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往事之"天津教案"追忆

山人

一直在找写这篇文章的心情。每每拿起笔，却又放下，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能真正体会当时年代中人的情绪。翻着史料，看着黑色的字体，我的心情随着字的变化而翻腾，一会为我们中国人抱鸣不平，一会为那些传教士及仁爱会修女忍泪喊冤，一会儿又为大清官员的糊涂满怀痛惜。没有一个固定的心情，所以我想写，却写不出来，或者开了头，却继续不下去！

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一个人的品格取决了他是否能安处于乱世，而一个朝廷的品质却直接决定了当时社会是否处于多事之秋。历史事件的发生必定会把许多人牵扯进去，让他们留名“青史”，被人敬仰，或被人唾骂。发生在1870年6月21日，震惊世界的“天津教案”就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写进了历史，他们之中有平民，有恶棍，有官员，有撒谎骗人的不良教徒，也有含冤惨死的神父修女。本文是我反复读这段历史的思考笔记，现在把它整理刊出，目的不是再去辨究谁是谁非，而是让我们能从回忆中有意识地完成思考，对自己有罪的人性进行一些具有创造性地改造……



陈国瑞

陈国瑞何许人？他与天津教案有什么关系？观教案史料，书中所述往往忽略了这位“大人物”。又者，史书对于史事所记往往过于精当，不留琐语，只及事之年月、地点、起因。结果寥寥数语就化去了人类历史中的一段丑恶与伤痛。可是读史者到此则必须力求之。

按《江南传教史》记载，陈国瑞的家庭出身不明，只知他年青时就当兵。他追随鞑靼名将僧格林沁，不久成了僧格林沁的螟蛉子（义子）。僧格林沁是1860年大沽和八里桥战役的败将。陈国瑞当然也继承了他继父对洋人的一切旧怨宿恨。他住在扬州与淮安之间的大运河畔，他的高级武官头衔使他能豢养一支独特的、由他旧部下和凶悍的盗匪组成的卫队。

1870年4月，陈国瑞来到南京，不遗余力地策划攻击洋人。他和藩台梅启照很友好；当梅担任通州知州时，因虐待属下教友，梅德尔神父与敏体尼领事乘了法国炮舰前往通州逼他订了城下之盟，此举梅启照当然不会忘掉。于是每天从藩台衙门发出大批小册子，其内容即传教士杀小孩的骇人新闻。陈国瑞雇用的士兵还手擎木牌，牌上贴有红纸，写着煽动仇恨洋人的招贴。纸角上还贴有鸡毛，表示十万火急。这些士兵满街满巷的穿梭往来，在小店里，茶馆里，木牌招贴的擎持者向人们诵念、讲解木板上这些煽动性的标语。他们的时间选得极好，因当时正值报考举人，足有五万多名秀才集结在南京。这批考生们最恨洋人，他们成群结队地准备闹事。和尚和算命先生们也乘机出售抵制洋人邪法的符咒，使民更加慌乱；家家户户的门上、墙上以及路头屋顶，都用石灰浆涂上大十字，说是可以制止偷拐孩子的贼匪。

情况越来越严重。神父们便把发生的一切情况报告南京府台，并邀请府台来天主堂察看。新上任的南京知府被马新贻总督选中去视察天主堂。6月11日清晨，知府在好多官员的陪同下，来到神父住院。弄清了事实真相后，知府马上赶去报告总督。马新贻即宣布全城戒严，派遣百余名士兵设防在住院四周，同时派人到处张贴告示，证明教士无罪，严禁散布谣言。

陈国瑞见马新贻机智果断，感到阴谋失败，当天就逃出南京去扬州，又从扬州窜到山东，结集了旧部数百人，然后到了天津。6月21日早上，在他的煽动下，激怒而狂热的群众冲进遣使会神父住院，又冲进仁爱会修女住院和邻近的法国领事馆，两名神父、十名修女、法国领事以及多名法国、俄国的外交官，都在这一天惨遭了杀害。数天后，南京神父得知天津惨案的详情，才认识到陈国瑞为他们安排的是怎样的命运。

