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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信仰中的右倾文化主义倾向 ——回复“花雨清风”和“/ws奥＋”等基督徒网友 神的学生 LJD 2011-11-16晚 原本并不信主耶稣的外邦人（异教徒、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在皈依耶稣基督之后往往会发生两种极端化（两极化）的倾向，一种是唯灵主义的“左倾幼稚病”，另一种则是如同耶稣所谓“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右倾文化主义（这里是借用耶稣的说法来比喻）。“神的学生”我已经在“天主教学术论坛”中发布了个人所感所写的帖子文章《基督宗教信仰中的“左倾幼稚病”》，今天探讨一下“基督宗教信仰中的右倾文化主义倾向”。 按理说，一般人皈依基督后非常容易犯的主要毛病是唯灵主义的“左倾幼稚病”，而不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右倾文化主义。犯前一种毛病可以说是“信得可爱”，犯后一种毛病则是“信得有点糊涂”。如果说panpeter等网友具有左倾幼稚病的话，那么“花雨清风”、“/ws奥＋”两位网友则不无某种右倾文化主义倾向。“花雨清风”网友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来自“圣善”的天主，具有许多“圣善”的价值：“天主造化万物，祂的圣善的光辉必然照耀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里或多或少，都蕴藏着来自造化者的真、美、善、圣……的范畴。 一个真正的福音传布者依靠圣神的启示，懂得分辨传统文化中那些属于圣善部分，那些相反基督真理的。”但不知道其所谓“圣善”从何谈起，有何依据，能够使用“圣善”一词来形容非基督教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合理成分吗？ “花雨清风”网友还强调：“办个‘孔子学院’就等于弘扬了传统文化了吗？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现最缺乏的不是办什么学院，而是让传统文化替代了政治课程。当然，这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事情。……对于2500年前的诸子百家的文化传统，我们在基督的光辉下应该懂得分辨出其真善美，且能从中获得宝贵的智慧之光！这智慧之光原本也是来自圣善的天主，因为是祂创造了天地万物，包括所有的民族！”“神的学生”我在此有些不明白在基督徒的眼目中中国传统文化竟然能够算是“智慧之光”？！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确实把孔子捧上了天：说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相对于基督真理真光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充其量恐怕也不过就是“月亮”，甚至是“蜡烛”或“萤火虫”。对此，“神的学生”我在前些天发布在天主教学术论坛上的帖子文章《孔子七十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悲催启示》中已经做了深刻的揭示，并在随后的帖子文章《在基督真理内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进一步给予了揭示和探讨，这里不再赘言。 而“/ws奥＋”网友非常悲壮且不无教派教条主义地地强调说：“关于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相遇，尤其延伸出对天主教信徒需要的再认识，再接入。近代有利玛窦导师，当代也有徐锦尧神父的相关论述，作为天主教信徒，如果把这些精英系列的‘教会中国通’都弃而不顾，反而去言谈一些个人体会类，闭门造车类的，可谓失败透彻！大陆当代涌起一股潮流，中文网络也都可以看见的，这就是否定中国文化的潮流，其主要否定方向，几乎是来自于基督信徒(大陆基要信徒)，无论其抱琵琶半遮脸般的羞涩，还是极端狂热的要剿灭传统文化，方式不同，但其骨子里都是一样的表现。那就是为‘我的信仰’横扫障碍物。网络有个功能很不错的，抗谎言能力超强，这股潮流在中国网络开始到今天，幸好，现在基本已经破灭了，无论是天涯，还是猫眼，更别说其他坛子，很多网民对出于中国文化的贬低，代来的却是狗皮膏药类的谎言，现在几乎是呈嗤之以鼻的反讽。本人认为，天主教信徒要与此划界限的，咱们不属于他们类的信徒。天主教有自己传统，所以，别被一些所谓信徒的东绕西绕的给绕进去，反成了天主教或其信徒是反传统文化，那就是莫名其妙的荒唐。值此‘反传统文化’并无建树的大陆实际状态，我认为，要反或挑传统文化问题，应该去儒释道或新教论坛，新教徒在天主教论坛谈，并不适应，有混淆之疑。因为，天主教信徒不感兴趣这个。” 由此使“神的学生”我想起了一段过去的经历——2004年上半年我在江苏某高校进修，该校管理学院的图书资料室有一位姓金的老太太资料员（属于退休后返聘），她在学院老师眼中被视为“异类”、“比较特”（据一位同时是该学院教师的同班学员说：她比较特，每次学院集体组织外出游玩时她都是吃自己带来的饭菜，而不是与大家同桌共同就餐），但经过不时地到该资料室借书读杂志或复印资料的我观察，她人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我对这类人天生就有好感。我班的另一位学员在背后评论她“很坏！”——原因是负责记录复印数量及价钱的这位金老师（每个学员每学期只能不超过十五元免费，超过者由个人负担）没有给予他照顾（即如实地记录他复印的数量价钱，而没有实现他所谓的通融或网开一面）——但这样的“好人”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却是“坏人”。有一次，我去该资料室去的比较早，这位金老师刚到，只有我与她两个人，恰好没有第三人，我就赞扬她工作认真负责、很难得，并问她是否有宗教信仰。听后飘飘然而高兴的她挺神秘地告诉我：她有非常好的宗教信仰，并说第二天要把一本她自己如同宝贝一样的书借给我阅读欣赏。