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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现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正在加速走向疯狂，一系列非法祝圣主教和圣秩的事件都表明中国的天主教会已经基本丧失了理性；现在连那仅存的一点理性似乎也要丧失掉了，因为正在用这点可怜的理性去讨论“本地化”的问题：2011年11月16至18日，信德社举办了“教会礼仪与本地化”的论坛，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委员会随之同月的22至23日举办“教会本地化神学研讨会”。一时间，“本地化”成为中国天主教会讨论的热点话题。那么，究竟何为“本地化”？“本地化”是否是今日“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建设”的必须？大力提倡“本地化”究竟意欲何为？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教会有识之士的警觉与思考。 一、“本地化”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本地化”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由于天主教会与外国列强的复杂关系，从而使得中国的天主教会缺乏主体意识和主体在场。受当时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新教“本色化”的启发，近代中国天主教中以雷鸣远、汤作霖、刚恒毅等外籍传教士和本国的英敛之、马相伯等文化名人大力倡导“本地化”，以实现“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为归旨，积极推进并最终实现了中国神职的国籍化。因此，可以看出，“本地化”的理论及其实践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理论与实践，并不具有普遍的持续性的意义。而且，即使当时“本地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也没有像今天的“本地化”的倡导者那样陷入“唯本地化”的恶意，仅仅是把“本地化”作为一种更好传播福音的条件和手段，而非将其作为目的看待。 “本地化”是一个强调文化冲突的概念。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看，“本地化”的最为成功的实践还是在于明清时期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的努力，尽管其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但是同样需要清楚的是，当时采取这种策略的必要性在于天主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与冲突，而且在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具有绝对的强势地位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此条件之下，采取“本地化”策略既是必须也是可能。因此，综合来看，在明清时期，“本地化”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信仰与文化的衔接协调问题，侧重于文化的层面；而近来以来，“本地化”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信仰与制度安排的衔接协调问题，侧重于制度人事安排的层面。无论是在明清还是在近代，中国天主教采取本地化的实践是历史的当然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反观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则会发现，“本地化”并不是其应当思考的时代主题。因为，今日中国本身就存在传统文化延继的混乱和衰微，何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成问题，当然对于天主教信仰和文化本身在西方的命运也大抵如此，那么“本地化”的“土”是什么呢？“本地化”缺乏应有的参照体系，同时更缺乏应有的神学准备，那么这样的“本地化”的意义何在？如果没有现实的意义可言，那么提倡“本地化”就是别有用心，其结果也必将使中国的天主教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本地化”是一个更加侧重政治游戏的概念。“本地化”与“本色化”、“本土化”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但是在今日的中国天主教会内，则用“本地化”一个概念取代其它了两个概念，如果不是有意为之，那就是一种可以轻视的无知。“本色化”是新教的一个概念，也与其改革开放以来提倡的“神学思想建设”相贯通，这一概念更侧重于神学思想建设方面，而我们亲爱的主教大人却在八大中竟也提出了“神学思想建设的本地化”的概念，这种向新教学习的东西效颦的做法实在是拙劣。而且，客观而论，在“神学培育”都成问题的现实下，讲“神学思想建设”也似乎太高估了自己的水准。与“本色化”、“本地化”相比，“本土化”的概念似乎具有较多的包容性，因为这一概念可以从文化、制度两个层面加以理解。而“本地化”的概念和实践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参与政治游戏的一种策略。当然，作为一种策略本身并无不可，但关键其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真正为了整个圣教会的益处呢？还是要为自己野已攫取的权力和所犯的种种罪恶披上一件美丽的新衣？似乎后者的因素更接近事实吧？！ 二、“本地化”究竟意欲何为？ 