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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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一卷四期 页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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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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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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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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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序言
:
:     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音阳县的大寨大队热闹非凡，几乎每天都有人潮前来参观学
: 习。这些成千上万的人，来自全中国各地，他们不远千里，究竟所为何来？简单说来，
: 他们想要学习大寨农民自力更生，以群众路线克服贫穷落后的宝贵经验，学习大寨农民
: 以「愚公移山」精神改造地形的戡天气魄，以及学习大寨农民大公无私、平等互助的精
: 神。易言之，他们想要学习美国学者赛尔顿 (Mark Selden)在他成名大作〈革命中国的
: 延安道路)(The Yenan Wan in Revolutionary China) 中所揭示的延安发展模式。
:
:     据赛尔顿研究，一九四零年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面临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可
: 是政权非仅没有因此而崩溃，反而根据群众路线的原则，创造出一套发展策略。这套策
: 略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知识分子下乡、大生产运动和劳动互助等等。由於执行这套
: 策略时，通过群众、依赖群众，中共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陕甘宁边区终於挣脱
: 了千百年来极端贫穷和落后的桎梏，而欣欣向荣。不仅为后来的大寨经验立下典范，更
: 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标举了一盏明灯。当然这一套说法随著大赛经验的破产，已经没有
: 几个学者愿意相信。大家都知道大寨经验有假造成分; 倘若没有中共中央暗中给予大量
: 财政支援，则大寨农业增产的奇迹根本不能出现。由此推彼，延安经验恐怕也有类似问
: 题。不过心中虽然有此怀疑，却迄今无人能够提出具体证据。因此只是猜想塞尔顿在评
: 估延安经验时，受限於中共所公布的资料，是否也犯了同样以偏概全的错误?
:
:     检视中共最近发布的文字史料后，发现果真如此。大寨经验背后暗藏著钜额的国家
: 财政补贴，延安经验背后则藏有人神共愤的鸦片贸易。如果当时中共全面禁种、禁运鸦
: 片，则所谓延安经验根本是空中楼阁。因为无论当时中共采取何种发展策略，都必须面
: 对资金短绌的问题; 资金如不能自外输入，就必须从内筹集。单凭群众的理想、热情和
: 奉献，要想彻底解决此一问题，根本是痴人说梦。这种看法诚然是卑之无甚高论，可惜
: 对这麼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我们经常忘得一乾二净。更令人惊讶的是，鸦片贺易如此
: 重要，至今竟无学者加以注意，以致面对今日陕甘宁边区的穷困和落后时，没有一个人
: 能说出所以然来。如果知道「延安经验」曾在四十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制造「奇迹」反而
: 要问：为何同样的延安经验不能在八十年代继续创造奇迹？为何四十年前的盛况不再出
: 现，延安「奇迹」像过眼云烟，从未发生过似的？殊不知时移势变，中共在夺权过程中
: 敢冒大不韪，从事鸦片贸易，却不敢在建国之后继续同样规模的鸦片贸易，致使当地财
: 源受堵，加之外来资金无望，经济发展遂又进入难以克服的瓶颈阶段，所以陕甘宁边区
: 今天仍是中国大陆最穷困和落后的地区之一。
:
:     不过，要证明中共在延安时期曾经大量产销鸦片，或证明鸦片贸易曾对赛尔顿所谓
: 延安经验产生钜大贡献，均非本文唯一目的。本文企图在兼顾这两个问题之余，同时说
: 明种植和贩卖鸦片的决策环境，并对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的过程，不厌其详的加以描写
: 。其次，延安的鸦片经验并非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有一个历史脉络。唯有说明这一个历
