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斯枢机的朝圣之旅(旧作)

修公爵

   

丹尼尔斯枢机与金沛献总主教

丹尼斯斯枢机在裴主教的陪同下走访朝阳各堂区

本文写于二〇〇八年丹尼尔斯枢机第二次访华之时

    在红衣主教团中，高弗烈·丹尼尔斯（Godfried Danneels）枢机无疑是幸运的。老人家能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两次踏上同乡南怀义神父曾走过的路，绝对能让他的“蛮夷”铎兄铎弟们羡慕不已。想当年卡罗尔·沃依蒂瓦教宗在位28年，挂念这片东方的土地望眼欲穿，也没有机会亲吻它一下。

     在沈阳稍做停留之后，丹枢机在裴主教的陪同下，去往朝阳、松树咀子。作为一个俗人，我无法揣测丹枢机的心情。当他和其他比利时人踏上那片曾经称之为“热河”的土地时，缅怀他们当年长眠于此的同胞，会不会激动不已，甚至泪流满面呢。

     比利时，是西欧的一个撮尔小国，直至今日人口仅1000万。然而，这又是满溢上主恩宠的国度，国民虔诚侍主，热心向外传教（大家可以观看奥黛丽·赫本主演的《修女传（The Nun's Story）》，对该国国民的信、望、爱三德做一了解）。在清末至红朝初年（1865～ 1955），仅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就有679位会士来华传教，其中248位会士再也没能回去。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数字，因为培养一个年轻司铎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国家天主教会的圣召神恩算是相当不错的，公开教会近30年也仅培养出1500名年轻神父。而我们国家的天主教信友数量（含未公开教会）绝对能达到比利时的全国人口数量。

      当然，如果我把上面那段话拿到世俗的论坛上发表，一定会被唾沫淹死。人们会说：那些人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是侵略中国的工具。

     我也是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炎黄子孙，我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不逊于任何一个人。我想用一些史实来向大家阐明比利时籍传教士在华的事迹，是非由读者自己判断。

    比利时籍传教士向中国传教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610年耶稣会士金尼阁( Nicolaus rigault) 神父加入耶稣会中国省会，至“百年禁教”基本停止。这期间的传教士大多是专家、学者。比如大科学家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比利时来华传教士中，共有三位姓Verbiest氏，我们都翻译成“南怀仁”，除了本文提到的两位，还有一位是“百年禁教”时期的南京代牧) 神父。著名汉学家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神父、金尼阁( Nicolaus rrigault) 神父。南怀仁神父在康熙年间担任钦天监监副，去世后被康熙皇帝赐谥号“勤敏”，是一个技术官员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誉。金尼阁曾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为中国收集了精装图书7000余部。包括出版不久的哥白尼神父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中国作出了贡献。

     比利时籍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第二阶段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了。说到这，从当局到“愤青”再到“爱国会”都会说：他们来了是为了侵略的目的。我想，是否“侵略”应该以事实说话，而不能光喊一些空洞乏味的口号。我们看一下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修会在华的传教历程就知道她是不是一个侵略组织。

     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区域基本上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区域从热河起、经察哈尔、晋北、绥远、宁夏、直至新疆。基本上在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外，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在农业社会中，干旱就意味着贫乏。

    这种贫穷的状况，打动了另一个 “南怀义”神父（Theophile Verbist, 1823-1898）的心。他原是一位教区神父，因接触圣婴会的工作而认识中国的贫穷与缺乏孤儿院的问题。1862年他创立了“圣母圣心会”，立志前来中国传教，得到圣座的同意之后， 1865年冬，他首先率领四位同伴抵达张家口北边的西湾子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福传工作。圣母圣心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教范围从热河直至新疆。后来传信部（今天的万民福音部）为了有效管理逐渐增多的教友，于 1922年将甘肃及新疆的教友交由圣言会士接管。1932年集宁及热河代牧区由中国教士管理，圣母圣心会士仍在当地服务。

     会士除传教外，还辅助开垦、兴办学堂、开设医院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一、圣母圣心会为“流民”低租金提供土地，改善了流民的生存状态。

    满清定鼎中原以后,仍以长城为蒙汉两族的分界线，汉族人不得到口外开垦谋生。但随着内地人口增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形成了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贫苦百姓的“非法移民”潮流（热河地区以山东人为主）。这种潮流在道光年间以后达到了高潮。