第二天我见过她后，她把一本用牛皮纸大信封敞口装着的书借给我。我回去翻看浏览，是一本台湾出版的繁体字、竖排版的书，是台湾一位女“大师”写的，传的内容是把中国儒教、佛教和基督宗教三教都杂糅在一起，说是能够同时得到三种宗教的好处，信者能够获得三重保险——有佛祖保佑死后托生到富贵人家做人上人，有基督保佑死后灵魂进天堂，有祖宗保佑在今生获得富贵平安。这个不伦不类、如同拼盘杂烩一般的宗教思想体系，据说在台湾创立了组织，兴办了大学等实体产业，在台湾正经有一些人非常虔诚地信奉。由于我当时需要参加英语六级考试，也由于我当时信主时间不久而难以分辨，更不知道应该复印一册以供日后批判。所以，过了两天也就还给这位金老师了。当时她问“你读后感到怎么样？”我说：“我忙于准备英语六级考试，只翻看了两眼，没有时间阅读。”她听后现出一副非常惋惜的神态。在听到我比较赞同基督教后，她也强调说信基督教是很好的，她甚至自称自己就是基督徒。 所以，在“神的学生”我看来，中国的基督徒（无论是天主教友还是新教徒抑或东正教徒）实在有必要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基督徒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知半解不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且阻碍探索不行，做明哲保身的沉默庸人也不行。忙于传教、做弥撒并接待中国士大夫官员的利玛窦神父无暇对中国文化进行学理意义、教理意义上的充分而深刻的批判。而西方、台港澳的教论神学，与中国大陆信徒光景实况毕竟相去有远。所以，中国基督徒今天的历史课题，应该就是结合中国基督徒的实际来思考。 特别是，当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俗凯撒极力高举传统文化来抵制、敌挡天主真理时，真正的基督徒无旁贷之责是什么？真正基督徒爱神爱人之心又表现在哪里？就是要有所作为，要为基督真理竭力争辩——从总体上、根本上批判、否定、革命其他一切敌挡基督真理至道的思想文化哲学宗教，这就是为基督真理竭力争辩的一个消极意义的层面。 众所周知，中国以孔孟之道为核心内容的儒学是积极入世主义，强调建功立业、雄心勃勃。但儒教徒、儒士的勃勃雄心往往会由于遇到同样具有勃勃雄心的其他儒教徒、儒士们的强烈竞争（包括合法不合理的竞争、不合法但合理的竞争、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竞争、既合法又合理的竞争），所以最终能够实现雄心壮志者毕竟是少数。所以，儒学以及儒教徒、儒士就在客观上就需要超世主义、出世主义的佛教、道教来给予补充、弥补，由此就有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三教合流”。但儒学思想必须有一个支撑体系，这就是坚执法家学说的世俗政权。所以，就有了所谓的明儒暗法（外儒内法、儒表法里），以实现宽猛相济、恩威并济的统治效果。 事实上，一种传统文化如何，主要是通过其所影响塑造出来的人来判定，当然也可以从其思想体系是否符合基本逻辑常识，是否符合基督真理来判定。中国人通常所谓的中国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爱国主义”一类说法，并不确切。实际上这类说法是任何国家民族都共同地具有的。否则，某个国家民族也就很难真正地生存并延续下去。 在中国歪风邪气盛行，大多数所谓的好人往往都是明哲保身的沉默者。所以，少数坏人能够嚣张跋扈，能够为非作歹，能够强奸民意，能够以所谓科学价值观来推行一切。 中国排斥基督宗教的汉人无暇自哀、也无能力自哀，因为其中绝大多数都挣扎在生存温饱线上，还有小部分汉人在为谋取功名利禄而努力拼搏中。中国的孩子青少年们从古至今为适应“八股取士”（包括升学率、高考、“国考”等）而扭曲兴趣、人格和创新意识，中国的家长们为挣钱高升而疲于奔命。中国人把人生比作“战场”（“人生如战场”），去努力地打拼竞争，蝇营狗苟，中国人的父母为了孩子有出息而可以牺牲一切甚至健康、生命（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但孩子因为被骄纵而常常不成器、甚至成为了败家子。中国人家庭矛盾比较严重（俗话说：“清官难断”），自古及今的婆媳矛盾、后娘情结、大男子主义。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直到临终时才悔悟自己一生中的一切辛苦劳累及其所争所得都是无意义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故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死不瞑目的。所以，不知晓自己非常可怜地成为了死人（孔孟、祖宗）的奴仆和名利的奴仆，死人统治活人，不知道自己的悲哀，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双重的悲哀。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孔孟之道为代表）在中国古代、近代之所以能够通行，是因为当时“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以及更为优越的基督教信仰来到中国后被中国文化、中国人极力地敌挡。即使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孔孟之道为代表）在中国古代、近代之所以能够通行，也主要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更能够发挥显著的功能，以及世俗政权比较推崇这种“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体系。即使孔孟之道在中国古代、近代能够通行，也是有局限的，除了它作为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经典文化之外，它并不能代表所有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与其同时存在并发生作用的还有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现实文化（如“头上三尺有神明”、“祭如在，不祭如土块”等）、江湖文化、流氓文化、会道门文化，以及佛教、道教文化价值观和法家学说，都在起作用，只不过儒教学说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类型成为了其中的显学，尤其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更是如此。