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拳：带铅笔眼镜火柴者一律戮杀

牛有财

来源: 环球时报(北京)　

对于义和团运动，我相信很多人和过去的我一样知之甚少（确切的说只知道教科书上的几句评语），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义和团民

义和拳匪盲目仇外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义和团进京，奉旨造反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镇压，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

再说那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

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戕。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

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 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刀枪不入”者先毙于洋枪后处斩于菜市，败亡收场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 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文革赞颂红灯照：“造反有理”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

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愚氓奉旨造反，何日可休？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

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

牛有财

拳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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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城内各处张贴及散发的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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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总督衙门门前，被抓获的拳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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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催毁的教堂。1900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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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牛有财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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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家五口是被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派兵假装对其保护,诱骗其要护送其出城,然后在城外路过一僻静树林时残忍的杀害!

牛有财

山西巡抚毓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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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任山西巡抚的毓贤，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大清国的列位山西巡抚中折腾的最凶，影响最大的一位了。他在位时，不光山西人知道他，大清国的朝野上下知道他，就连许多西方国家也都知道山西，知道巡抚毓贤。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了。
       毓贤字佐臣，属清末汉军正黄旗人，他是一个凶残成性，草菅人命的杀人狂，在官场上外号“屠户”。清末天灾频仍赋税沉重民乱纷纷的社会现实，也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1896年他任山东按察使时，为“使盗风尽绝”，仅在曹州一地两个月之内就用非法的残忍手段处死无辜百姓370余人。虽然“盗风仍未绝迹”，但他却因残忍出了名而受到慈禧的重用，于1899升任山东巡抚，为“庚子事件”种下了祸根。
        那时候，因甲午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和英法联军的劫掠，中国积贫积弱，西方列强在中国已有了很大的势力，不但拥有了沿海港口城市的通商之便，内地各省也都有大量的传教士进行活动，成为清廷的眼中之钉，心中隐疾。而清廷又由端王载漪、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等一帮对现代科技一窍不通，对国际形势茫然不晓的王公大臣们把持着，一味推行仇外排外闭关锁国的愚蠢主张。他们甚至简单地认为把进入中国境内的外国人都杀干净，就能关起门来安安心心地过太平日子了。这样的荒唐主张，却得到了当时“垂帘听政”的慈禧的认同和默许。再说起源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军义和拳，虽然是因官府盘剥过重而揭杆的，在经济利益上本和官府是针锋相对的，但在“仇洋教，灭洋人”这一点上却与顽固派大臣们不约而同，从而就使两者的合作存在了可能性。毓贤就是促成两者合作的始作俑者。毓贤升任山东巡抚后，本来是义和拳的对立面，曾派兵镇压义和拳并被义和拳“击杀官兵数十人”。但后来他看到了义和拳对“洋教”和“洋人”势不两立的态度，就想到利用义和拳来办官兵不好办和办不成的事，于是就改变了态度，出告示安抚他们，称他们为“义民”并把“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义和团的行为就这样“合法化”了，一度时间在山东境内活动时还打起了“毓”字大旗。由此看来，“义和团”这一称谓，其“知识产权”还应归毓贤所有。义和团得到了毓贤的支持，在山东境内很快就膨胀起来，烧教堂，劫掠教民财产，侵犯了教会和外国传教士的利益，招来不满。虽然他后来也在济南杀了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和本明和尚，想缓和同洋人的关系，但各国使节仍以镇压不力为由向清廷施压，慈禧只好让袁世凯代替了他山东巡抚的职务，把他召回北京改派为山西巡抚。全世界的注意力就这样被集中到山西来了。
