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苹果与善恶联系起来的，当然是基督教的作为。在圣经创世记中，伊甸园中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犹太人知道这是一个神话故事，所以没有必要和现实事物、具体的树种搞到一起，那样就会失去想象的空间。犹太人比西方人要聪明，他们相信上帝，却不会使它有形，他们相信神迹，却一定要使它发生的合理，他们不可能原封不动的接受不合理的神话故事。可是在古罗马人接受基督教之后的事情。因为在拉丁语（古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中，“苹果”和“错事”的拼写相同，都是malum，这样一来，“苹果”就成了一个双关词——夏娃正是因为吃了“苹果”，才做了“错事”。这个指定后来在西方广为流传，新教干脆就把苹果称为智慧之果。
犹太人创作了伊甸园的故事，却不认为吃了苹果就会改变亚当夏娃的本性，使好人变成为坏人、罪人，而且祸及子孙使他们的后代全部要承受亚当夏娃犯罪的后果。亚当夏娃只是故事人物，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后代，不要做违背信仰与承诺的事情，否则就会自食其果，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觉得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特别投缘，犹太人的圣经讲到人（亚当）的时候，首先让我们看到了“分别善恶的树”，这棵树长在伊甸园，也就是长在了我们的心灵里，上帝在过去的时间里和我们约定了面对未来将要承担起的责任，因此“分别善恶的树”就是一棵时间之树，它不是物理的时间之树，只能从茂盛走向枯萎，最终走向结束，它是生存的时间之树，它的根系伸向过去的土壤吸取着营养，它的枝叶朝向蓝天从未来获取阳光。其实这棵“分别善恶的树”就是基路伯把守的那棵生命树，人在这棵树上认识善恶，发现意义，过有意义的生活就有了生命，甚至虽死犹生；反之，人若没有意义的苟活，便落入了生不如死、活着也是行尸走肉不断受罪的向死状态。孔子则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的道，就是在时间中体会时间，在时间中把握时间，在时间中获得不惑、知命、耳顺、从心所欲的通达。孔子闻韶大悟，亚当夏娃吃了苹果就害起羞来，拿无花果叶遮体，一样是大悟了。没有这样的大悟，人与动物没有区别，只会吃饱了就睡，不会考虑怎么活着才有意义。人能够将不在场的东西，拿到生活的现场，不论是过去的故事，还是未来的编撰，在人这里都能过被表现的活灵活现。以分别善恶的时间之树为人与万物的分界，就可以通透地认识人，认识物。
善与恶是被人在时间内感知出来的，不能离开了时间，在时间之外没有善恶。
基督教在犹太人创作出创世记千百年之后进入历史。
基督教利用犹太人的信仰资源创教，推陈出新，让上帝成为了人，为了自圆其说，亚当夏娃受到的惩罚，变成了全人类受到的惩罚，一个苹果可以改变了人性，可以改变了人类命运，上帝的豆腐渣工程是不是证明了他并不全能？基督教解释说，上帝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可是亚当夏娃要受到的惩罚，既然成为了全人类要受到的惩罚，人类还有自由意志吗？圣经说：“罪恶藉着一人进入了世界，死亡藉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基督教的原罪论解决了耶稣是救世主的问题，却使命定论成为了基督教的主旋律，使徒保罗就这样宣告：“上帝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愿意使谁心硬，就使谁心硬。或者你要问我说：既是这样，为什么他还要责怪人呢？有谁能抗拒他的意志呢？人呀!你是谁，竟敢向上帝抗辩？制造品岂能对制造者说：你为什么这样制造了我？”
基督教与犹太教比较，在善恶问题上少了一份对时间性的敏感，多了一些后希腊文化中的概念堆砌，如果讲文字功夫，讲作品的诗意，讲上帝形象的活泛虚灵，新约实在不及旧约更有成就。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对时间性保持敏感的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很难接受基督教的说教，原罪论与他们的民族气质格格不入，他们更相信求仁得仁 ，又何怨乎？他救不如自救的道理。
但是基督教从希腊文化中获得了世界性眼界，靠着把福音传遍地极的雄心终于使自己突破逆境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有趣的是，基督教的原罪论虽然机械呆板，可是无意中却影响了西方的政治哲学形成，导致在西方政治实践中发展出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去的民主思维逻辑，而且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可以说，没有原罪论就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成功设计，它是通过限制所有人的权力来保护每个人的自由，而不是基於人性可以达到至善的理想，去赋予领袖人物无限扩张的政治权力。原罪论换了一个环境，就长成了硕果累累的苹果树，真是反身而诚善莫大焉！
发表于 2012-7-20 22: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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