其中佛教、道教文化价值观和民间宗教、泛神论信仰（包括北方萨满教）弥补了孔孟之道因为近于不可知论而难以提供终极灵魂意义的不足或缺陷。所以，孔孟之道并不是具有自足性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 孔孟之道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就如同中共在大陆主政后对于马克思主义逻辑所推论的社会主义“三观”教育之强调一样，只不过是官方、官场明面上的说辞和冠冕堂皇一类以正视听而已。但即使是那些充分利用其而实现所谓“人生价值”者，他们从内心里根本就不相信，而且要背道而驰以谋私利的。否则，你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强调道德的中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今）在实际上并不道德（尤其是官吏腐败无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学孔孟之道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不可知论倾向，必然使其非常容易被马克思主义一类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所异化、改道而走下道。中国传统文化在被马克思主义异化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被其所异化，结果两种非天主真理的思想体系相结合而生出了怪胎。基督教信仰能够不为任何其他思想体系所异化，但最容易为其信徒自身所曲解、弱化、矮化。 关于香港天主教会的徐锦尧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受理解问题——第一，他本身并没有生活在中国大陆，对大陆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友）并不是很了解，至少对于他们的精神心理和现实遭遇并没有亲身实感；第二，他这类神父躺在耶稣和其他前辈基督徒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第三，他为了与新教徒相区别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不咸不淡”的评说，但是如果主耶稣基督如同他那样子，当不至于被置于死地！试问：我们究竟是主要效法耶稣呢，还是主要听从徐锦尧神父？【注：徐神父的小册子《新答客问——答复基督教朋友的质疑》是“神的学生”我在今年6月26日第一次去天主堂慕道前一周所看的三本小册子之一，此前在2003年曾经读过《吴经熊传》（近代中国的吴经熊就曾经从新教徒转而成为天主教友），特别是因为“神的学生”我自己在主观愿望上（也同时是受圣灵（圣神）感动启示）特别想在大体上弄明白基督新教后应该转向整个基督宗教中最具有根源性的天主教，所以我随后开始到天主堂慕道并领洗。】 关于台湾对于中国文化的持守以及作为中国文化的典范问题——第一，台湾并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体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冲击；第二，台湾之所以没有能够陷入大陆马克思主义的窠臼，而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其原因应该主要是出于为了与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争正统地位的考虑——以中国文化承继者名义而更具有问鼎、反攻、一统大陆的合法性，更具有标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嫡系后继者的舆论优势和历史合法性（无论是邓小平当年会见外宾时强调说惟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地坚持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还是中国共产党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中都是要争做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正统继承者）；第三，蒋介石、宋美龄作为基督徒的失职，主要在于他们没有在台湾弘扬基督教信仰；第四，台湾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韩国、香港）的现代化转型与儒家文化是否一定是必然性关系，未必一定，即使有关系，也是不算重要的。因为亚洲“四小龙”都是在特殊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下尤其是在西方政治势力干预下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取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中国文化对于亚洲四小龙的消极影响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 总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正面积极因素难以真正地深入人心，所以必然在中国人的实际力行方面是大打折扣的。相反，基督徒因为出于真诚信仰、敬畏、感恩而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行出基督的教训，能够深入基督徒的骨髓，至少极少去主动害人（虽然难以时时处处地积极主动地去爱人）。