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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天主教会走出来的铁翼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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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7 11:30: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4-7-7 11:34 编辑

      公爵按:今天是七七事变七十七周年,让我们缅怀烈士
      上世纪二十年代,统治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开始建设东北空军。1920年7月,张作霖在奉天东塔农业试验场旷地修建了飞机场,并在东三省巡阅使公署内设立了东三省航空处,1923年9月,张学良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
     为了提高东北航空军的素质,张学良将军曾分两批次派送四十人到法国学习飞行技术,这些学员学成归国后为提高东北乃至中国飞行员的整体素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天主教奉天中法中学以教授法语见长,所以张学良委托该校为赴法飞行员预科学校。而这些飞行员中,也有高志航、白茂珍这样的中法中学校友,这其中又以高志航最为著名。
      高志航将军,原名高铭九,字子恒。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十四日)出生在奉天省通化县(现属吉林省)三棵榆树村(《通化县志》记载高将军出生于高丽墓子村,既今大都岭乡繁荣村,后迁至三棵榆树村)。
据台湾出版的《铁艺雄风—高志航》一书记载:高志航的父亲高焕章先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守着三千多亩农田,勤勤恳恳。中国人天生的人心厚德及宗教的感化,使他平日非常乐于扶危济困,为福而仁,名重乡里。
    小铭九自幼便在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14年,小铭九进入三棵榆树村小学。据《铁艺雄风—高志航》记载:当时有位天主堂的神父,看他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禀赋,便决定保送他到县城读书。据老夫考证,这位慧眼识珠的神父应该是法国外方传教会的郭若望神父。
      1919年,小铭九小学毕业,次年进入天主教会办的奉天中法中学。高铭九在中法中学学习四年,成绩优异,毕业后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炮科。
      1925年,张学良在东北军官训练班的一千余名学员中中挑选20多人赴法留学,当时在炮科学校高铭九由于身高只有1.67米,一开始就落选了。
    据他的女儿高丽良女士说:“后来他想出了主意,自己写了封法语信给张学良。说把名字“铭久”改成“志航”,表明了献身航空的决心。张学良让中法学校的老师翻译这封信,那法国神父一看就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高铭久写的。就这样,父亲如愿以偿去了法国木拉诺高等航空学校,那时候他才十五六岁。”
     这次赴法的东北学员共35人,其中28人学习飞行技术,这28人中又有18位素质较好者人进入巴黎的毛兰纳高等航空学校。高志航于1926年开始主修驱逐机专科,毕业后被授予授军士军衔并前往南锡的法国陆军航空队第23驱逐团见习。1927年1月,19岁的高志航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随后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陆军衔)驾驶员,旋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此间,由于他对技术精益求精,故每次演习均获得奖励。然而在不久的一次演习中,由于机械故障,不幸于降落时右腿折断。后经南满医院治疗,腿虽复位但稍有弯曲。因对驾机存在障碍,不得不在哈尔滨医院打断另接。愈后,腿比原来短一分,要靠穿厚跟鞋调剂。通过自身努力,很快就恢复了驾驶,而且技术上比以前更有进步。因此得“高瘸子飞行员”绰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高志航将家属遣返原籍,只身一人化装入山海关,后经时任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的留法同学邢铲非介绍,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高级班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任空军少尉见习。再后来,国民政府组建了5个飞行大队,任命他为第四大队长,并晋升中校。辖21、22、23中队,协助总队长毛邦初工作,同时在杭州中央航校开始训练新招募的飞行员。培养出如刘粹刚、柳哲生、董明德、李桂丹、郑少愚、乐以琴、罗英德等优秀飞行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这天中午,驻防江西南昌的第四大队接到航委会命令,全队紧急转场华东,以杭州笕桥机场为前进基地。