: 史脉络，我们才知道延安的鸦片经验和以前有什麼异同，也才知道历史如何在陕北的经
: 济危机中引导坚决反对鸦片的中共走上鸦片贸易道路。再其次，鸦片贺易固然是迅速累
: 积资金的一个途径，但其高额利润是建立在他人的烟瘾之上，并经常会带来贪污腐化的
: 并发症，如果打一开始就不加任何防范，则它所带来的经济繁荣究竟是正面或是负面，
: 实可不言而喻。从此观点看，赛尔顿的延安经验也应该包括鸦片贸易行为的控制问题。
: 由於这一个问题牵涉到延安时期的整风、审干、锄奸政策，而且本身材料极为有限，本
: 文仅将点到为止。
:
:     在进入正文之前，必须先就材料的来源及其处理方法加以说明。材料主要来自中共
: 一九八零年代的出版品，不足之处再补以国民政府方面的情报。不过，因为鸦片贺易是
: 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都是中共方面无意(至少表面如此)之间泄
: 露出来的，其残缺不全，不问可知。其次，所用主要资料尽管是编 重印的原始文献，
: 但由於无法接触到原件，故亦难以确定其可靠程度。就我个人对中共出版品的暸解而言
: ，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当无问题，尽管其中的数字经常出现前后牴触的情形，但其可靠性
: 也不能随便加以否定。据我研究，这些前后牴触的数子，有一小部分乃校对失误所致，
: 其余绝大部分则是将错就错，重覆原始文件已有之误。在我看过的抗战时期中共原始文
: 件中，就有很多类似的错误。这些错误固然和干部的教育水准低落有关; 但是其他因素
: ，譬如币制混乱，物价变动剧烈，通货膨胀严重，以及数字动辄亿计，也都是可能原因
: 。不过，纵使数字出现矛盾，那也不表示这些数字不能使用。因为总的说来，这些数字
: 所显现的延安经济状况相当一致，而本文所最关心的本来就是这些一致现象对赛尔顿延
: 安经验所提出的挑战。如能乘此机会，澄清一下延安的统计数字，那倒是意外收获。
:
:                          二、三年经济危机以及其根源
:
:     一九四一年，根据中共官方资料，延安的小米价格涨36%，比起去年的50%，涨幅少
: 了将近一半，比起前年的8%，则依然是疯狂飙涨。尤其考虑计算的基数，更不容乐观。
: 接下来的两年，情况再度恶化。一九四二年涨 129%，而一九四三年涨107%，涨幅之大
: ， 简直吓人听闻。比起国民政府地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1
: )。在解释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时，塞尔顿强调外在因素，那便是国民党停止提供
: 经费，并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他这种说法不能说错，可是完全忽略了陕甘宁边区经济
: 原有的脆弱体质。陕甘宁边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中共的土地革命虽然消除了农村中
: 贫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但仍然无法造就一个能够单独提供中共所需粮饷的崭新陕北。如
: 果不是中共推行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从而取得大量外援，则单从经济观点
: 来看，陕甘宁边区能否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苦 待变」，实在是莫大的疑问，更遑论进
: 一步支援其他中共地区了。
:
:     关於外界对陕甘宁边区的援助，尤其是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援助，早已成了历
: 史旧闻。塞尔顿也曾提到国民政府的拨款，不过仅寥寥数语，令人不觉其有任何重要性
: 可言。但是从一九八○年以后出版的资料中可以发现，这种轻视态度是完全不了解当时
: 陕甘宁边区经济的落后所致，而且因为有此态度，他一方面高估了由土地革命解放农民
: 生产力而产生的效果，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国民政府全面经济封锁所带给陕甘宁边区的危
: 害。更严重的是，由於不了解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限制，以致令人难以想像，中
: 共在禁烟多年之后，竟然认为渡过财经危机，必须走回军阀时代的老路，亦即栽种和贩
: 卖鸦片。
:
:     陕甘宁地区从一九三四年中共成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之后就开始所谓土地革命，
: 没收地主所有土地、粮食、牛羊和一切其他财物，也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 根据「
: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加以重新分配。尽管在此过程中，对富农的政策曾因为
: 中共中央红军的到来，而稍微趋缓; 基本上可说，直至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宣布放弃土
