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辜鸿铭们为何如此憎恨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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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怀抱的控诉书——从《为吾国吾民争辩》看官绅的反教情绪


1891年下半年，在长江中下游数省沿江通商口岸，发生了一连串的袭击教堂、抢劫教堂财物、甚至杀死教士的反教事件。史称“长江教案”。事后查明，这起反教事件乃由当时的秘密会党哥老会操纵、意在抢劫财物兼与清廷为难。“长江教案”牵连甚广，除了教会财产损失严重外，事发府县的地方官也有多人被罢黜，更有不幸卷入现场的中国平民被官府借人头以图尽早平息争端、向朝廷和洋人做交代。

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据此事件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为吾国吾民争辩》，于同年刊载于《宇林西报》上。从“长江教案”被捕嫌犯的供词上可以看出，他们选择攻击教堂的动机并不带有人们所假设的排外仇教动机，仅仅是在利用当时特殊的形势谋取暴利而已。但辜鸿铭写的文章却完全抛开了事件的基本事实，将其渲染为中国人民憎恨传教士的一次发作。可见辜鸿铭的文章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以教案为媒介，表达一种对于外国传教士乃至所有外国势力的愤懑情绪。下面我们针对辜文中的有关线索，结合相关历史材料，来探讨一下以辜鸿铭为代表的那部分中国人何以对外国传教士如此“憎恨”。

一、教堂中集合了一批“弃民”

首先，针对传教事业旨在提高民德的观点，辜鸿铭提出了反驳：“如果只是接受现代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基督教形式便能有助于人们提高道德水平，使其变得更好和更高尚，那么人们一定会想到该民族中的那些最优秀分子——不可否认，在中国仍然存在好人和高尚之人——将是最愿意被吸收入教者。但事情果真如此吗？……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只有中国人中那些最糟糕、软弱无知、贫困堕落之徒，已经或能够说皈依了基督教，除了这些人之外，传教士们还吸收了谁？”

放下辜氏反驳的逻辑谬误不谈，我们这里只关注辜鸿铭这里所引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外国教会刚刚登陆中国时，首批加入教会的中国人，素质普遍不高。“明清两朝教民的职业以小手工业者、挑夫、园丁、木匠、剃头匠、学徒及鳏寡孤独者为主，他们也是官方界定的人口构成中游民的主要来源。” 而据中国著名学者陈垣所作的“南京教案”里中国基督徒身份调查，除两名修士外，其余皆属于社会最边缘、最底层的人士。

到了清末，外国传教士挟坚船利炮而来，在中国内地更是大肆招收信徒，几乎是照单全收，来者不拒，甚至利用种种优惠措施吸收民众入教。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除了地位寒微之外，品行不端者也多在教会。在当时主事官员的上报奏折中经常可见到对不法教民的描述。如：

入教之人，素日多非善类，有符可护，任意妄为，邻里被其欺凌，绅民交相嫉恶。（江西巡抚刘坤一的奏折）
入教者皆非安分之徒，遇事籍有洋人为之出头包庇，平时则横行乡里，无恶不为。（英桂致总署的信）
中国莠民每恃进教为护符，作奸犯科，无所不至。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童，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籍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郑观应：易言，卷下，论传教）

由此可知，教民素质低下带给社会很大的困扰，也影响了教会的声誉。使教会在国人眼中，几同藏污纳垢之所。但我以为，单纯从个案来看待官府对教民的厌憎以及由此而对传教士的憎恨是浅薄的。教民之所以遭到官府的抨击，原因不在于其作恶，而在于教民受庇于教会，游离于官府的控制之外，从而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势力，使官府难以措手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一般人难以避免的被官绅欺凌讹诈的命运。比如：同治八年安徽建德发生的一起由退佃争鱼等事引起的绅民纠纷案件 ，就是由于其中牵涉到教民，结果由地方教士上报法国使馆，再由法国使馆直接与两江总督交涉，才得以推翻重审。受害佃户若非教民，依照中国官场习气，就极有可能成为官绅联手陷害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是教民的身份而不是他们的行为才令他们被社会不同利益阶层的人士一致痛恨的。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中国官场素有借道德名义抹黑异己的癖好，往往为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不惜夸大其词、以偏概全。我们不能否认，由于教会传教策略的问题，当时教民中的确存在不少屑小之徒。但是，仅凭官方文件的一面之词，就以为教民只是由于其品行不端而遭人嫌恶显然也是不谙中国国情的表现。