    8月14日当天早饭后,高志航飞赴南京开会,行前指示空军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率21、22、23各中队按命令提前行动。下午,在经过冒雨、穿云,克服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飞行后,4大队21、23中队先行达到笕桥机场,高志航大队长也从南京直接飞抵笕桥。而此刻敌大型轰炸机若干向笕桥方向而来,高志航立刻起飞迎敌,并以以喊话、手势命令正在降落的21、23中队队员赶快再次起飞,利用最后一点余油拦截日机。起飞后,高志航首战告捷,击落日机一架,这也是中国空军首次击落日机。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其中高志航击落两架。此后的1939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每年8月14日为空军节。8月15日晨,日本海军航空队第2航空战队派出多批34架飞机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袭向杭州。高志航击落日长机一架,共击落日机两架,然而他本人左臂中弹,被迫返回机场。
在汉口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高志航晋升为空军驱逐机上校司令,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3个航空大队,并兼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第四航空大队亦被命名为“志航大队”。10月,日机入侵南京,高志航率机迎击,击落日机一架。中国空军在南京上空共击落17架日机。
      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根据命令他率援助的战机飞至河南周家口。因天气恶劣,留原地待命。11月21日,周家口机场接到报告,有11架日机向该机场飞来。他立即下令作战,然而此时日军战机已飞至机场上空,在日机的俯冲轰炸下高志航登上座机,刚进入机舱既被早有准备的日军战机投下的炮弹炸中而以身殉国,直至牺牲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高志航牺牲后,他的弟弟高铭魁和国民政府官员护送英烈灵柩,准备由湖北宜昌经水路送往重庆安葬。1937年11月28日,灵柩运抵宜昌。暂厝在宜昌二马路天主教地下室。由于当时敌机轰炸频繁,宜昌码头非常混乱。处于安全考虑,高铭魁将灵柩留下,迅速离开了宜昌前往重庆。得知高志航安葬在宜昌,日机竟来宜昌轰炸了7天。
      1938年初,二马路天主教堂决定安葬高志航。龚澔神父为英烈举行了隆重的追思礼仪,随后安葬。高志航被国民政府追赠为空军少将。
     除了第四大队的高志航大队长外,沈阳天主教会还走出了另一位空战英豪,第五大队的少尉飞行员阎海文。阎海文,辽宁北镇人,生于1916年,满族。父亲阎仲三曾考取武秀才,1930年前,在热河都统汤玉麟部下任副官。
阎海文15岁时考入奉天东关文华中学,恰逢“九一八”事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前专员路志高博士回忆:
  1931年的每个星期天,阎海文和我哥哥(路志远主教)都到小南门天主堂上主日课,他俩就是那时候相识相知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三省,大家成了“亡国奴”,情绪都很低落。听哥哥说,讲主日课的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法籍梁神父。梁神父看出“两条龙”坐不安神,便给予发言和提问的机会。阎海文立即想知道西方人对日本侵略中国所抱持的态度,就勇敢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日伪统治的铁蹄下,梁神父不便直言,便借用“英法战争”作比喻,慷慨激昂地讲述了法国圣女贞德的忠勇情操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故事,还讲述了许多其他圣人圣女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梁神甫含沙射影,以古喻今,既表现了西方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强烈不满,又鼓舞了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