流民到了关外仍缺乏土地、生产资料，贫苦不堪。教会遵照主耶稣“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玛：二五：40）的圣训。为流民 “或施放赈粮,或无利借贷,用疏民困。是以农民之感戴益深,而皈奉公教者日众”。(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

     当然，在农耕社会里，流徙农民迫切需要还是有地可耕。1875年，圣母圣心会士德明玉（Devos Afons）神父“邀得巴主教批准，提款典种蒙地一段，招徕汉人垦殖。计取既救其身，又救其灵之妙策。不久成绩显著，传教迅速。”这一试点成功后，教会开始直接从蒙古王公手中租种那些原本无人耕种的荒地或购买土地，低价转租给从口内迁来的贫民。

     “教堂方面通常采取蒙旗习惯之分收方法,即视耕地优劣,侍耕作物成熟之后,即与耕者按三七或二八分收农作物,此种分收成数,取决于领地之时,视即中等年岁之好坏,二者同甘苦,共利害”。对于饱受苛捐杂税的农民而言,租种教堂土地“颇少其它临时变动,教堂亦不再立其它租税名目,耕者舍此之外,亦无其它负担”。

    这是一个双赢的经济合作过程。农民得到了安定的生活保障和主耶稣，教会为吾主收割了庄稼。

     当然了，有人会说了，教会当年侵占了大量的土地（1770倾），是一种经济侵略活动。

    实际上清代蒙古的牧地是国有土地，牧民们逐草而栖。清末，国力匮乏，战事频仍，清政府和蒙古王公以“荒地”的形式将大片土地租赁出去，教会于是取得了很多土地。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蒙古土地是国有土地，教会并没有取得所有权。教会给的银钱被称为“押荒银”，从法律意义上讲只是押金，而教会给的“押荒银”绝对公道合理，不存在什么“侵占”问题。（我将在《圣母圣心会与“押荒银”》中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其二、教会除了给农民们提供廉租土地外，还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和无息借贷。教会为教友提供耕牛、种籽、农具,还为教友搭盖房屋。教友的生产、生活皆依赖教会。

     当时流传下来这样一个顺口溜：

    “天主圣母玛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 哪里拨地呀? 噢来! 红盛义去种吧! 你为什么进教? 我为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 为了黄米 三升”。大概是讽刺缺乏信德而为了经济利益信教的教友。但这个顺口溜也反映了当时教会赈济贫民，帮助农耕的善举。

1945年，记者黄举安在其《三圣（盛）公与定远营》（《边疆通讯》1945年3卷9期）中写到：“教会对新招徕的佃户不仅给以住所，而且还给以耕牛种籽及必要农具，并贷以现金。这样一来人们怎的不信仰他们，崇拜他们，甚至为他们而趋势呢？

    其三、教会兴办大量学校。

    我不知道松树嘴子堂区被霸占的教产是不是圣母圣心会当年修建的男、女公学。历史上记载早在1883 年，教会就开办了一批公学（相当于中学）。当年的热河地区除了松树嘴子的男、女公学外，还有毛山东（赤峰）男公学和马架子（围场）女子公学。这是东蒙古地区最早的中学了。

    19世纪的塞外并没有公立学校，传教士初到塞外，即解决学校问题，起初先设立短期书房，后来逐渐发展成新式教育，有科学、文学、宗教、伦理、社会等科目。教士们深知为求学校发展，使青年学生得到完善的教育，师资训练是第一要务，因此在每个传教区设立公学校，以便男女青年学生住校就读。
    1925年到1935年十年内，教会学校的设立又进展更多，增加了学校222所，但其中积极发展的是小学。学生总数超过了两万五千人，学校也增至一千多所，出名的有察哈尔南壕堑的养正中学等。另外还有爲蒙古的孩子创办了第一所以蒙文教学的学校。
     其四、教会兴办医疗卫生事业

   读者可以上网搜索：内蒙古最早的医院是谁办的？宁夏最早的医院是谁办的？答案恐怕只有一个：圣母圣心会。

   19 世纪中叶以来，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天主教会针对一般群众有病无力医治的情况，开设医院或诊所，免费为民众治病，或只收成本。

