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

gaolei1981

（一）

从神学上、从教会历史上、从圣经上进行研究，教会历史上主教的产生方式至少有八种：⑴由宗徒们任命并祝圣主教；⑵由信众直接选举产生主教；⑶由临近教区的主教选圣出主教；⑷皇帝、政府任命主教；⑸教宗任命主教；⑹皇帝提名、教宗同意后任命主教；⑺教宗提名、政府同意后任命主教；⑻教区提名，由教宗任命主教。

宗徒时代，都是由宗徒或群众选举任命主教的。而主教的神权直接来自天主，主教的拣选是由天主来拣选的。在教会历史上的圣人们中，他们被拣选为主教时，都是由群众选举的。第三世纪教父依玻里多（Hippolytus）在文献《宗徒传承》中说，主教由“众人选举”，经全体司铎及主教同意。早期的许多主教就是由这种方式选举产生的，如圣盎博罗削、圣奥斯定等等。

在东方教会中，这种近乎民主的程序后来逐渐被教省主教所取代。西方封建主义的出现，将选定主教的权利集中到了世俗君王的手里了。中世纪早期的格里高利七世等教宗，所进行的主教序任权之争，就是为了保证地方教会在任命主教上的独立性。

正如教会历史家方济会士威廉·赫恩（Franciscan Fr.William Henn）曾经指出的，当今由教宗任命教区主教的作法，实际上是与格里高利的革新背道而驰的，而该革新推进了地方教会在选举自己主教时的自由。

后来，平信徒参与主教选举的惯例逐渐消失了，有时代之以神职人员投票选举的形式。到了特利腾公会议时（1545—1563），在西方，主教的选举较普遍的有三种形式：①由国王或其他世俗权力任命；②由教区司铎选举（通常在被称为“主教座堂会议”的集会上）③由教宗任命。

在这三种形式中，世俗政权的任命在当时最为普遍，而教宗拥有确认选举的权利，这大部分只是个形式问题。

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在教皇国之外，直接由教宗任命教区主教的事已不常见。1829年，教宗良十二死后，在拉丁礼教会中由646位教区主教，其中555位是国家任命的，67位是由主教座堂会议选举定的，只有24位是由教宗任命的。

在当时还处于婴儿时期的美国教会，遵循的是神职人员选举主教的惯例。1789年，教宗庇护六世承认了巴尔弟莫的若望·卡诺尔(John Carroll)为美国第一位主教，认可了地方神职人员选举主教。

在十九世纪中叶，拿破仑发动战争，泱及欧洲，导致民族、国家常与教会敌对的形势，于是教宗开始强调直接任命教区主教的权力。到1975年，在拉丁礼教会服务的2000多名主教中，有不到200位主教是由世俗政权任命的，不到20位主教是由主教座堂会议选举产生的，其余所有主教则是直接由教宗任命的。

今天，一些欧洲的教区，仍然保持由主教座堂会议选举主教的权力，但若望·保禄二世领导下的梵蒂冈，没有领会他们的愿望。比如，1988年在德国科隆( Cologne)教区，若雅敬·梅斯内尔(Joachim Meisner)被祝圣为主教，以及1989年在奥地利首府萨尔茨堡(Salzburg)的乔治·艾德尔(GeorgEder)成为大主教等。

根据梵蒂冈1972年所颁布的规例，在新主教人选呈报罗马之前，首先应征求当地神父、会士以及平信徒的意见。然而，向教宗呈报的候选人名单，须由宗座大使起草，教宗则有权自由从此名单中挑选，或任命其他的人。

若望保禄二世忽视地方参与的作法，引起了争论。例如1986年，教宗委任了一位不知名的本笃会会士汉思·赫尔曼·格鲁尔( Hans Hermann Groer)为奥地利维也纳弗朗兹·科尼希( Cardinal Franz Konig)枢机主教的继位人。这事先未与格鲁尔的修会会长们进行商量；而且也不允许格鲁尔通知他的修会领导人。九月份，科尼希枢机告诉《美国天主教周报》说，当他向宗教大使呈交候选人名单时，却要求他加上格鲁尔的名字。科尼希告诉说：“我说，他还不具备作主教的条件”，但大使说：“这意见是从上面来的”（见NCR，1999年10月8日）。后来，格鲁尔因被指控在当修院院长期间，涉嫌对初学小会士性侵犯，而不光彩地离职。

旧金山已退休大主教若望·奎因(Archibshop John Quinn)在其出版的著作《教宗制度的改革》一书中写到：“从世界各地的证言表明，对现行的主教任命程序普遍表示不满”。奎因大主教认为，由于缺乏平信徒、神职人员、甚至其它主教的有效参与，忽视了梵二会议关于地方教会的教导。另外，这一点还导致了在选举主教时，也只凭正确教义为基础的结果。

