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父的思考》 山人

快乐的羊

     
     一个神父要如何在当前社会中生活？这是我心中一直思考着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现实生活，我们要用《福音书》给人什么样的希望理由？我们只能“教内说教”地等别人自投罗网吗？福音书中耶稣说：“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谷1：17）这种参与社会生活的主动性能力是否必须失败在俗化物质或金钱权力的控制之中。教会对于自身的认同首先在于对基督福音精神的肯定与认同，而不是祈求一种奴化的适应模式。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决不能沦为主仆性的服务机制，即教会必须适应国家政权，必须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下去服务于国家并不符合耶稣基督教导的“真理”。“真理”的批判性原则在这里并不适用，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具备任何资本可以使自己凌驾于教会之上。相反，教会信仰的理念与思想可以正常的侵入国家的意识，对之加以改良，使之更符合真理的要求。因为，在真理的次序上，国家只局限服务于公平正义及公共的福利，而教会则是服务于真理的教导者。教会先知性的角色在当前社会中必须得到提倡和彰显，一味地萎缩并不能求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反而只会减弱真理本身应该具有的力量。耶稣说：我是真理。（若14：6）所以，我们必须进入真理的思考维度，用《福音书》的精神去纠正我们对生活的认识。　

俄国基督教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在其晚年著作《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中曾说：“宗教不是社会功能之一，而是和社会同步发展。”俄国伟大文学家陀思妥耶夫在他最后也是最优秀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凡费多罗维奇的口，就关于宗教社会法庭和它的权限问题提出了这样的认定：“教会本身应该把整个国家包括在里面，而不应该只在后者中占据一个角落，即使他在目前由于某种原因办不到，那它实际上也无疑应当成为基督教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直接的、主要的目的。”（参阅《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第二卷第五节）国家与宗教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两位思想家几乎都暗示了宗教的超越层面。基督教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信仰性的存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性的存在。中国的无神社会把基督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团体对待，并对之加以领导规范，并在其内实施自己的控制。这就如同拿破仑把教皇从梵蒂冈叫到法国为自己加冕，等教宗拿起皇冠正要给他戴上时，他却一把抓过皇冠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样的骄横正在并没有拿破仑伟大的中国官员身上蔓延滋长。中国思想界对基督教的排斥其实是对传统思想的一种奴才式的维护。唐代韩愈力排佛教，但他似乎忘了正是佛教的传入才在思想上拯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它能继续发展。基督教的传入也是这样，它使中国文化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及思考领域。新教神学家赵紫宸说：“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力可以侵入中国文化之内而为其新血液生命。”

其实，中国对于基督教的需要更重要的在于人的罪性。人是有罪的，而赦罪的权柄耶稣基督只交给了教会，即基督宗教。因此，人要生活，人要在犯罪后还有生活的希望，那一定要求得罪过的赦免。同样，基督教最先强调的是人，是人与神的和好及彼此相互的溶入，因为人是天主的儿女，天主要借人的面孔向这个世界彰显自己的荣耀。在人的罪上，天主是无条件的宽恕，但什么能使人认识并承认自己的罪呢？在这里，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即凡是属于人自己的发明创造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没有天主之子――基督――这“绝对法则”临世，人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罪，也不会认为自己有罪。同样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氏耶夫斯基借佐西马长老之口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能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重新做人。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的儿子所犯的罪孽，他才能对社会，也就是对教会承认自己的有罪。”（参阅《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第二卷第五节）中国当下是被无神论控制的国家，我们既不承认有神，我们也就很难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一切自大的妄为，都成了眼目的贪欲和言语的骄奢。（参阅若望一书2：16）

承德祝圣之后，韩德力神父说：一个大国作出似乎不再需要朋友的行为令世界惶恐，中国到底需不需要朋友？和韩德力神父思考的方向不同，我要问的是中国到底需要的是怎么样的基督教？促使我反省的原因在于，从2010年11月20日“承德祝圣事件”以来，真理不断地在自己面前坍塌，而且，真理在中国教会内坍塌的悄无声息。但是，在社会群体意识上，圣诞节钱云会被碾死事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政府公信力薄弱的已经显示出自己对真理的疲惫。然而，在“承德事件”与“八大会议”的精彩演绎上，国家的操纵显示了他们具有如拿破仑一样意图，主控一切。然而，“天主教八大会议”那几天，在自家国门口，先是“美韩军演”，紧接着又是“美日军演”，中国政府却显示了最大的忍耐与克制。但在针对梵蒂冈羞辱性的“强硬手段”中却显尽了政府企图控制宗教的决心。骗局永远在“政府指责李连贵主教擅离职守，在信教群众中间造成恶劣影响”和“蒋坚永副局长率一会一团新的领导班子赴沪拜见金鲁贤主教”这样的遣词造句上。

在宗教事务上，宗教官员率力亲为的这种干劲让人感到十分困惑：是否在和梵蒂冈的博弈中，十拿九稳、稳操胜卷的结局可以鼓励政府的外交信心？抑或只是国家宗教局有效地利用爱国会成功地忽悠了中央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扶植可以控制的局面，为显示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制造些所谓的政绩？这种物质性的“利益目的”十分可怕，它直接戮害的是真理性的精神，且是不顾一切的。当精神性在自己的世界中遇到这样的难堪，那么希望和绝望就是拥有同样意义的两个词语。只有在“人的私心”被去除的时候，精神才有望获得拯救。而去除私心，恰恰需要的是人性基因内宗教精神的恢复。

                                                                                                               

写于2011年2月1日

                                                                                                                 转载于“山人”神父的博客

快乐的羊

这篇文章够深刻！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深刻地剖析了信仰与政权、信仰与文化、信仰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针砭时弊、力透纸背，直达其本质，读后让人获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