二、传教士损害了中国文化的根基

在《为吾国吾民争辩》中，辜鸿铭除了质疑传教士在提高民德方面的价值外，还对传教士所宣称的传教乃为开启民智一说提出了反驳。他宣称：“中国的传教事业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识运动，任何不厌其烦地浏览过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愚昧的东西，就很容易相信正是这些愚昧的东西，使得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实在看不起外国人。”但他的目的显然不只在嘲笑传教士所宣扬的教义充满迷信色彩、与传教士们所攻击的某些说教半斤八两而已。他在嘲笑过后，紧接着写出了下面这些文字：“当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看到这些愚昧的东西正被强加给中国人民：一方面伴随着传教士的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另一方面又经由某些外国政府炮舰的威胁时，他们便不得不憎恨外国人。这不是一般的憎恨，而是只有那些看到他们作为至高至圣的东西、那些属于民族国家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诸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优雅都处在无法挽回的损伤和破坏的危险中时才有的憎恨。这，让我在此指出，就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恶外国人的根源。”

此一段话读来惊心动魄，令人真切感受到辜鸿铭写下这段文字时的激愤之情。辜鸿铭学贯中西，但最终服膺儒家，终生不悔。可以想象，当他写出“那些属于民族国家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诸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字和文学的优雅”时，心中所浮现出的当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独有的温柔敦厚、谦退雍容的特质。当这滋养了一代代中国文人心灵的文化即将在一种强势的外来文明面前被人羞辱、被人摒弃、被人遗忘之时，凡受惠于这种文化的人士自然会由衷地感到痛心疾首，愤懑不平。

文化问题微妙而敏感，所涉及的不仅限于形而上的层面，更与实质利益直接关联。举凡因为传教而引发的祭祖、迎神赛会、妇女活动等与信仰相关的事项都会牵扯到很具体的利益得失。而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构成最致命冲击的可能就是它所秉持的“人人受造而平等”的理念。此一观念不仅为共和情绪强烈的新教传教士奉为圭臬，连保守的天主教也不例外。从前面陈垣先生所做的统计就可以看出，连走上层路线的耶稣会传教士在吸收教民一事上也丝毫不看贵族士绅的脸色。由此可见基督教的平等精神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但也可想而知，当人们看到那些游走于街巷的流浪汉竟与达官贵人平起平坐，敬拜同一个上帝时，心中的愤慨与恐慌是何等的强烈。当时的许多反教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对基督教平等观念的抨击。如：

饶州第一伤心人在其天主邪教集说（为辟邪实录所收录文之一）中谓：“君臣父子，皆以兄弟相唤；母女姑媳，皆以姊妹相称。谓世上止有天父、天母、天兄，此外无所尊卑者。虽西洋习俗，而英法诸国为最。”
湖南阖省公檄指教会“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 ”
以精研史地著名的学者何秋涛则责其教权对政权之妨碍。以为“在西欧，设教化王以夺各国国王之权，是无君也。”
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则以普法战争、法王拿破仑三世被俘后，法国军民迅速投降，并废王改建共和，而归咎于法人崇奉天主教，既“无父子之亲，必无君臣之义”。

与平等理念相关联的，就是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妇女的不同态度。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妇女毫无独立地位和人格尊严可言。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这句话除了表达一种对于妇女的蔑视态度外，还提示我们：在古代社会，妇女是要“养”的，由此可见中国妇女的人身依附程度。而基督教基于人人受造而平等的观念，给予了妇女应有的尊严、自由和平等地位。可以说，教会是中国妇女最先享受男女平等的地方。因此，教会对妇女的开放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官绅敌视教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内地学者苏萍考证，晚清“因妇女问题引发的教案在数量上仅次于迷拐幼孩，共有20起，占9.9%” 台湾学者吕实强也说，教会“另一项被中国官绅们所攻击的目标，而且也常为酿成教案重要的原因，为教会对妇女的态度以及妇女在教会的活动。凡男女共同参加听道、查经、祈祷、交通各种聚会，妇女接受洗礼、教士为信徒证婚、限定教徒与教徒结婚、妇女至教堂认罪、妇女弃家作修女、甚至妇女在教堂服务，无不遭受强烈的反对。甚至猜疑多端，杂以道听途说之词，辗转传播，渲染夸大。” 此一事实反映出，雄性的嫉妒虽是一种天性，但中国的男人由于种种缘故，对于男女关系有着近乎病态的恐惧和提防。

中国学者顾卫民在其著作《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中指出：“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事变，全国大小教案共计约四百余起，大部分集中于19世纪60-90年代这三十年中。” 由此可见教案之频繁。而教案大部分集中于19世纪60-90年代，也正说明教案的发生频率与外国教会进入中国的力度呈正相关。另根据苏萍在其著作《谣言与近代教案》中所作的统计，从1851年-1911年间，重要教案有344起。“在344起教案中，因谣言引发的教案就达202起，占全部教案的58.7%。” 。据我统计，在202起案件中，与文化冲突相关的案件共达80起（包括采生折割、诱奸妇女、剪辫、教堂大门紧闭起疑、诬传教士刨挖坟茔），占39.6%。这仅是根据谣言内容所做的统计。谣言的内容只是一种反教的宣传策略，并不必然等于反教者的真实动机。考虑到1870年之前的教案“几乎完全由官绅操纵并亲自参与” ，而其他民众只是在看到有利可图才加入到反教闹教的行列中去（比如长江教案），这一事实也似乎显示，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官绅是中国社会最坚决、最强悍的反教群体。可怜当时来华的传教士还盼望着能收编这伙人，籍此一劳永逸地让中华归主呢!