奎因还写到：“本来是可以找到既不单纯真正意义上符合传统，而且还赋有判断和想象能力，同时又对新的思想保持开放态度的主教候选人。”

耶稣会弥额尔·巴克勒神父 (Fr.Michael Buckley)，这位前美国主教团主要神学顾问，也赞同要求重新审视现行的主教任命方法。

1998年，巴克勒神父在其著作《教宗首席与主教职》一书中写到；“现代世界的文化运动大都趋于普遍包含和参与责任，体现了早期教会选圣主教的特点；其主要的愿望是要确保教会的独立性。而今罗马天主教会的作法却更多地体现出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化，有时教会便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至于如何选举主教，巴克勒神父写到：“不能仅仅依靠教会法律和惯例”。他说，这涉及到对于教区主教的神学理解及其与本地教会之间的神学关系。

奎因大主教说，美国教会法委员会（Canon Law Society of America）在1973年曾建议，主教选举程序应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教区委员会，10人中应包括神职人员和教友，通过协商提出主教候选人。教区主教可以提出他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并呈交到该委员会。

地区主教应对主教候选人名单进行讨论，但仅限于该委员会名单上的候选人。此名单可报送主教团主席，他（或与主教团某委员会共同）对此名单提出意见，或直接将名单报送罗马。教宗只可从该候选名单中进行挑选。奎因说，直至今日，该建议也未被接受。

（二）

就中国教会来说，教会不能没有主教，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梵蒂冈出于政治原因，不同意我们选主教，是人为的，错误的。在天主的安排下，在圣神的指引下，走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宣传福音的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也是在梵蒂冈被迫下为了福传事业和教友灵魂利益而作出的决定。

在梵蒂冈没有和中国改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坚持自选自圣的原则。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和梵蒂冈某些人总是想让中国改变颜色，想继续利用天主教进行渗透和分化。如东欧、波兰、捷克就是例子。梵蒂冈、美国都公认，东欧变化与天主教在本国的作用有关，他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教会不能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为了宣扬基督福音，则必须坚持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事务上执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

历史证明，在梵蒂冈没改善同中国关系之前，为了中国教会的福传事业，为了教友的灵魂利益，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自选自圣的方针。这就是适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传福音的正确道路。

国外的一些人（包括梵蒂冈的某些人）希望我们的主教由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担任，他们秘密委任一些“地下主教”，这些人多数是先未经罗马同意就被秘密和私自由一位主教祝圣的，有的甚至没念神哲学，有的已婚，他们不但没有受绝罚或反对，反而称他们是合法的有效的，忠贞的。显然这是出于政治原因，这实际上给中国教会的福传事业带来很大破坏和损失。

梵蒂冈和美国是同一个社会制度，但是谈了103年才建交。而中国和梵蒂冈是两种社会制度，中梵之间是“制度之争”不是信仰方面的事。如果中梵建交谈判50年才能改善（这比美国少一半时间）中国就没有主教了，中国教会就要重复历史上的“礼仪之争”，将会给中国教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要接受历史教训，要服从天主的命令，本着“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的圣训，为了在中国推进牧灵福传事业，必须根据宗徒们的传教精神，继续自选自圣主教。并相信梵蒂冈为了改善中梵关系，今后在中国教会自选自圣主教方面会取得共识和妥善解决。

老草

“继续自选自圣主教。并相信梵蒂冈为了改善中梵关系，今后在中国教会自选自圣主教方面会取得共识和妥善解决。”

梦话!

antoineren

不错，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但没有与以教宗为首的普世主教团共融的主教，更没有教会。而在教会之外没有福音和信仰，以“传福音”和以“为教友的利益”为借口自选自圣，是自欺欺人。请问你传的是谁的福音？你又把教友带向何方？保禄说，即使天上的天使下来同“我们”——宗徒们，普世主教团——所说的不一样，你们也不要听，因为那是皮着天使外衣的魔鬼。选举主教不单单是个制度问题，更是个信仰问题——信仰是由宗徒传承所保证的。选举主教制度的历史没有错，但中国的自选自圣，与你所说的恰恰相反，更多的是信仰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自选自圣出来的好吗？中国教友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加入无神论G党的、无信仰的、投机的、结婚的、争权力、为金钱的，应有尽有，只是少有有灵修和信仰的人！地下的主教的确在神学造诣上不高，但自选自圣的高到哪里去了？你能举出多少地下的结过婚而被祝圣为主教的？相反，谁都能举出一大堆结婚或者同居的自选自圣的主教！你们这些御用“文人”们除了会使用谎言和栽赃的本领外，还会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