  不久,全东北所有的学校被强制教授日语,灌输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也就是当年的尽量“去中国化”。阎海文和我哥哥都很气愤,都不愿意为“伪满洲国”效劳,便退学回家。我哥哥决心献身教会,很快进入天主教修道院,毕业后成了神父。
  阎海文退学后回到北镇大市乡(今海文乡),第二年,阎海学、阎海文兄弟俩同到北平就读于抗日的“东北中学”。他们的父亲阎仲三不惜每年卖掉两块良田,几近倾家荡产的地步,筹措昂贵的学费,送两个儿子到关内读书,让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中继续接受祖国的正规教育,希望他们有朝一日为光复东北献身出力。
  阎海学、阎海文兄弟俩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发奋苦读。阎海文1934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先后考上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中央航空学校”。当年报考空军航校的人特别多,报名者一万多人,实际录取只有一百名,真正的“百里挑一”。阎海文实现了梦寐以求当飞行员的理想,遂放弃陆军军官学校,兴高采烈地前往杭州笕桥空校。又经过两年苦读和严格的训练,阎海文成了优秀的飞行员,分配到空军第五大队当见习官。
   1937年春,阎海文被任命为少尉飞行员。“七.七”事变后派驻扬州担任“战场空中支援联勤”并执行南京空防任务。1937 年8月17日,中国空军最高指挥部下达空战命令,命令第五大队派出6架“战斗轰炸机”(当年德国造的一种两用飞机)执行任务。上司虽然深知阎海文作战勇猛,敢于牺牲,但一时没来得及安排他出空勤。阎海文听到实战杀敌的喜讯,兴奋异常,当仁不让地主动请战。他慷慨激昂地表态:“我是一个流亡生,没有家小,没有后顾之忧。请求长官派我出勤,为父老乡亲报仇雪恨!”
由于态度坚决,几次坚请,大队长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遂与战友们一同迅速飞上蓝天,轰炸日军阵地。当时日军阵地上的高射炮火极其猛烈,中国飞行员们却奋不顾身地向目标俯冲。六架战斗轰炸机携带的三千磅炸弹,全部命中目标。即将返航时,阎海文的座机不幸被高射炮击中要害部位,机身顿时起火,浓烟滚滚,失去控制,成螺旋形向下坠落……在万分紧急时刻,阎海文弃机跳伞。他尽力操纵降落伞,试图降落我军阵地。但由于风向、风力的缘故,未能如愿,落地后举目四望,发现自己已深深陷入敌阵。
   那是战争初期,日军还没有俘获过中国的飞行员,因此他们想活捉阎海文,“宣扬战果,鼓舞士气”,通过严刑拷打挖出军事秘密。目睹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嗷嗷怪叫的日军,阎海文丝毫没有惊慌和畏惧,他知道敌人试图活捉他,便没有隐藏,屹然挺立。待敌人靠近时,迅速拔出手枪,对准合围之敌,一连撂倒几个。当他的枪膛里只剩最后两颗子弹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再撂倒两个敌人,自己会被敌人俘虏,一定不能让敌人的阴谋诡计得逞……这时,敌人见阎海文没有射击,以为他的子弹打完了,便叽里咕噜地大叫着涌上来,争取“活捉支那飞行士”立功。
   当敌人越来越靠近时,日军翻译的喊话传过来:“支那飞行士,快快投降吧,皇军饶你一命!”阎海文大笑一声,高声地回答:“中国没有被俘虏的空军!”他迅速举枪撂倒最前面一个敌人,然后从容不迫地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自戕殉国。
这一切都在瞬间发生,近在咫尺的鬼子军,目睹这一气壮河山的场景,几乎都惊呆了。事后,一位目睹现场的连级军官被日军上海战区最高司令官白川大将召见,当面详述阎海文英勇殉国的经过。崇尚“武士道”精神的大和民族,对视死如归的勇士特别敬重。白川大将在汇山码头向日本海军陆战队训话时,对中国这位年仅21岁的飞行士忠贞不二、宁死不屈表示了敬佩。
   白川命令厚葬阎海文,在墓碑上刻着“支那空军勇士之墓”。为借中国空军勇士鼓舞日本侵略军的斗志,日本军阀在东京新宿举办了“中国空军勇士之友阎海文展览会”,展台上展出的除阎海文烈士的手枪、子弹带、弹壳、降落伞和飞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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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7-7 22:41: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4-7-7 22:58 编辑