三、传教士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辜鸿铭除了籍着反思传教士的在华事业、表达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传教士的憎恨外，还进一步将这种憎恨渲染为普通中国民众的一般情绪：“这，我以为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传教士存在于中国的真正强烈不满的原因。我称之为来自欧美的失业的专职人员这一阶层，他们可以带着中国的弃民、皈依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行其事，无所约束，除了他们纯粹的圣职之外，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这样的事实让我在此强调指出，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在1870年以前发生的教案中，基本上都是由地方官绅借助谣言操纵起来的。这就反映了一个事实：真正的普通民众对传教士并不抱特别的敌意。当时的外国传教士对此也有所觉察。“1891年7月，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在《北华捷报》上撰文指出，中国下层人民对于基督教并无太大的恶感，他们的仇外情绪是被上流社会官绅阶级挑起的。” 所以，辜鸿铭这里其实是在冒用中国民众的名义表达他所属的那个阶层的愤慨而已。对照辜鸿铭这里对传教士指控的事实——“他们可以带着中国的弃民、皈依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行其事，无所约束，除了他们纯粹的圣职之外，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可以看出，传教士激起中国官绅憎恨的原因就是：第一，藐视官府权威，僭越礼制；第二，庇护教民、干预词讼。

礼制关乎国家主权和官员的执法权威，是秩序稳定的象征。礼崩乐坏对于儒家来说是天下大乱的象征，而僭越礼制等级则无异于谋反。而现在，一些远道而来的洋鬼子们（特别是天主教士）入乡随俗，动辄比照清朝官制，给自己设定品级、摆设仪仗。“所到各省，无论有无官爵，动辄与大吏抗衡，且乘座绿舆，仪从喧耀。” 并在与中国官员交涉时，使用平行公文。“径用公文送之巡抚，其藩台以下等官，具有不屑与言之意。” 由传教士不知收敛、大肆炫耀排场而引起的争端，比较典型的有：1861年，贵州主教胡缚理在接到传教护照后，就因为滥用仪制、招摇过市而引发教案 。还有1871年，教士白振铎为一女婴事前往南昌水师营交涉时，也携一绿呢大轿，引起“城廂士庶惊疑，麋集数万”，差点引发又一教案 。

除了比照中国官制自定品级、与大吏相抗衡外，外国传教士另一项很不得人心的举动就是喜欢替教民出头打官司。传教士来华后，无论从宗教利益出发，还是基于对中国司法公正的不放心，都促使他们非常关注涉及教民利益的案件审理。贵州主教胡缚理就经常出入官府，为教民的官司说项。他的一位同事对此评价道：“当地许多人礼拜上帝，但几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追随当时的社会潮流。他们以为，有了这个宗教，便可以免于被人侵扰。在诉讼中，教士与主教，将为他们有力的保护者。” 从这一报告中可以看出，传教士干预词讼俨然成为教会吸引会众的一种手段。

正是由于传教士喜欢越俎代庖替教民出头讨公道，以至于许多中国人把教会视作庇护所。中国当时的民众几乎没几个人是出于信仰入教的，全是为了谋求自己切身的利益和安全保障。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固然可以认为传教士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中国主权，有些干预行为及其使用的恶劣手段甚至严重背离了传教士所应有的操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意识到，中国传教事业中所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病态社会的表征罢了。如果中国的民众不是那么贫苦、不是那么被人欺侮，如果中国的官员都能够清廉公正，传教士何至于如此频繁地干预世俗事务？既将人引入了教会的大门，教民遇到事情时却又袖手不管，这难道比干预词讼更合乎基督教精神吗？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辜鸿铭在《为吾国吾民争辩》所表达的感情，与其说代表了中国人民，不如说代表了一个没落中的特权阶层而已。从其文辞的尖锐和情绪的愤慨，我们能体会到，传教士的在华存在及其活动对于中国官绅所造成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他们摧毁了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安身立命的根基，进而威胁到他们的根本利益。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士大夫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成功地在一个封闭社会里维持住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现在，一种异己的势力、一种迥然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外来文明的外来文明，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向其长期拥有的独尊地位发起挑战，并且极有可能将其推下宝座，这对那些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儒家士大夫构成了何等的羞辱和威胁，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对于辜鸿铭来说，教案中的具体是非并不重要，他需要的是一个平台，借以向那个外来强权发出一个没落群体所能发出的绝望抗议。

参考书目：
辜鸿铭：《为吾国吾民争辩》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