: 地革命以前，接连三年都是贫苦农民大翻身的时代，大约有六十万农民获得土地（《星
: 光》，页17-8，20）。至於农民分配到土地之后，是否如中共宣称，立刻提高生产力，
: 则难以证实。无论如何，陕甘边政府当时正忙於应付外敌，对内又何能奢谈经济建设？
: 农民处在战争状态之中，有无余力充分利用分配得来的土地，也是一大问题。在生产力
: 无法大幅提升的前提下，中共又有何办法硬要一般农民负担政府和军队所需呢？所幸在
: 停止土地革命之前，纵使边区地瘖民贫，来自对「阶级敌人」的没收、罚款和「打土豪
: 」所得，也勉强足够政府和军队的开销了（《星光》，页 28）。
:
: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经由「两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这些新来的军队和
: 干部大约有六、七千人之多，均未带来任何粮秣，而必须就地取食。然而此时，陕甘边
: 土共已经打了好几年的土豪和地主，报酬率迅速递减，再想从他们身上压榨出足够的财
: 力和物力，似乎早已不太可能。（《史料》，1 : 69）据中共统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 ，陕甘边区共收入苏票168,694元。其中得自地主和土豪者为87,364元， 为全部收入的
: 51.79%。次年，陕甘边区没收款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大体维持原有水准。在此期间
: ，中共的岁入岁出详情如下：
:
:   收入(元)         没收款           银行借款        盐税和企业收入
: 1935/12    168,694     87,364 51.79%
: 1936     1,187,227    652,858     55%      1,194,016                57,775
:
:   支出          军费              粮食               行政费
: 1935/12    146,150 (133,172) 91.12%
: 1936     2,321,606 1,343,680 57.86%    105,663 4.5%           75,281 3.3%
:
: 资料来源：《星光》，页27，31。数字有误。单位当为苏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
: 分行所发行）。据〈陕甘宁史料〉，卷5，页5，苏票：法币= 6:1（官价）。
:
:     革命之前，尚有鸦片支 的商业，工业则完全谈不上; 经过土地革命，所谓资本家
: 不是纷纷逃亡，就是破产歇业。中共中央来到之后，为恢复地方上的繁荣，还特别废除
: 了一些「关税」和营业税，因此又如何从商业部门设法呢？除了勉强徵收了一些盐税以
: 外，就毫无办法。虽然中共也己想到自己经营企业并发行钞票，然而这些作法显然尚无
: 法满足需要，所以一方面成立西北办事处，整顿「打土豪」的收入，另一方面则提倡节
: 约，企图咬紧牙根 ，渡过难关。
:
:     可是这些办法虽然有效，一万左右军队（加上地方原有军队）的给养却是一个不容
: 拖延的现实问题。没收自豪绅地主的粮食有限，如果要向农民购买，则除非高价，难以
: 获取所需。何况中共财经当局早已一贫如洗。或许从邻近产粮地区进口便宜粮食，是一
: 个解决方案，然而国民政府正厉行经济封锁，不容尝试。剩下的惟一办法只有向老百姓
: 强迫徵收了。其实中共当时已有徵收计划，不过，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均
: 未能执行。其中原因，极可能是知道，陕北的农村早已破产，农民根本没有余粮可供搜
: 求，而从江西的失败更学到一点教训，即民间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不能无限动员
: ，无限动员的代价是人民离心离德，最终会失去整个苏区。在此情形之下，一九三六年
: 二月，中共入侵山西之举就有「东征抗日」以外的现实意义了。中共是想以「东征抗日
: 」的藉口出兵到山西「打土豪」同年五月中共回师时，所带回的是无数物资、粮草和几
: 十万元现金（《星光》，页29-30）。
:
:     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共中央盱衡时局，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反蒋抗日」政策，另
: 外喊出所谓「逼蒋抗日」的口号，希图利用抗日舆论，「逼」蒋中正停止围剿，然后全
: 国一致枪口对外(2)。中共的战略构想相当正确， 可是政府和军队给养是严重的现实问
: 题，适巧此时正值内蒙自治军在日军鼓舞之下进攻绥远，中共乘机一箭双雕，在北向支
: 援晋绥军抗日的口号下，计划派军夺取宁夏的银川。然而国军防范极严，中共不到两个
: 月就放弃了此项计划。十月左右，红二和红四方面军前来会合; 加上迎接他们的红一方
: 面军，三支军队大约有三万人马，聚集在定边附近。由於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甫从缺粮的
: 松潘高原过来，兵丁衣裳蓝缕，面有菜色，尤其寒冬在即，能否安然渡过，实在大成问