    教会兴办的最著名的医院是绥远公教医院。是当时绥远地区唯一的一所现代化医院。它设有内外科、眼科、产科、小儿科、电疗、X 光科、化验室、换药室、消毒室、图书馆等科室，共有一百二十个床位。门诊每星期平均为二百名。对于各类染疫的病人，负伤的战士，医院全部给以免费治疗。

   医院从开办的时候起，就附设了男女护士学校，到1950 年，毕业的护士已达二百余人，他们中很多人分散在绥远、热河、宁夏等各地服务。

     归绥医院还附设了两个施诊所，一处在归绥旧城，由修女负责，免费诊疗；一处则在医院近旁。这两处每日诊疗的病人，平均为一百名。此外，修女们还在规定的日期，前往患病人数特多的难民救济会诊病，地方当局并请修女们到绥远监狱去替三四百囚犯看病，每星期三次，每次总有八十名至一百名的伤患者，完全免费接受医治。

    由于内蒙古地区地广人稀，普通居民患病后既没有药品，又找不到医师，再加上交通也不便利，无法到都市医院去治疗，所以就投奔传教士要求医治。对于传教士而言，无论是为了自身健康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传教布道工作，掌握一些医学知识和技能是必要的，因而在到内蒙古地区活动的最初，他们就多是借助为当地群众看病送药而站住脚的。一方面，传教士在巡行宣教过程中，遇有各地病患人民，就给以临时的诊疗；另一方面，在内蒙古地区，还有几处固定的施诊所，如靖边县小桥畔诊所、三盛公诊所、巴拉盖诊所等等。

其五、教会抚养了大量婴孩、善莫大焉！

    我们堂区的更夫张师傅有一次给教友们讲起自己的信仰历程说：我的母亲是教会育嬰堂养大的婴孩。我的亲外祖父去世得早，将我年幼的母亲托付给我后来的外祖父。可外祖父无力抚养一个婴儿，于是就托付给教会，教会给请奶妈…

   张师傅是“热河“人，他的母亲应该是圣母圣心会的育嬰堂养大的。

   针对贫苦百姓无力抚养子女的现状及民间重男轻女的陋习，天主教堂还普遍设立育婴堂或孤儿院，收容被弃的女婴或孤儿。“初各位司铎明知民间有溺女之风”，只是没有“善法”，“后乃嘱咐教友，凡能拾回被弃之婴儿，送交堂中收养者，给以若干酬劳。于是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不独教友有拾抱婴儿，送堂收养，即教外人民，亦相继以来。”“故各堂口收容之婴儿，始得如此其多矣。等到十八、九岁时，由教堂负责办理征婚结婚等手续。而对于痴呆、残废者，教堂允许其“终身留居婴儿院中，或转栖之于女安老院中。”

除了育婴堂外，教会还开办了养老院、麻风病院等慈善机构。

    其六、教会还开展了大量社会公益事业。

    史书记载，民国九年教会在松树嘴子载种了40倾树苗，以防沟水冲淹。民国四年，在建平（深井）植树70亩…不知这些树木还在不在。

   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区域基本上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教士们格外注意植树造林。被乡亲们戏称“植树教士”有一位旅行家在日记中写道：“在西北原野上，若看到绿树成荫的村庄，无疑是一个教堂所在地。钟楼上的十字架，便是它的标志”。不知怎么，写到这，我便想起内蒙古的“万里大造林”公司。

教会还在改善农田，改良籽种，兴办水利，创立小规模工业以及农村合作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比如1900年后，利用赔款作为挖渠经费，数十年中完成了许多的干渠，有些水渠宽有十公尺，深有二公尺，甚至可以容纳黄河帆船，运输食粮货物及人畜。灌溉面积约有三千顷，每年能够播种许多农作物，大大地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

    再比如教士们除供给农户耕牛、设法保护家畜之外，对于家畜容易感染的瘟病，以及许多不容忽视的流行性传染病也都努力研究，例如霍乱、鼠疫、伤寒等，特别是斑疹伤寒。斑疹伤寒是华北和内蒙最常见的疾病，冬末与春季是发病高峰期，据统计，1910-1930之间有72位传教士都因感染此病而死亡。吕登岸神父（Joseph Rutten）透过一位波兰医生的介绍研发疫苗，并积极培育中 国籍医师，1931年后才成功地抑制了该病。

