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鲁贤主教：2012年信德年牧函

YIKONG

信
今年，全世界天主教教会举行信德年，友人劝我赶快写一封论信德的牧函。我听后几次三番拿起笔来，接着把笔又搁下。我想教宗已发出《信德之门》手谕，信理部也写了关于信德年牧函指引，各地主教都纷纷就信德年写了牧函。教友们应诵读宗座文件才对，我还能写什么？前天清晨醒来，忽然想到，如果简单地把自己的信仰历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也许教友们会感兴趣。于是鼓起勇气，提起笔来，动手写来。
童年、青少年时的信仰——信乃奥迹也
众所周知，我是浦东金家巷人，我出生于一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我祖父名新衡，圣名保禄。他很虔诚，结婚生子，为第一个儿子取名信德，第二个儿子取名望德，即我的父亲。我祖父没生第三个儿子，他的堂弟生的第一个儿子就叫爱德。家中有信、望、爱三德的后代。我祖父认为人生于世最重要的是保持信、望、爱三德，比保持家业更为重要。
我的母亲是张家楼人，我的姑母嫁到张家楼。张家楼与金家巷相距只有三公里，我经常去张家楼。一次我去见代本堂丁汝仁神父，他向我说：“这儿有个小学生要初领圣体，我考他的要理，问他：‘信德是什么？’他说：‘信德是我大舅舅’；忍住笑我又问他：‘望德是什么？’他回答说：‘望德是我小舅舅’。我向他说：‘考试不及格。’这个小孩名张旦林。”我说：“他回答并不错，信德确是他的大舅舅，望德确是他的小舅舅。”张旦林后改名为张登鄂，中学毕业后入修院，后来圣了神父，前不久去世。
我母亲很热心，当我呀呀学语时，她就一句一句地反复教我天主经和圣母经，等我大了一些就每天早上带我去老天主堂望弥撒，晚上领全家念玫瑰经和晚课。信德根子深深扎在我心中。
后来我进了徐汇公学小学部，这位丁神父是我们的教理老师，他讲的课我都忘了，只记得他讲的一个故事，内容是：大圣奥斯定一天在海滩散步，见到一个小孩挖了一个洞，然后认真地用一个小桶，把海水灌进洞内，圣人问他想做什么，小孩回答说：“想把海水全部灌到洞内”。圣人向他说：“好糊涂呀，海洋如此大，海水如此深，你怎样全部灌入小洞？”丁神父说：“谁想全部了解天主也像这个小孩。”以后我每次对信德道理有疑问时，我就向自己说：“天主是奥妙，谁想弄明白，就像这个小孩。”在新的弥撒经文里，神父在祝圣了面饼和酒后，高声唱：“信德的奥迹”。我很喜欢这句话，信德乃奥迹也。
1932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后进入耶稣圣心修院，读了三年文学；1935年我进入圣母圣心修院读了二年哲学；1937年被派往徐汇中学教法语一年；1938年我进了耶稣会，在初学院受训二年；1940年被派往耶稣圣心修院，教拉丁文一年；1941年被派往河北献县哲学院，再读一年哲学；1942年回上海圣伯尔敏学院，读四年神学。在这漫长的十四年中，尤其读神哲学的七年中，我的求知欲望很盛，我的老师都是专家，极有学问，他们的神学成就也出名，我得益不浅。他们把自己所学的、所研究的学问传授给我们，然而他们学的是士林哲学与神学，教学方法是传统式的，内容比较保守。用今日的话，并没有与时俱进。比如教创造论的美国翟光华（McCarthy）神父反对进化论，教的是天主直接造世界，直接用泥土造了原祖亚当，并以他的肋骨造了厄娃。当时，欧洲的天主教神哲学有很大的进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交通中断，信息不通，我们接触不到新的思想；再者，当时天主教有禁书目录，一列入禁书我们就不能阅读。由于自幼受到耶稣会的教育，对所有的教理都深信不疑，对教会的训导全部接受，心中一起疑问，就认为这是魔鬼的诱惑，立即驱逐。但是有些老师们仍教导我们说：“信德追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他们鼓励我们自己思考，不可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凡学的东西，必须领会贯通，消化它，变成自己的心得，然后传授于他人。我由于一心希望早日圣神父，早日去农村传教，对神学没有深下功夫，但老师所说的“信求知”一句，却没有忘记。
神学四年结束后，我被派往苏北东台和淮阴当代本堂，我全心投入传教工作。按照当时中国教会的组织方式，上海教区属法国巴黎省耶稣会领导，省会长每六年来视察一次，1947年初，皮特省会长来视察，亲自到苏北淮阴看我，和我长谈，决定派我去欧洲深造。我奉命先去法国卒试院学习一年，其间我去了法国里昂福尔维（Fourviere）神学院呆了四十天，又去了离里昂不远的哲学院呆了几天。我呼吸到新鲜空气，感觉到师生们都有锐气，课上课下热烈讨论，全院生气勃勃，他们说：“天主教神学面临重大的挑战”。他们各抒己见，不断辩论，他们以重振神学为己任。他们认为，二千年来，古老的天主教教会身上积有过去各个时代留下的沉淀物，必须抖掉，教会应回归到生命的源泉，也就是圣经和教会初期教父的著作里，吸取养料力量，同时，法国多明我会Sauchoir神学院的教授们具有同样的精神。其中著名的有龚加尔（Yves Congar）与舒努（Marie-Dominique Chenu），他们的著作受到广大教友们的欢迎。我自己也受到感召，我和法国的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神父、德国的卡尔·拉内（Karl Rahner）神父成为朋友。我在巴黎拜见了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思想家——德日进(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神父，他曾在中国工作过，帮助鉴定周口店挖掘出来的北京猿人。我和他长谈了两个小时，辞别时，他送我到大门口，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我的小兄弟呀，你落后了四十年。”这股新潮流惊动了保守派，揭发、控告福尔维学派的检举信雪片也似地飞向罗马。
1948年10月，我离开法国到罗马额我略大学报到，作为研究生，读信理神学。1950年考取了学位后，于1950年6月离开罗马去了德国旅游，途中获悉教宗庇护十二世在当年八月十二日发表一篇名为《人类》的通谕，沉重打击新神学，勒令法国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中属于该学派的会士反省，革去教授之职，离开原单位，去僻静处反省，不准再写文章、出版书，不准接触年轻学生等。德-吕巴克、龚加尔等首当其冲。多明我会神父舒努去见巴黎舒阿尔枢机（Cad.Suhard），向他流泪哭诉，枢机安慰他说：“我的小神父，别伤心，不出二十年，大多数人将接受你们的思想。”果真，十二年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决定召开梵二公会议，聘请这些被打倒的神父作为会议顾问，以专家身份参加会议，他们作出了重大贡献。若望保禄二世又册封吕巴克和龚加尔为枢机，进一步表示支持神学家们带头思考探索神学重大问题——这是后话。信在求知也。
1951年，我回到上海，在圣母圣心修院教了一段时间神学，没有建树，我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我向修士们强调“信德求知”，世界在变，意识形态在变，语言在变，必须用当代人听得懂的语言讲神学。我是一个中国人，学生都是中国人，可是不能用中文上课，必须用拉丁文教神学，感到很别扭。
1955年9月8日晚，我和龚品梅主教等被捕，从此开始长达二十七年的在监狱中或在监狱大门口的被专政的生活。
开始四年半被关押在上海南市第一看守所，与外界绝对隔绝。没有报纸书籍看，我的任务是反省罪行、坦白交代、接受审问。