: 题。为此，中共中央曾先后考虑攻打安边和汉中筹粮（李维漠，页380-81）。但是计划
: 尚未定案，西安事变就已发生。中共所处的形势大变，必须另谋解决方案。
:
:     西安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陕北实行经济封锁，但一九三六年四月前后，这项禁令
: 已因为中共分别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秘密停战协定而放松，到了西安事变爆发，国民
: 政府的经济封锁更正式解除，中共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因而剧减(3)。 但是经过土地革命
: 和长期的战乱之后，陕甘宁的人口最多不过六十万（《史》，1:123）。 人民渴望休息
: ，中共亦无法大肆兴革，而只能依靠过去节余和外来援助勉强渡日。所幸到了一九三七
: 年春天，共产国际送来「钜款」(4)。 不过，无论送来多大的赠款，总有用尽的时候。
: 芦沟桥事变和随后爆发的八一三淞沪战争则为中共带来新的转机。当时国民政府为全力
: 抵抗日军侵略，而不得不接受中共起草的共赴国难宣言。根据此一宣言，中共名义上承
: 认了国民政府的领导，实际上则仍然保持独立自主和行动自由。至於国民政府，为了赢
: 得此一虚名，却必须提供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三万共军粮饷，亦即后文说到的国民政府
: 协款和拨款。这笔经费由国民政府在西安以法币形式支付，中共取得之后，以其部份换
: 取所需物资，然后连同剩余现金，一齐运回延安。由於前述三万共军几乎全部改编为国
: 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晋北和其他战区作战，并在当地自行发展，致使中共中央的财
: 政负担大为轻减。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可以把得自国民政府的军费挪作政费，而陕甘
: 宁政府则可以继续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从一九三
: 七年到一九三九年，边区政府每年约需粮十二万石，钱一千三百万元，由於这些负担绝
: 大部分靠外界援助，所以老百姓几乎可以完全不用缴税（《史料》1:66-67，123）。
:
:     一九三七年后，边区农民的财政负担主要是救国公粮。救国公粮徵实，为统一累进
: 税性质，收获在一定数量之上才必须缴税，税率则随收获多寡而递增，对穷苦农民极为
: 有利。下表为中共一九三七年至四零年救国公粮应纳税额、实际徵收数目、每年粮食产
: 量，以及农民实际负担在每年生产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
:         税额    实收(石)                产量(石)             实收/产量
:         （石)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 1937    10,000 14,197 13,895 1,116,380   1,260,000       1.27    1.3%
: 1938    10,000 15,955 15,972 1,211,192   1,270,000       1.32    1.3%
: 1939    50,000 52,251 52,250 1,754,285   1,370,000       2.98    3.8%
: 1940    90,000 97,354 97,354 1,526,471   1,430,000       6.38    6.8%
:
: 资料来源：甲栏部分根据〈陕甘宁史料〉，卷6，页152。乙栏部分中之实收，根据〈陕
: 甘宁史料〉，卷6，页13，产量根据同书卷9，页31。又参见同书，卷1，册12，73-74，
: 94-95。据同书，卷9，页123，1937年产量为1,100,000而1940年产量为1,600,000。
:
:     救国公粮由农民自报收获量，经公议核实后，再据以徵收。如上表所示，税率极低
: ，故中共很容易超收。至於农民，则因为负担不大，所以尽管中共并无多徵之意，反应
: 却极为热烈。有些农民本来应该享受免税待遇，也自动前来纳税完粮。正由於中共的需
: 索极少，干部只需要很短的期间就能完成徵收任务。一般说来，徵收任务都是提前一个
: 月就完成的，有的地方甚至三、五天就完成了(5)。
:
: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零年，边区的粮食产量由一百一十万石增为一百六十万石。
: 但人口也由六十万增加到一百三十万（《史料》，1:74，123， 林伯渠说有一百四十万
: 人，恐有夸张），因此农民的生活不可能有明显改善。所幸如上所示，中共向农民徵收
: 的粮食不多，农民不怕缴了粮食之后无以维生。但边区经济仍然无法自给自足，许多物
: 品都仰赖外界输入。一般说来，输出都是农产品，输入都是工业品，由於农贱工贵，质
: 易对边区相当不利；到抗战爆发后，边区对外贸易更出现严重的剪刀差现象；易言之，
: 输入品价格上涨的比输出品快，所以越到后来，中共对外质易的赤字越大。据中共调查
: ，如果不考虑剪刀差现象，一九四一年以前，边区每一个月的入口额都比出口额多约四