其二,什么叫“教会政治上选择了承认满洲国”,怎么跟日本鬼子、土共逆党、五毛一个论调?这个世界上除了日本鬼子和共党及他们的走狗放的毫无依据的谎言外,你倒是说说教会何年何月与伪满建交了?派谁做公使了?何时递交的国书?
再请你看看1935年出版的《满洲天主教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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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8 20:24:56 | 显示全部楼层
剑笑戟鸣 发表于 2015-8-28 20:09
腾讯文化  2015-08-28 09:14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日前出炉,作家格非、金宇澄、王蒙等获奖,这个结果 ...

鸡鸣,在农二的眼里,只有二奶的脂粉,羡慕之余就是愤恨嫉妒,想要做流氓,又想做土匪,最后什么也没有做成,只能给老爷太太擦车。因为太平盛世没有给你们留下机会。只好拉着苦瓜脸骂街,这是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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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8 20:09:56 | 显示全部楼层
诗人♩刘幼民 发表于 2015-8-28 17:57
鸡鸣是中国一个成语的上半部分,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农二可以在百度早稻它的下半部分,这比你天天擦车有趣多 ...

腾讯文化  2015-08-28 09:14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日前出炉,作家格非、金宇澄、王蒙等获奖,这个结果与一些人早前的预测出入不大,很多人认为茅奖评选显出保守的气质,成了为德艺双馨的老作家授勋的场所。确实,现在茅盾文学奖得主个性特点不鲜明,有人以此认为中国作家多数德才兼备,缺少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那样人品不好但文采飞扬的“混蛋”作家。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混蛋”作家,只不过随着历史变迁,这些人消失了,无耻文人登台了。

    民国“混蛋”作家辈出 徐志摩郁达夫是代表

    民国文人千奇百怪,什么类型的文人都有,以《再别康桥》闻名于世的徐志摩,颇有浪漫之名,不过他的浪漫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

    徐志摩生性风流,曾在蒋百里的撮合下与张幼仪有过一段婚姻。张幼仪嫁给徐志摩后,其兄张君劢和媒人蒋百里把徐志摩介绍给了梁启超,他借此认识了林徽因,从此恋上林徽因。为了追求林徽因,徐志摩决定踢掉张幼仪,他找到三个理由:1.自己是封建包办婚姻;2.两人没有共同语言;3.没有感情。但这三点其实都不太成立,不过徐志摩执意离婚,完全不顾张幼仪有孕在身。

   

    徐志摩与原配张幼仪

    为了顺利离婚,徐志摩让张幼仪打掉孩子,但当时打孩子很危险,张幼仪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志摩冷漠回应:“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1922年2月24日,张幼仪刚生下孩子,徐志摩就托人把离婚书信送过来,在张幼仪的坚持下,徐志摩和她见了一面,表示:“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现在非离婚不可。”张幼仪无奈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徐志摩回国后就在《新浙江·新朋友》上刊登《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宣布自己“欢欢喜喜地同时解除婚约”。不过他没能追到林徽因,后来和陆小曼结婚了。

    和陆小曼结婚后,徐志摩依然不老实,继续寻欢作乐。据《一代才女旷世佳人——图说陆小曼》记载,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曾向老婆陆小曼保证不去妓院,然而当年10月1日徐志摩再次向陆小曼坦白次嫖妓之事:“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某某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和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昨晚见了,肉感颇富。她和老三是一个班子,两雌争某某,醋气勃勃,甚为好看。”如此无耻的坦白,称其为混蛋不为过。

    相比于徐志摩,郁达夫的“混蛋”则更进一步。1921年,郁达夫与孙荃完婚,婚后生下一儿两女,孙荃相夫教子称得上贤惠。但1927年郁达夫遇到王映霞后,孙荃便遭到遇到郁达夫的冷漠对待,王映霞向郁达夫提出,要和她结合,郁达夫必须抛弃妻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郁达夫对此欣然接受。

   

    郁达夫与王映霞

    1927年9月,郁达夫将自己和王映霞的恋爱过程,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内容新奇大胆,不但讲述了自己与王映霞的恋爱过程,甚至还记录了两人接吻亲嘴一起睡等诸多细节,尽管这与木子美的“身体写作”相去甚远,但在那个年代已经十分出位,这等于向天下宣誓示:王映霞就是郁达夫的了。其后二人结婚,王映霞也为郁达夫生下三个孩子。

    王映霞并非郁达夫的终点,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结识了南洋歌星玉娇,并同她度过三天如胶似漆的夫妻生活,郁达夫此时与王映霞的感情也逐渐破灭,郁达夫又出版了《毁家诗记》,公开了二人婚变内幕,指责王映霞红杏出墙,二人最终协议离婚。

    徐志摩和郁达夫,对待妻子和家庭都算不上好,个人德性堪称“混蛋”,但这并不影响二人在文学上的成就,其实,民国类似于徐志摩郁达夫这样的混蛋作家并不少。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混蛋”作家逐渐消失