由于时间有限，我今天就不一一展开，待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再详述。

    经过圣母圣心会80余年的努力，极大地改变了信教群众的生活面貌。据当时的人记载：

“   大概宁夏、绥西一带,只要有相当整齐的堡子及繁茂的林子所在,就必有天主教堂。??于是教堂遂拥有该处土地,招募人民开渠道、垦荒地、筑城寨、植树木、设学校、立医院,迄今阡陌纵横,绿荫蔽野,且因禁种罂粟,田原不见毒卉,成为沙漠中之乐园。三盛公堡内,居民百余户,教堂规模颇大,教士男女各八九人,均为比籍,有自设之中、小学校教育教民,并设有各季夜校,利用余暇,课人读书。现宁夏及绥西一带,所有识字的人民,除少数外来移民外,泰半是教徒及其子弟。??所设医院,嘉惠平民亦多,例如将此区域之婴儿死亡率自百分之七十降至百分之三十。即此一端,可见一斑。教堂周围,果园花圃,随处可见,景物宜人,俨然世外桃源。”　

  （ 摘自丁世良,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 [ Z].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89.原出处不详）

    结论

    据1945年的统计，圣母圣心会传教的地区共有233位国籍神父，239位会士，共同牧养二十三万五千名教友，有神父入驻的教堂224座。应该说圣母圣心会在塞外的成绩斐然。

    然而，教会的苦难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统计，庚子年间在圣母圣心会传教区内共计有一位主教、九位神父（包括八位会士及一位中国神父）、二千多名教友遇害。1910年至1930年，20年中竟有112位死亡的纪录，他们之中有半数未到35岁。

   1943年，日寇占领蒙疆，会士被关入集中营。

   新中国成立后，圣母圣心会被当成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外国会士一律被驱逐。

    几十年来，国内教会几乎没人提及这段历史。而官方历史学家如戴学稷者,从反帝反侵略的角度出发,对教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传教活动全部予以否定。这种观点,不仅失之偏颇,也与事实不符。客观地讲,教会在传教过程中所实施的组织生产、设立育婴院、赈济灾民、倡导反缠足、实行婚姻自由、革除童年订婚习俗、兴办学校、禁止吸食鸦片等举措,对于改善口外教民的生存处境、改良当时的社会风气、促进文化发展、稳定社会秩序都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当然,教会只是一个宗教组织,她到口外的目的是为了传教,她的绝大多数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播福音,难免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至于教会占有土地和义和团运动，本人将在《圣母圣心会与“押荒银”》中详述，敬请关注。

    展望

    丹尼尔斯枢机应该欣慰。因为“帝国主义”被打跑了，但主的羊群没有散伙。而且国籍传教士从“帝国主义分子”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丹枢机此行看到的几乎全是年轻的主教、神父。

他的徒子、徒孙们将继续播撒圣言的钟籽！

  （徒子、徒孙是中国人的说法，丹尼尔斯枢机是比利时鲁汶大学校监。而鲁汶大学为中国教会又培养不少神职人员，如沈阳神学院的郭令凯神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郭神父们及其学生们岂不就是丹尼尔斯枢机的徒子、徒孙）

wuzhifenzi

学习了，谢谢！

张怀阳

丹尼尔斯和韩德力是海外最大的“保皇派”！天主教论坛的“红卫兵们”也来对号入座吧。

amdg

此枢机1979年至2010年任比利时布鲁塞尔－马林教区总主教、比利时首牧，俨然成为天主教激进派代表人物。在他治下30年比利时天主教会已到破产边缘，教堂关门，教会丑闻被揭，教友人数急剧下降、老化。也只有韩德力这号人物会请他去中国“传经”，为自己写功劳簿。

修公爵

amdg 发表于 2012-5-1 02:52
此枢机1979年至2010年任比利时布鲁塞尔－马林教区总主教、比利时首牧，俨然成为天主教激进派代表人物。在他 ...

试想，如果2005年丹尼尔斯枢机从北京匆匆赶回罗马，那次选举当选的不是若瑟拉辛格枢机，而是丹尼尔斯他老人家。普世天主教会今天会是神马样子呢？

wuzhifen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