因此，“本地化”背后隐藏了更多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质之一就是要实现天主教信仰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天主教信仰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意识形态”。天主教信仰本身是具有超越性的，它可以进入一切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它本身并不于“政治意识形态”相冲突；但另一方面，它也会超越一切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对一切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批判的能力。“本地化”是八大以来，某一教会组织的既定方略。组织上的分裂已经是既定事实，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走向信仰的分裂，从神学上为其事实的分裂寻找理论依据，为其“非法”的合法性寻求辩护。而“本地化”就成了其最为便利的工具，通过“本地化”将天主教信仰的“宗教意识形态”贬低为“政治意识形态”，从而为走向“国家教会”、“民族教会”大开方便之门。痛哉，我圣教会竟遭此厄运！ “本地化”在教会官方造成的恶果是“政治意识形态化”，而在基层教会中造成的恶果则是“巫术化”。之所以造成这种恶果，与整个的民间信仰的环境有密切关系。在民间，传统儒家文化和信仰已经没有市场，相对较为兴盛的是佛道教和民间信仰，这构成了基层教会所处的主要文化和宗教生态环境。而且一个不能忽视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佛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的本色即是“迷信”与“巫术”，因为在严重世俗化的处境下，它们唯一的“神圣性”就剩下了这点“精华”。因此，基层教会的“本地化”绝大多数都是对于这种“精华”的吸纳，故而我们会看到祭台上摆放了瓜果桃李，我们会看到“神恩复兴运动”在一些基层教会的泛滥肆虐。请问，那些基层推进“本地化”的神父们，你们的身份究竟是天主教的神父还是民间信仰中的“神汉”呢？正是因为“本地化”，天主教在民间出现了“巫术化”的倾向，此风不可不刹也！ “本地化”所产生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当然还是“去罗马化”。在于普世圣教会关系方面，“本地化”的“去罗马化”表现为要反对天主教信仰的“普世价值”，人为地将“本地化”与“普世性”对立了起来。天主教信仰的“普世性”不仅体现于福音进入一切文化、民族的能力，还体现为以圣统制为基础的整个教会架构的实在的完整性的可见形式。否认圣统制的“本地化”的实质是“去罗马化”，是自绝于普世教会，是对于天主教信仰根本的公然挑衅，而且还往往采取了卑鄙方式的挑衅，似乎称这种挑衅为“异端”也是非常恭维的说法，因为他们缺乏“异端”那样强大的神学基础和社会影响。在与基督宗教的其它派别的关系方面， “本地化”的“去罗马化”表现为“天主教的新教化”。这种“新教化”的倾向已经愈演愈烈，从教义到敬拜，从生活到灵修，无不受其影响。因此，我们会看到有的神父作为全国修院的负责人竟然大力呼吁要建立具有新教倾向的 “同心圆”的教会模式；可爱的神父，如果真有那一天建立其“同心圆”的教会，你还能享有今日的威严和尊荣吗？ 综上所述，今日中国天主教会大力推进的“本地化”运动就是一个陷阱。今天的学者们讲一下“本地化”还是可以的，因为那对他们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而且人家还要靠这混碗饭吃的。但是，对于教会而言，提“本地化”就不仅仅是糊涂的问题了，事实上只是那“本地化”在说事而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自己最清楚。而作为教会的有识之士，千万不可陷入这“本地化”的陷阱，弄不好就成了别人的“帮腔”。替谁说话的问题还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的。 三、由“本地化”转向“处境化” 当然，另一方面，抛却也许并非无端的猜测不表，但就“本地化”概念和话语本身而言。今日中国的天主教会仍然沿用这已经没有任何针对性的主题，也的确反映了中国天主教会在“话语”方面的浅薄和滞后。事实上，现在天主教某一个组织人员的创造性与该组织的第一代领导人相比，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今日的这帮也许会搞些政治的权谋，但在神学造诣和文化功底而言与第一代差距不可以道里计，第一代好在还提出了一个“当信当行”的具有创造性的新词，但今日的主教大人们只能玩弄一下“本地化”的古董了。 而这也正说明，今日的中国天主教会的确缺乏对于时代的敏感和准确把握，不客气讲，以“本地化”来应对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教会，无疑是驴唇不对马嘴！“本地化”既在根本上危害福音的精神实质，也从根本上不符合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应有的回应，并没有对于广大的教友的心灵渴求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事实上，中国教会应该摈弃这种虚假的唯吾独尊的“本地化”主张，应该更客观地对待中国的现实，更忠诚地对待福音的普世化，从而真正树立起中国教会的“问题意识”。故而，笔者认为，今日中国天主教会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绝对不是“本地化”的问题，而是“处境化”的问题。当中国天主教会面对“处境化”问题时，视野会更加开阔，思路会更加清晰，措施也会更加切实，境界会更加清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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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6 12: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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