    徐志摩、郁达夫这类“混蛋”作家,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当历史大势发生变化时,这类作家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作家自然不能逃离这一主题,文学写作逐渐从个人演变为救亡图存服务,丁玲堪称这一转型的代表。

    丁玲生于1904年,1923年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强烈反响,这本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几个青年男女的生活,刻画了了女主角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这本小说使丁玲声名鹊起,1930年她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9月奔赴陕北,此时她是一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少女时代的丁玲

    在延安,丁玲经历了一番变化颇大的转变。她在延安写的第一篇文章为《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此文受到毛泽东赞扬,称她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40年,丁玲发表《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两篇文章,1942年又写了《在医院中》,这些文章批评了延安一些干部,毛泽东认为:“《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不一样,它对我们党的干部有批评,但它有积极的建议。我们不要同等地看待它们。”这些文章与《野百合花》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由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丁玲自然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亲自找丁玲做了一次长谈,对她说:“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而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而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丁玲听后表示要轻装上阵为革命文艺奉献自己的一切。

    1948年,丁玲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直接描写土地改革的作品,该书以农民、农村为主体,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代表作,这与《莎菲女士的日记》已有很大区别,丁玲也从一个极具个性的作家变成文艺革命作家,成为“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参见薛建华《毛泽东与丁玲的往事》一文)

   

    到延安后的丁玲

    丁玲、赵树理、老舍等为代表的作家,他们与徐志摩、郁达夫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人民艺术家,作品为时代服务,后者更多书写的是个人情绪。人民艺术家自然有相应的要求,除了作品为工农兵服务外,个人德行肯定不能有大的缺陷,徐志摩这样的人,自然很难成为人民艺术家。

    建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学作品的写作要求,一直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方针,作家也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自然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个性化作家、私德有亏的作家,自然会被淘汰。这一时期,中国作家更多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自觉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混蛋”作家逐渐消失。

    “混蛋”作家虽然少 但当下不缺“无耻”文人

    改革开放以后,文艺界也迎来新风气,作家群体呈现出不同特征,有的作家开始反思历史,如书写《芙蓉镇》的古华,写作伤痕文学的刘心武,有的作家用新的方式为时代服务,如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路遥,他们的作品均有自我特色,但都着重于挖掘个人命运,这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学有所不同。

    这之后,“混蛋”作家出现得虽然不多,但“无耻”作家开始登台,他们个人私德上或许并无太大问题,但在社会公德上却有莫大残缺,有些人的作品看起来动人励志,有些人则根本没有作品可言,但他们常常进入作协,对各类社会问题说三道四。

    比如某位作家,在汶川地震后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含泪”劝告灾民莫要为豆腐渣工程上访,“要识大体、明大理”,要“避免横生枝节”,避免被“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利用。此作家的这番表态,引起外界轩然大波,网友大骂其无耻,称其“含泪大师”。

    比起上面那位作家,另一位则更为赤裸裸。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发表了一首词,词中高呼“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自己代替汶川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六万近七万同胞发声,拍马之相可谓无耻之尤。

    同样的无耻,在天津港爆炸后再次出现。澎湃新闻报道,某报纸高级编辑8月15日发表了名为《第二声是冲锋的号令》的诗作,诗中赋予天津港爆炸多重意义,他写道,对于百姓,“第一声从耳朵震到心里,第二声从心灵震到魂灵”;对于消防官兵、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第一声是灾难无情的进攻,第二声是奋起迎敌的号令”;对于党中央、国务院,“第一声炸响在渤海湾边,第二声回荡到天安门前”。完全无视罹难及失联家属的痛楚。

    这些作家在私德上可能没有太大缺陷,他们或许没有抛妻弃子,但在社会公德上缺失重大,他们不是混蛋作家,是无耻文人,他们比抛妻弃子的“混蛋”作家危害更大,他们公德有亏,作品很烂,更引领了极不可取的社会价值观。

    结语:

    中国目前可能缺少混蛋作家,但中国并不缺少无耻文人,某些作家,他们既不能学老舍等人为工农兵服务,也不能学徐志摩郁达夫,书写个人命运,他们只会奉迎拍马,毁坏社会三观,连“混蛋”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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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7 16:38:39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两位烈士除了在天主教学校念书,或者领洗了,但是这和他俩称为烈士关系不大。这种关系我是说不是教会培养他们当军官抗日去,但是对他俩个人来说,作为有信仰的人,信仰会坚定他俩抗日信念。因为当时教会政治上选择了承认满洲国,而两位烈士选择了国民政府一方。

修公爵难得提到了路主教,对于他,我觉得能回避还是最好回避,免得你这个贴,又转移到”地上地下争论了“。

论坛昔日战将风行者不再了,也好,免得有人替日本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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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7-7 22:28: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4-7-7 22:29 编辑
张怀阳 发表于 2014-7-7 16:38
其实两位烈士除了在天主教学校念书,或者领洗了,但是这和他俩称为烈士关系不大。这种关系我是说不是教会培 ...


       你的无知、无畏、五脊六兽,让我为之汗颜。你的愚昧、愚蠢、愚不可及,实在是不敢恭维。真是拿无知当个性,出洋相做彩头。
      1、你没读过我写的原文吗?我的原文参考了两岸诸多文献,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说明高志航烈士是由教会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教会办的慈善事业,那个年代的农民子弟能读西式中学吗?不读西式中学能学习法语吗?看看原文,没有法语基础能当飞行员吗?而且原文写得明明白白,每当他出现人生的转折点,总有一位法国神父相助,所以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如果他不是教友,不就读法式学校,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名飞行员,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浓妆重彩了。
      阎海文烈士亦是如此,如果没有主日学法国神父的激励,他能果断地选择流亡关内抗日吗?如果他在北镇农村帮他父亲种地,能有这种开阔的胸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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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8 06:16:12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怀阳 发表于 2014-7-7 16:38
其实两位烈士除了在天主教学校念书,或者领洗了,但是这和他俩称为烈士关系不大。这种关系我是说不是教会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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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8 06:16:59 | 显示全部楼层
修公爵 发表于 2014-7-7 22:41
其二,什么叫“教会政治上选择了承认满洲国”,怎么跟日本鬼子、土共逆党、五毛一个论调?这个世界上除了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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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8 09:06: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张怀阳 于 2014-7-8 09:12 编辑
修公爵 发表于 2014-7-7 22:28
你的无知、无畏、五脊六兽,让我为之汗颜。你的愚昧、愚蠢、愚不可及,实在是不敢恭维。真是拿无 ...


我写的时候,就预料到你会损我的。我只是觉得你和基督教的朋友有种不好的倾向,只宣传光明正确的。先说基督教的一些朋友,平常总说天主教的坏话,但是世界杯的时候总举例巴西队内马尔感谢上帝什么的,这时候他们就忘记内马尔是天主教徒,总强调上帝帮助巴西队,却忘记被巴西淘汰的克罗地亚和智利也是信主的国家。

你只说两位抗日烈士是天主教徒,却不提当初教会承认伪满洲国的事情。当时在教会学习的多了,你敢说有不当汉奸的?西班牙的佛朗哥,智利的皮诺切特都是天主教徒,可他俩也是独裁者,而反对他们的人权者不少也是天主教徒。香港的曾荫权先生和李柱铭先生都是天主教徒,可是一个是担任过特首,一个是反对派领袖。陈前枢机和徐锦尧神父,这两位老人家对爱国会的态度十万八千里。教会是一个园林,虽然一样的土地,一样的阳光,但是会结出不一样的果实来。

其实偏见比无知还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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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8 09:24:10 | 显示全部楼层
自由 发表于 2014-7-8 06:44
王造时抗议苏联承认满洲国 建国后获“反苏”罪

核心提示:所谓“反苏”,实质上就意味着“反%共”。有关 ...