: 分之三，边区经济根本无法独立自主。
:
:     至於外在的政治环境方面，自一九三八年底武汉失守后，抗战逐渐进入第二阶段：
: 一方面日本已发觉战争不可能速战速决，必须以战养战，巩固占领区遂成为当务之急，
: 於是大力加强对敌后的扫荡工作。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由於其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丧失了
: 支配性的地位，比较有余力来对付中共的扩展。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战役失败之后
: ，蒋中正了解短期之内不可能再对日军发动反攻，遂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威胁上，当时
: 正在敌后迅速发展的中共自然更成为其全力防范的对象。面对此一恶化局势，中共也逐
: 渐了解国民政府的「外援」不可长恃，而必须大力发展边区的经济，否则，「外援」一
: 旦不来，生活就难以为继了（《史料》，1:74）。
:
:     不过，尽管中共有此觉悟，但在中共一九三九年的全部岁入中，国民政府的「协款
: 」仍高达89.66%。如果加上外界同情中共人士的捐款，则外来支援所占的比率更高达
89
: .89%。一九四零年，国共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加剧，非仅次数大量增加，而且规模明显扩
: 大，但是这一年中共岁入的73.54%也仍然是国民政府的「协款」（《史料》， 6：41，
: 45）。关於外援另外尚有三系列相关的数字，尽管它们彼此不同，但在显示外援对陕甘
: 宁边区的重要性一点上，却毫无二致。第一组数字来自西北财经办事处一九四四年的总
: 结，其详情如下：
:         国民政府协款    外界捐款        商税           其他               
总数
: 1937/10 (华侨为主)
: 1938/9 (411,000)                    591,000        180,000          1,182,
: 000
: 1939    7,900,000+元                                              8,800,
000+元
: 1940    7,260,000       300,000+                                    15,120,
: 000
:
: 资料来源〈挟甘宁史料〉，卷1，页73-74，94-95，卷6，页22。单位为法币，以下均
同。
: 括弧中的数字为总数减去商税和其他两项所得。
:
: 第二组数字也是来自西北财经办事处的统计，不过年代是一九四八年，晚了四年。根据
: 此一资料，外援数目和其在全部岁入中所占百分比如下：
:
:              全部岁入              外援金额        外援占岁入%
: 1937       526,302.45           456，390.01              77.20
: 1938       907,943.31           468，500.00              51.69
: 1939    6,602，909.88        5，644，667.34              85.79
: 1940    9,750，995.31        7，550，855.04              70.50
:
: 资料来源〈陕甘宁史料〉，卷6，页13，427。单位不详，当为法币。据同书卷6，页
32
: ，在1948年，南汉宸曾指出外援约占1939年财政开支的87.5%，1940年约占74%强。故上
: 表数字仍有商榷余地。
:
:     前一表中，国民政府协款和外界捐款被完全混在一起，不知孰多孰少。仅知外界捐
: 款中，至少包括菲律宾华侨捐款、重庆亲共人士赠款，以及中共干部家属汇款三部份在
: 内（《史料》，6:428-29）。以其中数字和此表的一九三九和一九四零年的外援部分比
: 对，发现此表一九四零年的数字仅比前一表国民政府协款加上外界捐款的总数稍低。如
: 果这一结果证明此表所谓外援乃指国民政府协款以及外界捐款总合而言，则关於一九三
: 九年的部分就令人不得不怀疑了。根据此表，中共在一九三九年所得外援总数竟然要比
: 前一表的国民政府协款少二百廿五万元。这到底是何缘故？我们无从解释，但此矛盾提
: 醒我们在使用中共统计数字时，千万小心谨慎。第三组数字来自一九四六年的《陕甘宁
: 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撰写单位应该是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统计表中国民政府所
: 拨发的款项和国内外捐款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可 以之检查第一组数字。谨将这一组所
: 有数字罗列如下：
:
:                 国民政府拨款           国内外捐款         总      额
: 1937/7一12      1,927,672.84            36,254.20       1,963,927.04
