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康熙接触外国修会会士,一是想学习一些“格物穷理”知识用于炫耀,二是把会士们当成很有水平的工程师,给他做特殊的工作。
康熙对西方自然科学有极浓厚的兴趣。耶稣会会士南怀仁、白晋、张诚、安多等人为他讲解自然科学。他们献给康熙一批仪器,并为他编写了实用几何学、天文学等讲稿。
康熙本人尽管对西方科技感兴趣,但他只是把他所学到的知识当作“独门秘笈”,丝毫不打算将这种知识体系向官员和民众推广。法国传教士张诚的日记记载,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
所以,尽管康熙本人热爱科学,但当时并没有采纳会士们的劝告,建立“格物穷理院(既科学院)”,而同时期的英、法诸国的科学启蒙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只是留下了“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
另外,西方的会士们还对大清国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比如,在张诚和白晋的建议下,康熙于1713年在畅春园蒙养斋创建了算学馆。专门从事天文观测,以及编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
再比如,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法国传教士的指导下,康熙决心采用经纬度法绘制全国地图。十年后,一份具有相当水平的《皇舆全图》终于绘制完成。(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陈道明扮演的康熙皇帝说“周培公用了十年,为朕画了这幅地图…我窃笑,没有外国传教士带来的欧氏几何、经纬分地法你周培公能画出来吗?)
又比如,1693年,康熙患上疟疾,张诚等献上金鸡纳霜,将病治愈。
2、教宗国及天主教会是当时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组织, 康熙想让大清帝国和教宗国及天主教会“强强联合”。
康熙曾去信给教宗,提出要与教宗的侄女成婚,以便加强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康熙此举,和他册封藏传佛教领袖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一样,是一种政治举动,与宗教信仰关联不大。佛教徒们可以说:康熙是佛教信徒,在他们的网站上写道:
(康熙)曾多次巡游江南,几乎每次都参礼佛寺,延见禅僧,赐额题辞。《宗统编年》一书即受康熙之命而撰。康熙皇帝尤其尊奉藏传佛教,对达赖、班禅、章嘉等活佛多有敕封赏赐。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更是以国师之尊,出入皇宫,奔走边关,极得康熙宠幸。
所以,我不做任何假设,想象当年康熙大帝有领洗入教的愿望。
三、从“礼仪之争”到“爱国会”
康熙最后和教会闹掰了,“爱国会”将其归纳为“礼仪之争”。
这几日,我将我们本堂李神父压箱底的几本书拿出来阅读。有几本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天主教资料汇编》,由上海教区主编。看了书中的内容,我才知道当年有一些神职人员也将圣座视为洪水猛兽。以前我只知道“爱国会”是南堂门前的两块牌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现在我终于明白当年的“爱国会”是干什么的了。
我估计当年“爱国会”们在教授“教会学”时,一定会把“礼仪之争”当做重中之重,看看,都是教廷惹的祸,圣上龙颜大怒,以至禁教百年。
当年的金辅理主教形容这是“魔鬼在主的园子里撒下了莠子籽”。 “爱国会”们完全赞同圣上的观点:
1、祭祖祭孔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西洋人不能粗暴干涉我国内政。
2、外国人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主要指教宗的特使铎罗总主教),怎能指导中国人的信仰生活。
可我总觉得,康熙才是禁教问题罪魁,应受谴责。
1、“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教会内部的纪律问题。无论孰对孰非,谁占了上风,都不会危及大清帝国的社稷安危。各修会的意见,教宗的指令没有一条是鼓动教友们对抗朝廷的。皇帝陛下实在是不应该置大量军国大事不顾,而管一些只有30万教友的内部鸡毛蒜皮的小事。
2、天主的法律对任何民族都有效,在罪与罚的层面上不能以民族传统为借口。否则,阿拉伯族的教友也可能要求娶四个妻子;哥萨克教友也可能要求享有杀人豁免权;非洲土著教友在弥撒结束后可能去行巫术。如果这样,天主的法律就会彻底被人废除。
3、教宗的特使不是来当乡试考官的,不需要有很高的儒学修养。他来华不识汉字基本上影响不到他对中国教友信仰生活的了解。
如果因其不识汉字就不能在华开展宗教活动,那是不是华人文盲就不能信教,或着说是不是我们华人不知道希伯来文、希腊文就不能信教。
康熙最后和教会闹掰了,非常好!如果他领了洗,一定会不断的干涉教会事物。一定会把教会整成四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