每天静坐，除了祈祷外，我认为我最大的任务是保持信仰，要经得起考验，同时也检讨我的信仰，梳理我的信仰，这是别人控制不了的。在狱中我经常想到的是奥斯定圣师的一句话，其大意是：天主造人，为了使他们得到天主，凡得不到的，心灵终不得安宁。我端坐在斗室中，脑子却在天空飞翔，上溯到古代商周时期，下至当今世界，中国人民的苦难史和斗争史，我的重点停留在先秦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由于我青年时曾背诵过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内七篇，我喜爱道家胜于儒家。老子一生追求的是“道”，老子想传授于后世的是对道德探讨的成果。他认为万有真源乃“道”，人生目的为了行道。这儿我摘录老子的若干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这是古文，作家王蒙译成白话文：“大道生发了万有的存在，使之生长发育，使之成长定型，供给世间万物的需要，覆盖着万物”。老子同时承认自己对道认识肤浅，讲来讲去讲不明白，读者仍感到他讲得很模糊。老子自己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在上面引用的一句话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加上一句“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为大”。
庄子晚于老子，他接受老子的思想并发扬之，他说：“道无所不在”，他又说：“夫物，量无穷，时无止……”。作家王蒙在《庄子的快乐》中白话为：“物”从空间来说，量度起来，没有穷尽，是无穷大的；从时序上说，则是变化衔接，永远没有休止，是永恒无穷的。庄子又说：“天地万物，必有造物者也。”庄子杂篇《天下》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慠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于外死生……者为友。”老庄都用“道”这个字，庄子另用“造物”、“造物者”多次，老子说的“道”并没有人格可言；而庄子说“造物者”与他游，与他交往，互相友好，显而易见，乃有人格者。庄子一生追求超越死生而与造物者游，但带着悲哀之心承认做不到。他在《养生主》篇开头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是古文，现仍请王蒙先生译成今天的白话文：“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与智慧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穷的知识与智慧，这不是荒唐吗？已经知道这是荒唐的，还要不依不饶地去求知求智，不就是更荒唐吗？”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人都想超越自己，探索追求那无限的、永远的造物者？我的答复仍是奥斯定的话：“天主造人为了使他们得到天主，凡得不到的，心灵终不得安宁。”我们知道孔子有“四不讲”，他不提倡形而上学，不讲神明上帝，他是伦理学家、政治家。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独尊孔子，使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哲学。读书人、当官的都得学儒学，口不离“子曰”、“子曰”，但士大夫心中总感到儒家缺少一样重要东西——天学。几千年来，士大夫或外儒内道，或外儒内释，即使他们内心想的是老庄或佛学的内容，口头上必须讲孔子。我所钦佩的徐光启是外儒内基，他亦明言自己以基督主义弥补儒学，其所以然者，因为天主造人为了使他们得到天主，凡得不到，心灵得不到安宁，信乃众心所归也。
最后三十年的信仰——信乃主的洪恩也
1982年6月20日，我听从公安部政保局刘钧副局长长达两年的劝说，回到了上海，赶上参加祝贺张家树主教的九十寿辰。这日也是我的六十六岁生日，真是巧合，但谁也不知道，我也不说，我默默地感谢天主：凡是天主安排的都是美好的。
当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世人都心有余悸，深怕隔不了几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神父们更是谨小慎微，把信德深埋在心中，不敢暴露，尽量不说话，少说话，彼此不讲真心话。要振兴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敢于公开宣讲信德道理相当困难。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宗教是重灾区，公开场合都仍高举毛泽东思想、无神论、唯物论的旗帜，视宗教为鸦片。我想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宣传宗教真难呀！接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国际上的各种资本主义、世俗主义的思想全面放进；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化的、颓废的、糟粕的东西一涌而入。社会风气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追求享受，大多数人拜在权、钱、色的脚下。我心想，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下宣传精神世界，宣传上帝，难上加难！我想中国必将是一个无神论的大国、强国，而宗教、精神世界将无立足之地。
可是我估计错误了。看现在，佛教最旺，烧香拜佛的人不计其数，许多地方都在修寺院以吸引群众。解放前夕，基督新教全国共七十万信众，以上海来讲，尽管有三所著名大学：圣约翰、东吴、沪江，以及许多医院、中小学，信徒不到二万。今天他们在上海没有了学校与医院，却拥有四十多万信徒，全国信基督新教的信徒，据官方统计为二千五百万，如果加上家庭聚会的成员人数也许已到了六千万，国外统计的更多，甚至说有一亿之多。当西方世界的基督信徒数量逐渐下降，而中国宗教却特别兴盛，真不可思议！答案是：天主造生人类就是为了得到天主，凡得不到的，心神不宁。
上述是乐观的看法，如果想着十三亿人口，信宗教的仍是少数，而天主教更是少数，少得可怜。上海天主教徒1949年的正确统计数（不包括崇明县）共十万。六十三年过去了，如今加上崇明天主教徒仍徘徊在十万左右。作为当了二十四年上海主教的我，应作深刻反省。有人对我说：“主教，切不可乐观，也许进横塘骨灰堂的比新领洗的多了。”我感到无地自容。劝人信奉宗教的确不是易事，为什么？我的答案在庄子那里，庄子第一篇名为《逍遥游》，在第三节中，庄子写道：“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瞽者就是盲人，即瞎眼。我记得2004年我患心肌梗塞重病，在瑞金医院监护室抢救，躺着不能动，口上有吸氧器的装置，身上各部位插有管子，动弹不了，日夜望着天花板。约半月后，护士把种种设备拆除后，许我下床，我去窗口向外眺望，喜见花草树木及高楼大厦，我随口说了：“真美呀！”心中顿时想到早课经里的一句话：“感谢吾主天主，赐我今日生命，复见所造美丽事物。”我想到庄子的话，如果叫盲人站在窗口，他会欣赏世界的美丽吗？当时，护理我的潘修女给我打开了电视机，又听到了悦耳的歌声。我回忆自己青年时喜欢听的《魂断蓝桥》和《渔光曲》主题歌等，心中又想，如果放给聋子听，他会有反应吗？庄子说得对，“ 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 。要欣赏外界必须有耳目两器官，音和色对盲、聋人并不存在。这时，我想起超性世界、精神世界确实存在，我们就生存其中，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某种器官，我们就认为并不存在。天主造人为了使人得到天主，两者之间仍无法沟通来往。用圣经上亚巴郎向富人说的话：天上人间横有鸿沟，无法逾越。
自古以来，世人希望逾越这个物质世界，达到超物质世界的主宰，并与之游，但总感觉无法逾越而悲哀不止，然而造物者既造了人又赋予他追求永恒的愿望，不会置之不顾，不会不满足所有受造者的这个愿望。全美全善的造物者决不会玩弄受造物，吸引之，然后欺骗之、抛弃之。万物在演变，在进化，时机一到，造物者派遣信使，带去信息，送去福音，给予能力，开启人类埋在人心中深处的特殊器官，架起一个渠道，使造物者与受造者相通、连接，实现天人合一。信使的信息是天主的恩赐，我们可以高唱：信乃天主之洪恩也。

