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近日,金三胖疯狂发飙,半岛局势一触即发,据闻有一鸿儒博学之神学家夜观天象,算尽北韩气数,便星夜穿越边境,进入我境内,并且大放厥词,为普世圣教会厘定了一条新的教义,果其有理乎?果其谬论乎?且慢慢道来。
有人最近提出“爱国之为教义”一说,不仅令人瞠目结舌,倒吸一口凉气。难不成,教会的信经也要在“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后面再追加一条:“我信罗马共和国万岁、万岁万万岁。”?相信听到这一新增的教义,圣阿塔纳修一定会从棺材里站起来的。
教义之立定,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也不是一个人进行一番三脚猫的“会本”功夫,三言两语就可以定下来的。抛开上主的启示不论,但从实践的层面看,教义之立定需要信众的深厚信仰传统,需要一代或几代神学家的共同努力,需要慈母教会的睿智与耐性。所以,“爱国”是否可以成为教会的教义,先要问信众答不答应,教父作家答不答应,教会权威答不答应,一己之见怎可成为普遍之识呢? 而且,天主教会的教义已经很丰富、很精确,并不需要不断的“改革”,提出和增加什么“新教义”,或者是打着“旧教义”幌子的“新教义”。现在要做的是,很好地把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坚持下来,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要求了。信经是最基本的信仰和教义,但做到了吗?那“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坚持住了吗?连这最基本、最根本的信仰原则都坚持不了,何谈什么“爱国之教义”呢? 从中国天主教会的实际看,客观讲,老一辈的教会先贤的确不乏神学的创见与周旋的智慧,其中“当信当行”即为一例。尽管这一原则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至少可以算作对基本信仰原则的一种持守。以此而论,“爱国”是“当信当行”的么?答案是,“爱国”并不是“当信”的,但却是“当行”的。它只是教会对于信众的一种一般性的道德教诲,远没有达到“当信”的教义层面。如果以是否“爱国”作为衡量一个合格基督徒的标准,就会在实践中带来严重的后果,其结果伤害的不仅仅是信仰,同时也会使教会成为政治的工具,对于后一点,即使教会内少数人有那种想法,估计人家也会心怀猜忌。如果非要强调基督徒“爱国”的话,那也应该是要讲,先“爱天主的国”,再“爱世俗的国”。 “爱国之为教义”也并不缺少历史的实践。一旦将“爱国”上升至“教义”、信仰的层面,那它必然是与最邪恶的集权势力相勾结在一起。法西斯主义及其各种变种即是这种理论的翻版,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金三胖的国家同构,无不是把政治作宗教来操作的典范。据此,“爱国之为教义”难道是要为法西斯主义招魂?他要干什么?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在我们这样一个“没主办教”但却“民主办教”的教会,难道可以容忍这种鼓吹吗?对此,真希望共和国的凯撒坚决的打压之,取缔之,也希望恭王府的那些政治萨满们多多发挥降妖伏魔的本领。 当然,他也许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野心,但却包藏着险恶的宗教野心。那么,他对圣教会的狼子野心何在呢?19世纪的一位护教士,曾对英国的圣公会结合古代教会的异端进行过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英国的圣公会就是“半阿里乌主义”,新教是“阿里乌主义”。他的具体论述不必展开,但他得出结论的缘由却值得考虑。英国的政治绑架了圣公会,以国家的权威饕夺了教会的权威,人们认信宗教应以认信国家为前提,这样就在实际上造成了“爱国”高于“爱教”的情形,换言之,在此,“爱国之为教义”! 至此,相信,他的画皮就可以揭开了。“爱国之为教义”的真正用心在于造就中国版的“圣公会”,在于将中国的教会与普世教会决裂,是在为推动和加速这种既有的决裂寻求理论支撑,其用心何其险恶也! 如果他是一位神职,那请好好地做好自己的铎职,将精力放在牧灵福传上。应该是把国外的好东西、好经验学会来,而不是要把一些野狐禅、异端思想传进来,害人心,坏己灵。如果是他一位所谓的学者,那请端正自己的学术良知,增进自己的学术水准,相信一个学者再怎么糊涂也不至于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淆在一起,将政治教义强加于宗教教义的。如果他是一位平信徒,那就请好好尽好自己的本分,一个小教友最好不要动不动就搬教理、法典,高谈教义,弄不好砸不到别人,倒会伤了自己的脚,而那脚本要用来践行福音的。如果他是一位外教人,那请对天主教的历史、传统去进行一个系统的学习,只要他是认真去学的,一定会为自己的言论感到羞愧。如果他什么也不是,那就请三缄其口,否则,只能令人怀疑其这番言论的真实目的。 “礼失而求诸野”。在教会历史上,的确存在围绕教义和基本信仰的争论和混乱时期,无论是教父、主教还是教会,也会难以让人获得信心的历史。但那时,圣神的做工并没有停止,一般的普罗信众还是坚持了真正的信仰,捍卫了教会的正统与权威。相反,倒是一些的博学鸿儒之士,倒是没有做到,甚至还妖言惑众。知识是要让人获得智慧,是要增进人类的福祉,它要建立在良知与信仰的基础之上,否则,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也会使一个人走向疯狂,“爱国之为教义”即为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