介绍中国文化。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司铎一律用华言行圣祭，诵日课，获得了教宗的批准。

至此，天主掀起了到中国传教的热潮。同年金尼阁获得教皇诏谕，允许中国教士用本国文字举行宗教仪式，准许当地人士任神职，并可用中文翻译《圣经》。金尼阁还购置7000余部各类典籍，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这一举动可以说被称为玄奘后，最大的外籍来华，无奈还未翻译完成，金尼阁即去世。但是他为中国基督教争取的机会，进一步缓减了矛盾。

多明我会的介入

多明我会亦称“布道兄弟会”，成立于中世纪的欧洲。1215年由西班牙人道明古斯曼创立。多明我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他们自称为主的看守犬，立志走遍世界去扑灭异端。注重讲道与神哲学，特别提倡学术讨论，传播经院哲学，奖励学术研究，欧洲著名神学博士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多明我会会员。

1631年，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高奇神父于1633年去世，接替他的黎玉范神父1643年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控告耶稣会纵容中国人祭孔祭祖的行为。

早在1645年，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就通谕禁止祭祖祀孔，耶稣会教士又卫匡国到罗马向教皇申辩，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最终决定准许耶稣会士照他们的理解参加祭孔等活动，而这次申辩后，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当时认为中国儒教的帝皇及祖先崇拜违反天主教义，支持多明我会，打压耶稣会。（此时耶稣会与圣殿骑士团事件让教宗有意打压耶稣会）

受此影响，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会士在广州召开了一场长达四十天的会议，讨论在华传教的方针，宣布遵守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裁定。其中多明我会士不同意，返欧向教宗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申辩，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出禁约，规定：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不许在此处站立、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不准立牌位的行为。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又要求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这招致极大地反对，此后的1719年罗马教廷先后派铎罗和嘉乐两位特使来华，对于敬孔敬祖却没能与康熙皇帝达成一致，双方矛盾越发激烈。

在华各个教堂撤下了康熙御笔写的牌匾，招致了康熙的不满，一再派遣传教士回欧洲申述，要求解除禁令，罗马教廷拒不解除禁令，此后这个问题不断搁置，教宗本尼狄克十四世更下令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忌惮耶稣会的强大，宣布解散耶稣会（耶稣会在拉美成立宗教国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因此招致西班牙政府申述解散），支持祭孔的耶稣会解散无疑导致问题雪上加霜，雍正帝随即下令禁教。

绵延数百年，礼仪之争的解决

清末，随着西方文化的渐入，基督教文明在中国再度复苏，但礼仪之争一直悬而未决，影响到民国都未能终止，中国国内包括王韬、蒋介石、吴经熊，这样的学贯中西，信仰基督教的人员，都坚持祭孔祭祖，反对礼仪之争，而清末信仰基督教的学者也因为基督教不准祭孔的问题被大肆仇恨，义和团运动屠杀教民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问题居然被日本解决。1931年，日军全国陷入军国狂热中，信仰基督教的大学生，不肯在神社行礼，招来军部不满，广岛主教为解决问题，拿出了1258年时教廷曾颁发一件通谕;允许教徒可以参加非基督教的仪式。由于此谕先于中国礼仪之争，因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 颁布通谕：

“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天主教也于1974年编订了祭祖礼规。主教团特别指出推行祭祖的宗旨：1)为重申天主诫命“孝敬父母”的基本精神，激发教友孝亲之情，从而增进其孝爱天主之德。2)为澄清国人对我教会“信天主而忘祖宗”的误会，并使教外人士对我教会有正确观感。3)为复兴中国文化，崇尚孝道与慎终追远的美德，使天主的福音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合。4)为规正教“祭祖”的正常发展，破除其迷信色彩。此外，该礼规特别指出，祭祖先不得把祖先视为神明；祭礼可融会传统习俗与教会礼仪。许可在适当处所设置祖先牌位及香案，作为感恩颂德和激励孝思的象征。

至此绵延300年的礼仪之争正式落下帷幕，这一宣言对亚洲儒家文化圈内的天主教徒可谓解放，此后天主教徒都可以执行祭孔，祭祖仪式。但是与天主教对立的基督新教至今仍然主张不可祭祖。

劉幼民

据说：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这则故事真实性不可考，多半是好事者编造。莫言曾在讲演中提及他对此事的看法：“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劉幼民

这是一个来自越战归来的士兵的故事。

他从旧金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告诉他们自己回来了，可是有个不情之请。他想带一个朋友一起回家。“当然好啊！”父母回答，“我们会很高兴见到的。” 不过儿子继续说下去：可是有件事我想先告诉你们，他在越战里受了重伤，少了一条胳臂和一只脚，他现在走投无路，我想请他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

  “儿子，我很遗撼，不过或许我们可以帮他找个安身之处。”父亲又接着说，“儿子，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像他这样残障的人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负担。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不能就让他这样破坏了。我建议你先回家然后忘了他，他会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的。”就在此时儿子挂上了电话，他的父母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几天后，这对父母接到了来自旧金山警局的电话，告诉他们亲爱的儿子已经坠楼身亡了。警方相信这只是单纯的自杀案件。于是他们伤心欲绝地飞往旧金山，并在警方带领之下到停尸间去辨认儿子的遗体。

   那的确是他们的儿子没错，但惊讶的是儿子居然只有一条胳臂和一条腿。

劉幼民

搞民族主义的小国，没法可以富裕得起来。朝鲜就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