       毓贤到山西以后，越发变本加厉，跟义和团的关系更“铁”了，甚至自称是义和团的统领，义和团在山西的活动也就更加公开，更加“合法”了。义和团砸毁平阳府的教堂以后，当地官员在上呈巡抚的禀帖上称义和团为“团匪”，毓贤看到禀帖，把呈帖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说谁要再敢称义和团为团匪，就向朝廷上奏章弹劾谁，罢谁的官。这样一来，山西全境的官员们就再也没有谁敢说义和团的不是了。毓贤还与朝廷内的载漪和刚毅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他们向慈禧表忠心，他说“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后世无愧。”慈禧听到这话，通过大太监李莲英对外放话说：“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毓贤听到这样的话，无异于服食了鸦片，更加“兴奋”起来了。
      毓贤索性真正地当起了义和团的统领，他命太原的铁匠精制钢刀数百把，刀上还镌刻上毓字，把义和团的几百名“拳童”召进官署，发给他们钢刀和食品、银两，还亲自给他们训话，鼓励他们“仇洋、仇教”，最后又把他们送出官署，让他们去行事。这些人上街以后，见教堂就烧，见洋人就杀，就这样，太原的义和团在全国开了杀外国传教士的先河。太原城内最大最华丽的教堂倾刻间化为一片火海，毓贤不但不叫人们救火，还在官署内登高观望，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呼“天意也！”省城一乱，全省皆然，北至大同，南至临汾，处处举火，处处杀人。后来到了见外国人不管男女老少就杀的地步，甚至连本国的信教群众也被称作“二毛子”而不能幸免，还有的人仅仅因为被怀疑是“二毛子”就死于非从命，一时间三晋大地人人自危，暗无天日。
        省城太原，从大教堂中逃出来的一个英籍教士对操刀欲杀他的义和团兵勇和旁观的人说：“那一年山西闹灾荒颗粒无收，我们曾拿出数万两白银来赈济灾民，救活过好多人呀。你们饶了我吧。”当时近乎疯狂的团丁哪里能听得进去！手起刀落，教士身首异处。一个外国妇女抱着小孩跪在路边哭着说：“我是个医生，治好过不少人的疾病，请你们放过我们母子吧，我对你们是有用的！”话还没有说完，有一个兵丁就用棒子把她打倒在地，又把母子二人都投入火中活活烧死。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把一个教堂中的中外修女二百余人赶到当时桑棉局的大院里迫令她们退教。见她们不从就先把为首的两个杀掉，用碗盛上血逼着其他的人喝……一开始，还有外国人躲到巡抚衙门来求毓贤保护他们，毓贤就答应了，最后看到再没有来的了，毓贤就把躲在巡抚衙门的三十多个外国人都杀了。据说，当时在山西的外国人没有一个活下来的。毓贤在那几天上奏朝廷的奏折上有这样的话：我设一巧计将山西的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女洋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下，及查得，已死……真使人不忍卒读。那段时间，山西全省共杀害外国主教3人，外国男女教士130余人，本国信教民众一万多人。事后为此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计四百余万两白银。
         山西的恶例一开，义和团的过激行为很快就波及到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其他省份因没有巡抚参与，为害不烈，但北京城内却因有载漪、刚毅等积极支持，乱得不可收拾，甚至闹到了攻打外国使馆，杀害外国使臣的地步。授人以柄，终于把八国联军给招进来了，无奈之下，清廷仓皇西逃。
       毓贤的愚昧的残忍，不仅把大清国推向了险境，更把自己推向了绝境.        1900年9月，慈禧挟着光绪皇帝逃亡到太原时，毓贤在北门外跪接。慈禧把毓贤叫到她的轿子跟前说：“你多次在我面前夸义和团多么能耐，多么可靠。这下可好，连北京城也给我弄丢了。虽然我知道你也是一片忠心，可是洋人对你恨之入骨，为了遮人耳目，我怎么也得给你点儿处分吧。”毓贤磕了九个头之后诚惶诚恐地回答说：“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臣已预备革职受罪。至于义和拳之败，乃由彼等不守纪律，扰乱治安，虽不俸洋教者亦杀。”表功推罪也不看时候不看地方的毓贤马上就被慈禧革职了。慈禧在太原滞留期间，知道八国联军是不会放过毓贤的，就又召他谈了一次话，谈话间曾说出“现在棺木的价格也贵了”这样的话，意在暗示毓贤自杀谢罪，免得她难堪。但毓贤却没有听出弦外之音，没有理解慈禧的良苦用心。随后，为在洋人面前“争取主动”，慈禧就将毓贤判了个“发配极边，永不释回”，其实还是想保他一命。可是，因为毓贤杀外国人太多，积怨太重，八国联军哪能放过他！当李鸿章等人奉慈禧之命到北京与列强议和时，洋人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严惩罪魁。而且特意指出山西杀洋人为各省之最，一定得将毓贤杀掉以示谢罪。那年12月，毓贤在发配新疆途中行抵甘肃时被执行死刑的圣旨和负责监斩的德国人追上，在兰州被处决。斩首后，人们还用“白洋磁盆”盛毓贤之头请德国监斩官验明并拍照证实，以便回北京向联军首领交差。
       毓贤其人虽然残忍至极，但并不贪婪，虽然为官多年，家中并无太多积蓄，以至于他发配新疆上路时，家里竟没有富裕的银两和好的衣服给他带，落得在兰州死后，连一身殓尸的新衣服也没有。由于毓贤的行为代表了当时为数不少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利益和观点，再加上他的“廉洁”，山西境内拥护毓贤并为他喊冤的也大有人在。毓贤死后山西还有人建祠堂供奉他，后来大清当局怕招来外国人的非议再惹麻烦，就勒令拆掉了。活动于那个历史时期的太原举人刘大鹏就是一个“保毓派”他在1901年4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毓中丞贤被杀，晋民咸以为未然，有言有人代中丞死者，公仍来晋，暗行保护山西者；有言杀公之信假而非真，全系谣言者。总之，三晋人民不忘公德也……”刘举人为此还赋诗一首云：“伟躯殂谢在兰州，碧血涔涔遍地流；正气凌霄弥一代，忠魂摇曳逼千秋；黎民堕泪真无限，青史垂名永不休；西向感伤贤大吏，晋阳保障孰堪侔。”诗中对毓贤的颂扬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