: 1938            4,480,157.16         1,973,870.97       6,454,028.13
: 1939            5,000,436.10           604,207.53       5,604,643.63
: 1940            4,997,074.11         5,505,901.69      10,502,975.80
: 1941                    0.00           779,106.20         779,106.20
:
: 资料来源：《陕甘宁史料》，卷6，页428。单位为法币。
:
:     这一组数字和上面两组数字比较起来，明显出现差距，一方面是从国民政府所得远
: 比西北财经处所说要少，另一方面是其他外援金额远比西北财经处所透露为多。我们怀
: 疑，这一组数字是用来对外公布的，其目的在显示中共的朋友「满天下」。其次，在上
: 表中的国内外捐款中，我们怀疑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共新发展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然
: 而，无论以上三组数字如何彼此抵触，也无论这三组数字和我们上文所引中共统计有何
: 矛盾，它们都证实一个现象，亦即外援在此时期中共财政中的重要性极大。
:
:     到了一九四一年，国共关系极度恶化。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以后，两党的关系濒
: 於全面破灭(6)中共不但不能从国民政府方面得到任何「协款」 而且还要遭受国民政府
: 的全面经济封锁，外货由於进入中共地区困难，价格飞扬；陕甘宁的外销物品，不管价
: 格如何跌落，始终乏人问津。最糟糕的是，以往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余力协助陕甘宁地区
: ，此时则因为日军大举扫荡而自顾不暇，反而在精兵减政的政策下送来大批干部，更增
: 加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负担。边区的财政因而进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在这一年当中，边
: 区政府亏空边币11,622,638元(当年税收仅及全年收入的30.77%)，开徵公盐代金和发行
: 公债之后，仍然亏空5,672,699元（《史料》，6:49）。 这是边区财政收支的状况。如
: 果就出入口贸易情形来分析，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入超一千万元(法币)，下半年为此数一
: 半左右，两者合计，全年入超共约一千五百万元。就在这年，中共开始发行边币，发行
: 之后，边币即因此巨额
: 入超而价格大跌。以延安市的物价指数来说，如果一九四零年十二月是一百，整整一年
: 之后，就变成 884.2了；换言之，边币一年之中共跌了将近七、八倍之多。这一通货膨
: 涨的现象，尽管对处於自然经济之中的一般农民影响不大，但对政府和军队却压力极大
: 。面对物价的上涨，商民更是感觉缺乏保障，於是纷纷拒用中共发行的货币，而另外改
: 用比较稳定的法币。这造成边币的进一步贬值，严重损害了中共政权的威信(《史料》
: ，4：172；5：33）。
:
:     一九四二年，整个边区的的通货膨胀情形似乎转好，物价只涨了三倍稍多。一九四
: 三年的情况似乎更好，只是接近三倍（《史料》，4: 172）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上涨的基
: 数，则情形不容乐观。关於一九四三年中共的财政困难，毛泽东曾有如下描述：他说在
: 最严重的时侯，「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靺，工作人员在
: 冬天没有被盖。」（《史料》，1:1）如何渡过难关。军队中有人主张「打出去」 也就
: 是说，放弃陕北根据地，另谋发展。毛泽东的答案则是自力更生，一切自给自足，开展
: 大生产运动，各部队和机关都要大事生产。其实，他迅速了解农业投资的报酬远不如商
: 业；为了渡过难关，他更确定商业为主、农业为辅的政策，准许各部队和机关单位大做
: 生意。不过，无论经营商业也罢，从事农业也罢，都需要资金。在当时一无外援的情形
: 之下，中共如何筹措这一大笔资金？有人主张量入为出，如果没有办法，就连筹措也都
: 不必了，乾脆削减开支项目。换句话说，就是根本取消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则坚持量出
: 为入，既然生产资金是一定需要的，那麼就排除万难加以筹集（《史料》，1:2-3 4
:9
: 何干之，页255）至於如何量出为入，无中生有，毛泽东究竟有何锦囊妙计？他用什麼
: 办法来解决中共面临的经济难关呢？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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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