所以，中国文化需要革命，但不是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式的革命（例如毛泽东所搞的“文化大革命”），而是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的社会革命、精神革命——即基督化革命。 基督教会、基督徒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从局部、个别见解方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矛盾。同时，从学理、教理上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在具体实际中与异教徒、无神论者和睦相处，也并不矛盾。但必须从根本上、从总体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否则，还能够自称是基督徒吗？！同时，“神的学生”我是尽可能超越于具体的基督宗教教派立场上，从基督真理的总体上来与一切非基督真理的思想体系（包括哲学、宗教、文化等）做竭力争辩的。 在“神的学生”我看来，在基督宗教信仰的历史上，右倾文化主义倾向的神学理论之典型应该算是帕拉纠主义。帕拉纠否定奥古斯丁的原罪观念，不认为原罪能够遗传，人一出生即为天真无邪，并没有天生的犯罪倾向，只是人生活在一个受到罪破坏的世界中，是犯罪的榜样在引诱人们犯罪，帕拉纠并没有否定上帝的恩典在救恩上的必要性，但也强烈地相信自由意志，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由意志在恩典之外拯救自己，从而达到无罪的完美，这就是所谓的帕拉纠主义。中国儒学所谓“内圣外王”的逻辑，就是强调自我内省的重要性，强调自由意志在个人道德修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轻忽天主真神的救赎大功。 在基督宗教信仰的历史上，由于右倾文化主义倾向而导致的最大恶果之一，在“神的学生”我看来，应该就是东正教从天主公教中分离出去——东正教的文化根源应该就是崇尚传统文化（古希腊哲学）的泛希腊文化地区的教会，以古希腊哲学的反权威主义来否定除了天主圣三之外的一切人间权威（包括天主教教宗这种普世牧首之权威）的结果。但是，东正教由于排斥、抛弃了天主教教宗这种普世牧首的地位，而在某个具体国家国度内部东正教自身又难以真正独立，所以最后就发展起了与所在国的世俗政权走得非常紧密的关系。从而，从一个极端（反罗马教宗）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与世俗政权关系过近）。东正教因为在历史上成为所在国家的官方喉舌和意识形态，而必然地使得其国度内专制主义盛行，这又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命运就如同、甚至更强烈恶化于在中国、越南、朝鲜的命运。 最后需要声明一点：“神的学生”我虽然反对基督宗教信仰中的右倾文化主义倾向，但本人并非文化虚无主义者，正视中国传统文化。 附件：“神的学生”我昨天晚上同时回复给“花雨清风”、“/ws奥＋”、“蔷薇”三位网友的内容： “神的学生”我从总体上非议、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同时既没有完全否定其合理成分，也并不代表完全否定其合理成分。同时，即使中国传统文化内含些许合理成分，但其合理成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的灵活性之相统一方面，“神的学生”我的观点、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
事实上，坚持理想主义的道德高标准，这是任何正派的宗教、哲学、文化的共同追求，所以在不同的正派的宗教、哲学、文化中往往存在着不少共同性方面或共性说法观点，甚至给人以大同小异的观感。
但是，第一，在这些不同的正派的宗教、哲学、文化中，除了基督教之外的绝大多数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之最后结果都是差强人意的——这个结论已经是为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
第二，这些不同的正派的宗教、哲学、文化它们所坚持的宇宙观究竟为何，是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还是坚持唯心主义有神论，还是坚持不可知论（孔孟之道就非常类似于不可知论）。所以，尽管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具体观点方面具有某些共同性方面或共性说法观点，但因为双方的宇宙观根本不同，所以双方在具体观点方面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方面或共性说法观点也就不具有根本性意义。
我们不能只看某种思想体系言说、声言的如何如何，而要看其最后的果效。俗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一种思想体系的创始人尽管说的天花乱坠，但就是难以深入人心，或者其积极正向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但其消极负面影响却非常严重，那么我们就很难说这种思想体系具有根本性的积极意义。
众所周知，犹太教徒以基督教徒的旧约圣经作为他们的神道信仰源泉和主要价值理念、为人处世准则，但尚不能获得灵魂救恩，那么中国的孔孟之道在中国人灵魂救赎方面就更是乏力无效了，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当然，如果某类基督徒仅仅以个人得救为主要考虑（甚至完全的考虑），而不太关注、关心作为肉身同胞的外邦人的话，那么他们为了求得与其肉身所寄居的社会环境相好，当然可以主要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来考虑。但另一类基督徒则是不仅自己要得救，而且还尽力把福音传扬出去使更多的肉身同胞得救的话，就不能不在看到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共同性（在无关宏旨方面）的同时而更加注重、强调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分别差异之处，以便怀着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意识而将其从异教文化或哲学的深渊中救赎出来。
