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信奉新教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德国,荷兰,瑞士、瑞典、北欧五国等。同时这些国家曾经的殖民地(主要是新大陆方面的国家,旧大陆都有自己成熟的宗教体系)现在也以新教为主,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利亚,新西兰等——在经济上都一枝独秀,说它们主宰了世界经济命脉,不算过分。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国家不仅经济上突飞猛进,大有客观,而且在社会福利社会均富上,也做得不错——以至有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原因很简单,在这些欧洲国家,社会最平等,贫富差距最小。国民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失业了也有够用的钱,挣钱多了,就得上交济贫,变成公益,等等。他们的各级政府是由人民直接、自由、公开的选举产生,三权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财政由议会讨论决定,政府向富人高征税,用来照顾穷人、老人和儿童。因此,在政治上它们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在经济上,它们采用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应该叫作“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国也差不多,只不过政府管社会福利的程度不如欧洲,尤其是共和党偏向小政府低税收,更鼓励个人和社会力量的发挥,更多一些自由资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效率更高,经济更发达。现在,有了大半个世纪的实践效果和正反经验,欧洲与美国双方、民主党(社会党)与共和党(保守党)双方,都开始互渗互补、取长补短,开始尝试“第三条道路”。那么,这些新教国家为什么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能保证社会福利社会公平?这跟他们信奉的新教又有没有关系呢?
研究欧洲宗教与经济,我们可以发现:欧洲宗教改革以后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在短短时间内创造了超过全部文明史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空前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现代化过程为什么产生和发展于基督新教国家,后来又在基督新教国家最为发达?对于这个有趣又有意义的问题,百科全书式的现代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从比较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入手,研究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作出了重要的发现。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资本的积累,这就要求资本持有者把金钱或财富积聚起来,投资办企业,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挥霍无度、吃光用光。用日常语言来说,这个基本条件就是节俭或勤俭,而这正是基督新教要培育的伦理精神和文化气质中很重要的一项。韦伯在谈到基督新教的伦理时说:“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在经济上获利,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这样,基督新教的所谓“入世苦修主义”的伦理,就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所谓“勤俭”,不仅是要把金钱用于投资,还要有真正的敬业精神,而这又正是基督新教伦理的一个基本部分。韦伯曾这样总结“职业思想”同新教的“核心教理”的关系:“上帝允许的惟一生存方式,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因此,“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并且,“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这种“天职”观念,对于需要“分工合作”、“敬业精神”的市场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论及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的意义时,韦伯道:“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并且,“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的意志”。因此,“人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甚至在对付使人堕落的性诱惑方面,“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药方,与用来抵制宗教怀疑论和道德上的寡廉鲜耻的药方一样,那就是‘尽忠职守’”。
按照新教的伦理,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获得上帝赞许,“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只要合法致富不是为个人享乐,而是为履行职业责任,那么就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于是,韦伯总结说:“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徒的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教国家兴起和兴盛的原因,从国民素质这个重要的角度看,是因为基督新教对各行各业的民众所产生的道德影响,特别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基督新教主张,富人只是受托管理上帝的财产,作为管家或仆人,必须向主人交待每一分钱的去处,不为荣耀上帝而为自己享受而花钱是“非常危险的”。富人的责任是像《圣经》寓言所说的忠心仆人那样去使之增值,即投资或扩大再生产。于是,“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这种勤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跟传统宗教伦理鼓励资本积累、扩大投资、分工劳动、敬业精神等更重要的,是“清教的世界观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是它哺育了现代经济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它“反对以财政垄断形式出现的有机的社会组织”,反对由政治特权造成的垄断性资本主义。这对正致力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当今中国,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如何对待财富急剧增加的后果。由于基督教十分强调人的罪性或人性的软弱,所以它必须对付财富对人的腐蚀这一难题。新教复兴的著名领袖、循道宗创立者卫斯理写道:“宗教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又必然带来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怒和对现世的热爱也会随之而增强……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渴望也成比例地增强……难道没有办法阻止这种纯宗教的不断衰败吗?”随之而来的忠告是:尽可能获取,尽可能节省之后,必须尽可能奉献,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恩宠,像《圣经》所言,不在地上积财,要在天国积财。一个人的需要实际上很有限,上帝赐予你的财富,只是由你掌管而用之于人们。因此在西方,像交响乐团、芭蕾舞团、艺术馆、博物馆这类设施,还有大量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残疾人事业,都主要由富人捐钱来建设和维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新教伦理对于这些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于:首先,新教彻底否定了天主教的“圣礼得救”、“善功赎罪”论,认为圣礼和善功对于灵魂拯救是毫无用处的,因此新教把天主教和东正教所规定的七项圣礼削减为两项,这样就使广大信徒能够从各种复杂、繁琐的宗教活动和仪式中解脱出来,从而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世俗的工作与生产劳动中。其次,由路德奠基、加尔文进一步发展的新教救赎观认为,人是否可以得到灵魂拯救,取决于他是上帝的“选民”还是“弃民”,而“选民”的标志就是在尘世间取得事业的成功。因此,人们只有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通过刻苦努力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样一来,就把基督教徒最关心的灵魂拯救问题与人们在尘世间的工作表现和事业成就联系起来,因而有力地调动和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进取性和创造性,使广大新教徒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出高度的勤奋和实干精神。再次,要想取得成功,不仅需要通过勤奋工作来创造财富,而且还需要通过生活上的节俭来积累财富。而“新教伦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大力提倡勤俭节约、严格自律的生活方式,坚决反对豪华奢侈、铺张浪费、讲排场摆阔气的生活作风,主张杜绝一切不必要的花销,把积攒的金钱财富全都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中而不是浪费在奢侈的生活中。新教伦理的这一特点,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精神前提,而且也成为日后西方社会中一切有事业心、有作为的企业家们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与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相比,新教徒通常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进行资本积累、投资和扩大再生产。最后,由于新教还特别强调要让每一个信徒都能读懂《圣经》以便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所以新教徒历来都很重视普及教育。又因为新教徒特别注重现世成就,而要想取得现世成就,就必须具备各种实用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所以新教徒不仅重视教育,而且还要求在教学内容中安排较多的世俗性、实用性的课程。
由此可见,新教伦理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所以近代以来,大多数天主教国家和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显著落后于那些以新教为主的国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都是如此。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中,新教徒在经济上也通常要比天主教徒或东正教徒更为活跃,更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