    出乎世人所想像的，该信使乃天主的独一爱子，祂首先启示给我们的是“天主是谁”。人们喜爱名称，喜欢下定义。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想了解天主的本质并给祂一个定义。天上来的信使，启示我们造物者乃爱（Deus Caritas Est）。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天主是爱，是真爱、全爱、纯爱、爱的本身，这个定义不是我们有限的人的智慧能想像出来的。信使耶稣基督为使我们略略窥知天主，采用了比喻，用类比法向我们讲解，世上宝贵的是父亲的爱。耶稣用慈父——荡子的慈父——的故事，让我们领会天主是爱。用类比法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其根据是古经。《创世纪》记载天主造人时说：“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参阅创1:26）。我们可以说人像天主，但决不可说天主像人，人像天主因为天主赋予人智慧与爱心，这里顺便说一句：西方人往往喜欢钻牛角尖，他们因耶稣用了慈父的比喻，就说母爱比父爱更伟大，应说天主是慈母，又问天主是阳性还是阴性。也有人这样问我，我说我们中国人比你们聪明。我们老百姓遇见了一位特好的清官，爱民如子，不称他为父官也 不称他为母官，而称之为父母官。中国人对万物有阴阳之分，万物之上有太阴和太阳，但再上面乃太极，兼有阴阳。