修公爵对外交不是很熟悉,承认不意味着建交。新中国建立的时候,英国也承认新中国,但是70年代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时教廷承认伪满洲国,苏联也承认了伪满洲国。也就是在我国教会宣传爱国主义吧,好像西方很淡化国家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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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7-8 09:45:55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怀阳 发表于 2014-7-8 09:06
我写的时候,就预料到你会损我的。我只是觉得你和基督教的朋友有种不好的倾向,只宣传光明正确的。先说基 ...

希望你能知道教会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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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7-8 09:49: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4-7-8 09:54 编辑

我希望任何人不要忽略了一个事实,老夫是研究历史的,无论是五毛(申雅各什么的)、老草,还是什么人,只要罔顾史实胡说八道,老夫一定是指出错谬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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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7-8 09:53:30 | 显示全部楼层
天主教会的职责是牧养天主子民,无论他们生活在法西斯国家、极端回教国家、还是共党国家。但不能说教会在这个地方传教,也与该政权有些接触,就说教会承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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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8 10:09: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张怀阳 于 2014-7-8 10:19 编辑
修公爵 发表于 2014-7-8 09:49
我希望任何人不要忽略了一个事实,老夫是研究历史的,无论是五毛(申雅各什么的)、老草,还是什么人,胡说 ...


虽然百度百科不一定对,但是很多资料都显示当时教廷和伪满洲国的关系十分不错。我知道你爱教会的心情,但是也没必要美化这段历史。教廷当时为了教会的利益,选择了和伪满洲国的合作,本身梵蒂冈属于特殊的国家,不能和一般国家作比较,本身是宗教国,天主爱每个人,包括希特勒。所以梵蒂冈对德国和意大利也保持不错的关系,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当然这会让一些爱国人士不满。当时伪满洲国并没禁止天主教的传播,教会得到了很大发展。
伪满洲国受日本控制,所以也是专制统治,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人民没什么自由,教会虽然可以正常开展宗教活动,但是也受到限制。尤其是面对人民在专制统治下的悲惨状况,教会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内心对伪满洲国和日本是厌恶的,只是面上双方过的去。这也就是为啥外国神父只能委婉鼓励你举例的两个烈士的原因。没有真正的民主,哪有真正的宗教自由。

你也很矛盾,一方面和官方一样,宣传抗日爱国,另一方面,又对和你意见不同的称为五毛和官方同党。你是研究历史,但是你的文章,只选择赞扬教会的,所以教会喜欢你。可是对于教会不好的一面,你从不研究。

天主教强调爱,主张和平,不鼓励暴力。我学识不够,但我知就算好人杀死坏人,也得告解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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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8 10:10:02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所以把满洲国给伪了,一个同年代同性质的的中华苏维埃国却被吹得天花乱坠,成了革命的中国。
当时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本民族的不至于遭到灭顶灭亡的灾难,在自己的根据地建立满洲国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满洲国灭亡后满人也被汉同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等于灭亡了。
中华苏维埃是个什么国?其宪法大纲开明宗义第一条就是要“武装保卫苏联”第十四条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为什么这个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国家没有伪?满洲国反而被伪了呢?
那是因为历史就像一个妓女,胜利者想怎么艹就怎么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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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8 10:46:57 | 显示全部楼层
尽量少写哪怕是正义的非和平行为,可以多写49年以前教会开展的公益和慈善工作,要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罪名洗刷出去。很多不信教的人还一直以为义和团杀洋人,杀教民是爱国行为,这个是历史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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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9 22:20:1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怀阳 发表于 2014-7-8 09:06
我写的时候,就预料到你会损我的。我只是觉得你和基督教的朋友有种不好的倾向,只宣传光明正确的。先说基 ...

反比的对,呵呵,就像你跟修公爵一样,一样的黑米饭,不一样的大便。一位老中医说,硬的是肝旺便秘,软的是肾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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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2 18:56:21 | 显示全部楼层
老夫一贯尊重怀阳,就是因为他是非分明,在许多问题上既有自己的思考,又有历史的背景,桥归桥路归路,不会因为一己之私胡说八道。这就是人品高尚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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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7 14:04:04 | 显示全部楼层
修公爵 发表于 2014-7-8 09:49
我希望任何人不要忽略了一个事实,老夫是研究历史的,无论是五毛(申雅各什么的)、老草,还是什么人,只要 ...