    一点疑问


    首先有一个疑问是长久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战争时期我军的后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内战时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抗战时期呢？那时搞了统一战线，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据地大多都很贫瘠，难以想象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军队和工作人员，此其二；抗战进入相持以来，我军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过去才勉强打几仗，唤为“反扫荡”，更谈不上去收复日军侵占的失地，获得可观的物资补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还是很大的，据说八路军每个指战员每天要有5分钱的菜金、1斤半粮食，此外每月还有战士1元、干部2元的津贴。到相持阶段，我军在各处扩编已达几十万人，再加上干部、工作员、民兵等等，少说也得百来万吧。即使是最低消费，每个月总得开支人头费不下数百万元，粮食数千万斤吧。这些如何解决？有人说不是搞大生产吗？比如南泥湾... 打住，南泥湾的产量我去查过了，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难道我党人士真乃特殊材料制成，不吃不喝居然也使得革命不断壮大乃至最后胜利？近来看到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发现“土特产”——大烟对于革命实在是功莫大焉。


    我党我军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 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那篇文章俺没有看过，最近看了一些网络文章，又到超星上调出了《谢觉哉日记》和部分民国档案文献等资料加以印证，略微查到一点蛛丝马迹而已。


    一、老红军干部的回忆


    有一位署名晓庄的曾在网络撰文提到采访一个陕北老红军的故事。该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谈起改革开放后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抗战时期种下的祸根。


    据这位老干部回忆， 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 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想想上面的数据，每亩平均产量不过二三十斤，也委实低了点，这说明开荒的土地的确不是全种了粮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那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我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在笔者看到《第１２０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曾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时，还一直纳闷那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有何值钱的“土产”可以换来这大批的物资。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顿开。


    二、革命的生意经


    一般认为，从一九四○年冬开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就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老毛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实际上，笔者怀疑，即使国府按原额准时地付给八路军军饷，也是杯水车薪。因为那时八路军已经扩展到几十万人了，国府当然不会按这个数字给钱吧。那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老毛情急之下，将南汉宸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氏掌印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扭转了边区的财政窘境：


    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 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让老百姓把手里的粮食“自愿”地交上来。例如有些地方志或文史资料中曾写道：“群众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这真是绝妙极了。


