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梁振英宗教界无经济贡献谬论-----郭宝胜

PAUL.ZHANG

  10月25日，香港特首梁振英会见传媒时，为提名委员会制度辩护。他举例指无论占本港经济来源16%的金融界，还是体育界、宗教界这些“没有任何经济贡献”的界别，亦可以参与提名。梁振英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港人纷纷指斥特首的无知与愚昧。梁振英对宗教界无经济贡献的定论，引起香港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弹。  


   
    香港孔教选委会委员刘梦熊反驳，单是大屿山宝莲寺、黄大仙等宗教地方，便是香港吸引大批旅客的宗教旅游景点，直接贡献旅游界，刺激经济。天主教关注政改三人组成员陈满鸿神父指斥梁振英“无知”，指宗教使人感到生命充实，推动教徒上进、学习、创新，即使非直接，也是间接带来经济贡献。陈满鸿神父认为：梁振英的言论系大陆那套“反宗教”思潮，非常过时。梁振英无知到极，我费事理睬他。
   
    梁振英是建筑测量师出身，也曾留学英国，对经济学也有一番研究。但他显然没有基本的社会科学素养，连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都没有弄清楚，这只能说明他的学识不够、无知蛮横，也说明这个“地下员”的货真价实，满脑子的唯物主义和反宗教思维。如果任由这位反宗教特首继续操纵香港政治，那么香港的大陆化、香港宗教自由的被践踏，也不是不可能的。
   
    凡是认真读过经济、政治、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人都不能不知道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的名字，凡是有点社会科学素养的人，就是没有读过韦伯的书，也了解其的基本观点。韦伯是社会科学界研究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经济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他的理论造诣和成果，远远超过了卡尔 马克思。韦伯在其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了基督教新教尤其是其中的清教徒、加尔文主义者，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密切联系。由于他的独特发现和研究，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成为经久不衰的社会科学经典名着。
   
    如科斯(Ronald Coase)等制度经济学家重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从而创立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派一样，韦伯也非常看重制度（经济和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力。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李强所认为的：韦伯和马克思都承认社会有三个层面，一是物质生产层面、经济层面，一是政治、法律的制度层面，另一个就是精神、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层面。马克思认为，在这三个层面中，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法律结构，政治法律结构上面又有个意识形态。而韦伯跟马克思差距很大，他一生主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和宗教的重要性。制度决定经济，而宗教、意识形态决定制度。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宗教、意识形态原因来解释。因此，宗教、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正如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而是肇始于执政者意识形态的改变；中国在1949年选择计划经济也不是由于生产力原因，而恰恰是国家当权者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填满了脑袋一样，观念决定了制度，世界观、人生观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韦伯在资本主义问题上也不同于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不是全人类都必然要过渡过来的现象，这种现象只在西欧，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宗教文化中才能产生。而最初产生资本主义的地区，恰恰是刚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不久的基督教新教地区。他特别强调了基督新教在西方国家经济、法律、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指出基督教中的天职观念和加尔文主义里的预定论，这些神学观念落地后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促进作用。所谓天职就是将工作和世俗的赚钱也当做对上帝的侍奉和神职，从而赋予经济行为神圣性，从而培养出市场经济需要的敬业、禁欲、奉献等精神。将中世纪被轻视的商业行为，提高地位，而且为了上帝去“尽力地挣钱、尽力地省钱、尽力地捐钱”（美国布道家、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语）。
   
    而且韦伯认为清教徒神学中的加尔文主义预定论，也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人是否得救完全是上帝预定的，这就排除了人的任何迷信、巫术、圣礼甚至烧香、磕头、献冷猪肉、贿赂神灵等手段，将得救确据的路线完全地指向了现实的社会中。基督徒怎么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呢，一靠坚信，二靠社会生活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上见证神的荣耀、找到自己得救的凭据。这就为基督徒积极入世、改造世界、发展经济提供了足够的精神动力。
   
    可见，天职观和预定论这些看似与经济无关的神学观念，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正如第一个资本主义全球性大国、“海上的马车夫”荷兰，也是第一个基督教新教国家，它的崛起和发展与基督教息息相关，韦伯写到：在荷兰的新教徒认为：任何无节制的人生享乐、纵情狂欢，都会驱使人舍弃职守，堕落贫穷，不是纵欲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因为克制禁欲的创业观念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必然会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俭省节约不是不花钱，而是为了把财富用在利于创业的投资和生产上。清教徒们的金钱和时间资本没有被消费而被用来再投资，他们的禁欲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生产的突飞勐进、经济体制的日新月异，导致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与对宗教无知的梁特首相反，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基督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过很多的研究和着述，如赵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曼德的《天职》《从狼文化到羊文化》《预定论及其神学、社会意义》，还有如宗教学者何光沪、刘澎、李向平等人关于基督教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文和著述。从这些论文和著述中都可看到基督教与市场经济的正相关关系。这些观点不仅在基督教内，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但逆历史潮流、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者却不断涌现，在大陆突出地表现为遏制基督教、反基督教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而在香港，则表现为梁振英最近的“宗教界无经济贡献”宏论，这些开历史倒车的言行已被世人所唾弃，当事者也逃不脱历史的罪人的结局。占中运动的方兴未艾，就表现出香港人对这些愚昧无知、反宗教、反普世价值者的反对和厌弃，也表现出对言论自由、选举自由、宗教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拥护、持守与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