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带着“招打”的冒险心理来写这篇文章的,因为,许多“名人大家”均提出“基督信仰必须披上中国文化的外衣”才能在中国大肆传播,如果基督信仰不能以中国文化做其传播载体,那就会永远处在胶着状态,传教工作肯定无甚发展。无论是“沪若望”还是“修公爵”似乎都在积极地传递这种讯息:那就是基督信仰必须懂得中国文化,甚至必须懂得权贵文化,否则,真理根本在中国站不上台面。我对于这种文化障碍上的担心,曾经也深受其诱惑,原来我也认为,在中国教会中多些《天道古说》样的文字论述,基督信仰就会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春风化雨了。
但是,这几年的思考让我在思想上对此概念性的认识有一些转变,我现在觉得,传统知识分子在国家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一直是服务于权贵阶层的,到现在仍然还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后面两纲在今天从意识上些许有些突破。在“君为臣纲”方面,虽然徒臂叫嚣表示不服的从不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观念仍禁锢着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无论哪个阶层,无论哪个水平,无论哪家宗教,全都拥有这种强烈的奴化思想。中国人在人格与思想上远远没有独立起来、站立起来。
如果我们翻开中国教会历史,多数学者,不论是教内的还是教外的,基本都把在唐太宗时代就从波斯传入中国的景教作为开教会历史先河者,这也许可以成为不必争论的事实。但是,就传教方式方法来说,到今天仍误导中国教会走所谓的“上层路线”的议论言论,却实在暗藏着太多的杀机。让我们平心静气、客观如实地翻看中国教会历史,看看所谓的走“上层路线”的例子,我们就不难发现,依赖的政权一旦毁灭,信仰仿佛亦就被连根拨除,再不见其踪影。大秦景教于“武宗灭佛”后开始一蹶不振,直到覆灭。元朝时方济会士蒙高维诺来华传教,同样像景教受到唐太宗礼遇那样受到元成宗高度礼遇,获准传教,但随着元王朝灭亡,盛极一时的天主教在这个陌生土地上又遭到灭亡,不复存在几百年。
我们从有些人说主张的信仰需要披带的“文化外衣”来看,不论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现于敦煌藏经洞的《三威蒙度赞》,还是元朝皇帝及皇后亲笔写给教宗的信函愉容来看,这“外衣”较今日的“条例”更得宗教信仰的真精义。但是结果依然是:政权亡,教随亡。或人会曰:元人毕竟迥于汉人,元人再学汉人文化,仍然只是元汉文化,天主教依托这种“元汉文化”是其教义不能深入、长久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追问的是:景教在唐朝依托的是正宗的汉人文化,且到了“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鼎盛局面,缘何“武宗灭佛”,佛未灭,独景殒行?或人再曰:唐朝时景教所依托的实在是“佛道文化”,这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可以明显看出,佛、道已经深入中国文化骨髓,故教灭而再兴、僧亡而屡起。这样看来,天主教信仰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所差的力量就是进入骨髓了。果然如此吗?我们需要进入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明清时代来看看。
明帝国奉行“闭关锁国”让人民自然生息、自娱自乐,仅在南隅开岛窗以便掌握外界。耶稣会传教时代,方济各沙勿略最先敲开中国大门。沙勿略虽在中国南岛逝世归天,但是他在死前曾伸手降福过这个虽然神秘但蒙天主宠爱的国家,因为过去以及将来有大批传教士洒热血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说沙勿略敲开中国大门,是站在中国得到福音光照的意义上说的。实际上,沙勿略神父到达上川岛只能算潜入,也就是今天说的“偷渡”。
真正称得上是敲开大明帝国大门的传教士应该是利玛窦神父。利玛窦神父进入南中国岛后开始推行真正意义上“上层传教”,之前唐朝景教和元朝天主教在传教方法上实在都不算走“上层路线”,他们只受到当时皇族政权礼遇而已,且随着政权的灭亡,信仰亦就衰亡了。但是,今天我们观看利玛窦神父开创的传教区局面,虽经过明清朝代政权更迭,经历雍正王朝的残酷禁教,遭遇耶稣会被解散的事业打击,又经过成百上次大大小小教案,最后经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奇怪的是基督信仰星星之火却从此再没有熄灭过。
这难道是基督信仰已披上中国文化外衣之故?我想不是,因为,直到今天天主教会还被贴上“洋教”标签,直到今天一些腥腥之士仍然不断鼓吹基督信仰必须和中国做文化上的融合!所以,这“文化外衣”基督信仰显然尚未穿上,那么,是什么力量让明清季的教会历经劫难而没像在唐元之际那样灭亡呢?今天世界比较公认的一句话是:当希伯来文明遇到行渐衰落的希腊文化时便拯救了希腊文化,又孕同希腊文明一起建立兴起罗马文化直至整个欧洲世界的文明。那么,在利玛窦神父的“补儒,易儒,超儒”的文化传教进程中我们丝毫体会不到今天一些所谓的教会专家学者严重表现出来的文化奴性:仿佛基督信仰如果不能融合中国文化,耶稣基督的真理就不能为中国人民彰显似的。关于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长于明清季的教会得以生根直到今天,我想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在这里暂表不提。
很有趣的事实是,沪若望在写给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的信中极力渲染强调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的成功:普遍的说法是,从1949年前的70万快速增长到5000万,也许更多,更重要的是沪若望为需要把新教体系纳入“至圣、至一、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公教会内,真是饥不择食!其实,如果常主张“适应”、常强调“国情”、常在意“本土”的学者专家真正接触下中国新的教牧师信徒,他们会听到这样的话:你们天主教有病啊!搞那些“融合文化”有个鬼用!你们有《圣经》难道还不够吗?
的确,新教信徒理念里,上帝是超越文化范畴的,所以,对上帝的信仰自然是超越一切文化的!所以,现在是中国文化需要基督信仰的拯救,而不是基督信仰需要中国文化的提携。只不过,当前中国需要面对的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是:中国还有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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