    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笔者在《谢觉哉日记》中曾看到一些有关盐品买卖的有趣记录。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经营”。 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老毛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 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老毛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著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 建国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之职。


    三、外人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 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彼得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老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著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它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


    四、国民政府挡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六、《谢觉哉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的报道或者外国人的记载，那么在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老先生的日记里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谢老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


    1）“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


    2）“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贷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


    3）“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


    4）“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


    从谢老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谢老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2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党让种的咧。”


    七、“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


    在国内，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来网上有人撰文，揭出张思德原来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在烧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也不难理解，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 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只可叹的是，烧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还让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也真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八、简评


    这些东东过去在公开出版的书中当然是绝对禁止出现的，有关的记录均被删改无遗，几乎难寻其踪，恢复事实原来的面目难上加难。而且，长期以来的宣传，往往对为数不少的人造成一种“洗脑”效应，即不愿承认过去以来的某些客观存在，浮现在脑海里的总是教科书本上灌输的那些东西，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我们就不说了。但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多少总要对过去有个客观的交待，不要再贻害子孙后代吧。就事论事，面对以上曾被尘封的历史事实，回想过去传统教科书里经常抨击某某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种售大烟、残害人民、罪恶滔天云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也许就是政治的需要吧，非我等小民所能道哉。


    附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颁布


    一、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


    １、进行烟土经营之行户（以下简称行户），须按期向烟土总行呈请登记交纳营业税，领取营业许可证，在烟土总行监督与管理下进行营业。


    ２、烟土总行将根据实际情形在其他集市设置分行或集市管理员，分别负责各集市烟土税收与营业管理事宜。


    ３、烟土总行得根据集市交易情形，规定一定行户额数，超过规定额数时，由县政府在呈请行户中指定之，其余可作为候补行户。


    ４、合法经营之烟土行户，可取得下列收入：


    （一）介绍成交，可按买卖各给三分红利。


    （二）可按代收烟土税总收入百分之十作为酬金。


    ５、总行得考核各行户营业收税及执行法令之情形，予以适当奖惩，必要时并可撤消其营业权限，由其他候补行户的补之。


    三、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


    １、购买烟土人须首先向烟土总行或其代办机关举行登记，并取得许可证始得购买烟土。


    ２、购买烟土后，即由经手交货之行户收纳烟土税后始准出口。


    ３、不经买卖，而系直接出口之烟土，应先到纳税机关缴纳税款领取税单，始准出口。


    四、税率


    １、烟土税率暂定征收按售价百分之十五征收之。


    ２、购买烟土人如以银元黄金购烟土者，按百分之五征收，但只准在总行或其指定机关换兑。


    五、罚则：


    １、烟土行户买卖烟土后，低报烟土价格因而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纳款外，处以应缴税款二倍之罚金。


    ２、购买烟土人，于购买后，实行走私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外，另处相当于纳税额二倍之罚金。不经买卖关系走私漏税者，其处罚适用于购货走私办法。


    ３、通过非法行户（即未领取营业许可证之行户）买卖烟土，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纳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四的罚金，非法行户，依情节轻重，处五千元到两万元的罚金。


    ４、不经烟土行户，私人买卖烟土者，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补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五的罚金。


    六、提成：


    １、缉私人员及脱离生产之其他工作人员，查获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者，应按所得罚金百分之十奖励查获人；但每人每次不超过一千元。


    ２、商民行户群众发现有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事项者，有向烟土总行报告之权，因报告而查获者，以所得罚金百分之二十作为提奖。


    ３、处罚权限属于县政府或烟土总行，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得自行处罚。


    七、本办法经水东办事处批准后公布施行。


    （按：“淮太西”县系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隶属于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该专区又称水东专区，因地处新黄河以东。本办法第七条所称水东办事处，即指此而言。这个录自印发之油印原件，是当年解放区种植鸦片的铁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