    我心中想：西方人这样争论，实际不认为人像天主，而硬要把天主说成像人。记得拉辛格还是大学教授时曾说过：类比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与天主相似处很少，而天主与人的差异很大，差异远超于相似（大意如此，我由于不做札记，单凭记忆力，忘了确切出处，如有错误，责任在我）。我们信仰的对象是天主启示的真理，天主如此爱人，派了祂的唯一圣子，下凡进入人世，取了肉躯而成为人，信使告诉我们最大的爱是为友人舍命。天主圣子为爱人类，甘心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天主如此爱我们，我们当然应以爱还爱，爱天主于万有之上。耶稣启示我们爱天主必须爱人，爱穷人，以爱人、爱穷人来表明爱天主。各位切记，耶稣启示：凡不爱穷人、不爱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者，不得入天堂。耶稣选了十二位宗徒，继承完成祂的救世计划，建立了教会，在圣神的推动下，信奉天主的人数日益增长。为了管理教会，宗座制定了法律，规范信众的行为，引导他们迈向天国。法律内容多了，加以整理，为了便于参阅，于是有了法典。法律是人制定的，不是天主启示的，法律不是信条，不是信仰的对象，从来没有人说自己信仰某条法律，对法律要求于信众只是遵守，所谓遵纪守法也。信仰非法律，这是常识，但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合，甚至等同，这是误解，这种误解有很大的危害性。我在神学院念神学时，讲解天主教法典的教授名叫埃斯坎西亚诺（Escanciano），中文名刚济亚，他说天主教法典共有2100多条（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颁布的法典省略为1752条），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掌握，作为神父应了解之，记住重要的、常用的若干条就可以，但必须牢牢记住一个大原则：圣教会是慈母 （Ecclesia Bona Mater）。法律的宗旨是保护信众，决不是吓唬信众，而是引导他们安然迈向天国，不致误入歧途。神父们遇到问题需要法律条文时，应全面考虑问题，替教友寻找出路，解决问题。刚神父这番话我没有忘记，尤以“教会乃慈母”这一句，用以指引我的牧灵工作。