老夫是研究历史的,
————————————————
啊呸,你别侮辱了研究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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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7 14:20:53 | 显示全部楼层
修公爵 发表于 2014-7-7 22:41
其二,什么叫“教会政治上选择了承认满洲国”,怎么跟日本鬼子、土共逆党、五毛一个论调?这个世界上除了日 ...

1934年3月20日,当时的教廷传信部指派吉林代牧高德惠以满洲国天主教传教区临时代表(ad tempus)的身份,即“以满洲地区全体代牧的名义”前往满洲国政府进行交涉。同年3月16日,传信部将对高德惠的任命一事分别通知了驻日宗座代表保禄·马雷拉总主教和驻华宗座代表蔡宁,两人均收到了该任命书即816/34号公文的复印件。
1934年6月15日,教廷特别教务部负责人多梅尼科·塔尔迪尼(Domenico Cardinal Tardini)为讨论是否可以“派遣高德惠”的问题而写下的“研究记要”:
1. 满洲国的情况十分微妙。这是无须说明的。
2. 圣座有义务维护满洲国十五万天主教徒的利益,此举不言自明。
3. 问题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一方式务必顾及实际情况的微妙与困难之处。
4. 把握此点,最妥当的方式似乎是这样的:或许满洲国几位主教中的一位应当与当地政府就天主教的传教事务进行交涉。但不可以教廷的名义,而应当以其他主教的名义。这原是在许多国家所采用的方式。那里教会机构的利益由主教们与政府一起处理。主教们是这些机构有名有实的代表。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名义,不是用教廷的名义办他们的事。这种方式的好处是:
  a, 传教区的利益得以维护。
  b, 不致使圣座,在此危重状况和时刻,受到任何牵涉。
5.但是,至今采取的方式却不是这样。传信部“委任”(incaricato)吉林的代牧高德惠“在政府面前代表满洲国的主教们”。
因此高德惠主教便写信通知主教们他从传信部接受了的任命此外,高德惠主教也告诉政府他接受了的任命。并且交给了传信部的信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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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7 19:19:34 | 显示全部楼层
修公爵 发表于 2014-7-8 09:45
希望你能知道教会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

1938年7月29日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致教廷国务卿巴切利枢机(Cardinale Pacelli)的信函

罗马教皇厅国务长官艾乌阶尼奥巴切利阁下:
夫信仰与道德为共产主义指所否认者,而使其普及乃基督教之使命也。和平与文化为共产主义之所破坏者,而使其确立乃我满洲帝国之理想也。曩者贵圣厅将我国与中华民国区分而设立一独立布教区者,即理解我建国之理想,认识我独立之俨然事实之结果所之焉。此为余及我国民所衷心同声感谢者。余甚冀贵圣厅与我国既存之友好关系益臻巩固,及以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为目标之共通理想早日实现,是为切望而不已者。
余以此书启托由满洲帝国修好经济使节团长韩云阶阁下对于
  阁下表示敬意。

康德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满洲帝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
其中提及的“既存之友好关系”不能不给人以联想梵蒂冈方面已承认伪满政府,或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
每年年初,高德惠都要在发布外交文告之后,前去向傀儡皇帝问候;而日本人则颁赠高德惠各种荣誉大勋章,同时,满洲国的传教士也得以享有30%的火车票折扣。


2001年,若望·保禄二世在纪念利玛窦神父进京四百周年之际,提起这段历史,率先打破沉默,毫不犹豫地请求中国人民的宽恕,姿态极尽谦卑。
他说:“历史真相的追求,务求从容、公正、彻底。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应该由学者们去进行。诸位了解中国的情况,请一道参与,做出贡献。我保证,圣座随时准备在这一研究工作上与大家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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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7 19:23:55 | 显示全部楼层
修公爵 发表于 2014-7-8 09:45
希望你能知道教会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

每年年初,高德惠都要在发布外交文告之后,前去向傀儡皇帝问候;而日本人则颁赠高德惠各种荣誉大勋章,同时,满洲国的传教士也得以享有30%的火车票折扣。良心大大地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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