基督徒从总体上否定所有非基督教的其他文化哲学宗教（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保禄所强调的“我到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目的是为了多得人归主”（包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徒和睦相处），双方面并不矛盾。所以，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在总体上否定中国文化的反基督性，与他在语言、服饰等方面中国化并不矛盾，他在语言、服饰等方面的中国化仅仅是手段，而他看到因中国传统文化的阻碍敌挡而使中国人在灵魂上的不自由、难以得救的光景后竭尽所能地传福音与中国人，则是目的。他在手段与目的之间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宗徒保禄也是如此，他在雅典这个崇尚哲学的城市中传福音，也是找寻彼此共同的话题，但更强调自己所传基督福音真理的绝对优越性、超越性。
总之，基督徒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够食而不化，更不能将其看得能够与基督教相提并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只不过是“世俗小学”，不仅难以使中国人在灵魂上得到救恩永生，而且即使在世俗肉身生活方面也是不容乐观的——因为正如主耶稣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事实上，中国人既然在灵魂方面难以得到救赎，那么也就难以在肉身生活方面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幸福——例如目前中国人精神压力非常大，上亿人患上了精神病，更多的人浑浑噩噩，形同行尸走肉，还有些人“穷得只剩下钱了”。
事实上，在经过马克思主义三观教育之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而其所强调的正面积极的内容却已经没有多少能够真正地为中国人所遵行。中国历来被誉为“礼仪之邦”，但不讲文明道德者遍地都是，中国人对于父母的孝敬也是大打折扣的。
事实上，今天中国人中真正的儒家人士已经非常少，几乎快要绝迹了。但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却是借尸还魂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人情关系等特殊主义逻辑盛行于中国，就是特殊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必然历史结果或社会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适合于自然经济、专制统治的历史时代，但难以适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基督教作为非常具有超越性的思想文化信仰体系，因其颇富普世性、永恒性、最高性真理，而能够适应不同社会历史时代和国度环境。
不消说花雨清风等基督徒网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看好，即使是当今中国政权当局以权力来弘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使用纳税人的税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不少“孔子学院”），但最后结果也只能是热热闹闹地走过场而已，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不相信、也并不想奉行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教。如果一种思想体系（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中国根本就难以掌握群众的话，那么某人（某一类人）非要高举弘扬，那么就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中国传统文化既然并非“顶天”（来自天主真神），那么也就难以“立地”（深入人心灵魂）。基督教为什么能够深入人心灵魂呢？因为基督教是来自于天主真神，基督的教训是最高、终极的真理，单单从为了坚持真理而言就非常值得世人为其献身，更遑论还能使个人灵魂得救并在灵魂得救前提下肉身得到真正的幸福平安，而且在使个人在灵魂肉身得到真正归宿后又能够使国家民族共同体得到重塑更新升华。
事实上，儒家思想中所谓的精华部分，已经完全地为基督教所包容、内含，所以在“神的学生”我看来，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全，而不是戕害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合理成分的真正落实，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合理成分的扭曲、怠慢、抛弃。中华民族的文化取向之抉择，其最高标准惟在于最高最终极真理为至高，而不在于是否为祖先所崇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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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7 00: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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