结束语
开头我说自己将自己的信仰里程简单地与大家分享，不知不觉又写了十页，犯了老毛病，积习难改呀！应立即收笔。写了那么多，你们一定记不住，我只希望读者记住这封信内的五个标题：信乃奥迹也；信在求知也；信乃众心所归也；信乃主的洪恩也；所信者乃爱也。如果感到五个标题也太多，那就记住最后一个：所信者乃爱也，愿仁慈的在天大父降福上海教区。

                                                                                                                           2012年11月4日


所信者乃爱也
囚犯时期的信仰——信乃众心所归也
成年时期的信仰——信在求知也

真是你

这篇讲道真的很好。中国天主教又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文人和信仰的传牧人及历史的见证人，愿金公能安息在主怀

迷糊

信德帮忙我们调整对天主的完整信仰，并能在困难和挑战中勇敢宣认他。这使我想起越南阮文顺枢机主教在《希望的证人》一书中的一段自述：“我在九年遭受监禁的漫长折磨当中，……我感觉快窒息了，快疯掉了！当时我尚是一名年轻的主教，……一想到我被迫放弃教区，看着我为天主所创办的许多事业毁于一旦，心中万分忧苦，我感觉到整个人在反抗。有一夜，有声音告诉我：“为什么你心烦意乱？你要学会分别‘天主’和‘天主的工作’这两件事。每一件你已经作的并想要继续作下去的工作：牧灵探访、…向外教人福传的传教中心等等，这些都是天主的工作，但这些工作都不是天主！如果天主要你放弃所有这一切工作，你就该立刻放下，信赖他！天主将作得比你好上千万倍！他会将自己的工作托付给别人，比你更有才干的人。你唯独要选择天主，而不是他的工作！”。当我们选择天主的旨意时，就意味着更完全更彻底地放弃和交付。由选择天主的工作到选择天主本身，这是信德的锤炼过程。

一一看来阮文顺枢机主教真是笨蛋，不如金鲁贤聪明。龚品梅，范学淹，苏志民，师恩祥，范忠良都是傻瓜笨蛋！他们放弃教区，不知道为教会做贡献，不为教会生存和发展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