观上所述，令我感到惊讶的是，6月11日，陈国瑞还在南京，6月21日他就在天津促成这起震惊中外的惨案。短短十天之内（由南京到天津，按他的行程，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来看，他到天津的时间应逼近6月21日），他如何从一个逃跑者的身份出南京，过扬州，窜山东、到天津立即被任命，攀上被樊国樑主教称为“劣帅”高位？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在天津知府张光藻的私人信函中，丝毫不提陈国瑞这个人，极力回避这项任命，以减少己责。但无论如何，这个曾经被他派去弹压闹事民众的“大帅”在望海楼教堂前挥手，率旧部冲击教堂及领事馆。又在金汤桥上横刀立马，不令拽桥，（此是浮桥，桥拽起，则无人能渡）待凶民尽渡，始扬鞭而去，让在海河东岸的“仁慈堂横遭焚杀”。种种迹象显明，天津教案发生后，张光藻、刘杰等政府官员很快被革职查办并不单单是因为未做到“防患于未燃”。

《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关于此案的结述：天津教案，由陈国瑞一人煽动而成。虽然可信，但，狼不引，何以入室？



谢福音

《益世月刊》第一期，我们选登了《仁爱会修女早期在天津的事业》一文，向读者介绍了孟振生主教于1862年2月22日，带领着四名传教士、二名助理修士和14名仁爱会修女从巴黎动身，于7月2日到达天津，开始了天津的传教事业。“孟主教卒后，传教士等谨步芳武，不敢怠荒。

1869年，天津圣母得胜大堂告竣，谢福音神父在教堂里主持，并有吴文生神父从旁辅佐。按《燕京开教略》所述：“谢、吴二位神父在津传教，大著成效，向化入教者甚多。”天津知府张光藻在给曾国藩门生吴汝纶的信中，对谢的印象是：“谢某忠厚和平”。这印证了樊国樑主教对谢神父的评价：“和于接人、智于处事、人皆乐与之游。”

1870年5月间，“天津地面有匪徒迷拐幼孩，津民疑为传教士主使，于是流言四起，以为仁慈贞女收养孤儿幼女，专为剜眼剖心，炮制洋药之用。6月4日，有土匪多人乘机聚众滋闹。”谢福音神父看出风雨欲来，于是“恳求领事丰大业在中国官方说情，保护在天津的西洋人，领事反大怒，禁止谢神父再到领事馆。”6月21日9时，“街上铜锣大鸣，这是叫人集会，暴徒就涌往得胜圣母堂。”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此时“至堂中搜抄，谢神父伴同他们视察各处，一无所获。二人从教堂里出来，并没有说一句话来平息聚在河边等候命令，准备涌往天主堂的群众。”谢神父见事不可缓，因“他与通商大臣崇厚有交谊，于是与吴文生神父到崇厚那里，请他保护，出一告示，发表刚刚搜抄的成绩，并采取治安必要的步骤。”二位神父回来时，“未受到群众的扰乱，谢神父乃利用暂时的平静，开始诵念日课。”

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一位骑士由许多随从护卫着，在人群中出现，大受欢迎，他大挥其手，指向领事馆及天主堂。这位骑士就是上文提到的陈国瑞。领事丰大业见民声躁起，于是出门想要保护天主堂，在人群中遇到知县刘杰，丰大业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

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二百余名凶手冲过群众，（疑为陈国瑞之部属）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进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边，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

如前文提及，知府张光藻在案发后几日给张汝纶的信中说：“弟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作此等事（指迷拐幼孩，剜眼剖心，炮制洋药）。”人已死，难已成，才作此疑惑，不亦悲哉！假使视察之后，即能安抚民众，而非心存“不干吾事”之念，再力令陈骑士国瑞放弃不法之想，惨祸定可避也！又使张光藻如马新贻，刘杰如知府南京，人间不是又可以少些惨鬼冤魂？

前车之鉴，深省之，后车可不必再覆！观史者仅感于谢神父为主贤劳之忠诚大德。

以善胜恶

谢福音神父、吴文生神父：圣洁的殉道者，光辉的榜样！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 你们欢喜踊跃罢！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 （玛 5:10-12）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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