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22日，中梵签署《梵中任命主教临时协议》，该协议续签了一次，今年也面临是否续签。从新闻报道上看，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希望做些一些修改，而教宗方济各表态希望续签。 该协议到今年也快4年了，是需要认真反思、做个了断的时候了。 从多个角度，我探讨一下与中梵协议有关的林林总总是是非非：
是教宗方济各还是帕罗林枢机主导对华对话？ 几年前，当中梵签署协议那一刻，人们把目光瞄向梵蒂冈，中梵将近70年的冰冻走向缓和，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什么力量产生的结果？许多人认为是教宗方济各。其实，方济各只是签署协议，但最终的谈判却由帕罗林枢机主导。这可以由公开的新闻报道得出这个结果。例如教宗方济各在2022年7月2日与路透社记者普莱拉（Phil Pullella）访谈，从采访记录中能看出，教宗维护这协议并对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所起的作用表示赞赏：“推进这项协议的是帕罗林枢机，他是圣座最好的外交家，一个具有外交高水平的人。他知道如何行动，是对话的人，他与中国当局对话。我相信，他负责主持的委员会尽了一切努力向前推进，寻找出路，而且已经找到了。” 随后，教宗谈到卡萨罗利（Agostino Casaroli）枢机所称的“忍耐的殉道”。卡萨罗利枢机是梵蒂冈东进政策的策划者，与当时苏联集团中的东欧国家进行对话。教宗解释道：“许多人说了不少反对若望二十三世、保禄六世和卡萨罗利的话。但外交就是如此。面对封闭的局面，就需要寻找可能的道路，不是理想的，外交是可行道路的艺术，就是采取行动让可能成为现实。在圣座总是有这样杰出的人物。但推进与中国关系的是帕罗林，他在这方面很出色。”
教廷对华政策的大转变 自从教宗本笃十六世荣休，教宗方济各登基，新教宗方济各可谓刮起了南美风暴，从打破教廷条条框框到教会信仰文化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从相遇文化到走向边缘教会；从年长者文化到设立穷人日；从对性侵的零容忍到心怀人类兄弟情谊。 而教宗委任帕罗林为国务卿后，中梵走向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中梵签署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教宗方济各对地上教会7位非法主教予以合法化并委以牧职。为了其中的郭金才，教廷还特意成立了承德教区。为了表示教廷的诚意，教宗还邀请郭金才和杨晓亭两位地上主教出席世界主教大会，期间教宗还一度哽咽落泪。对于教廷对华的让步之大，连中共的宗教专家们都表示惊讶！对于他们来说，爱国爱党的主教掌握了中国教会的主动权，这是中国外交和爱国会的巨大胜利，以后爱国爱党是中国教会的唯一出路，地下教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抛弃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说教廷对华政策出现了新气象，但中梵双方到目前的接触层级明显不够，仅仅是外长级别，更别说总理主席级别了，这格外说明中方对教廷的猜疑与不信任。 本来，教宗方济各多次表达愿意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以及访华意愿，当时只要中方顺水推舟，相信这是很容易的事。但中方多次漠视错失这些机会。 即便教宗方济各本人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但如果只是教宗的一厢情愿而达不到中梵最高层的会晤以致双方互访，就很难说双方的关系真正的改善以及中国政府的诚意。 就历史上教宗、教廷而言，恐怕这届教宗和教廷是对华最亲善的，虽然表现的近乎天真。今年以来，85岁的教宗方济各因为膝盖疼痛问题而屡屡坐上轮椅，一些访问和活动被迫取消。以教宗方济各现在这样的身体状况，未来的某一天说不定退休就会提上日程。接下来，教廷的亲华政策还能继续吗？这恐怕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重温教宗本笃牧函之四：随时准备作相互尊重及建设性的对话 四、身为普世教会的牧者，我要为在中国的教会衷心感谢天主，因为她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贞地奉献了信仰的见证。同时，出于我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及慈父的爱心，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积极巩固中国教友们的信德，并采用属于教会的方法促成他们合一。 对全体中华民族，我怀有炽热的友情和尊重，非常关注这民族中发生的一切，以至形成了一个期盼：「不久就能见到教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具体沟通合作的途径」。因为「友情因着接触、分享不同境况中的喜乐和痛苦及互补互助而得以滋养。」[9] 对此远景，可敬的先教宗曾说过：「教廷期盼以全教会的名义，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敞开对话的大门，这是人所共知之事。这样，在克服了以往的误解之后，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合作，以谋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10] 我深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关系正常化需要时日及双方的善意。至于教廷方面，始终准备着协商，来克服目前的困境。 事实上，目前此种严重的误会和不了解，对中国政府及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都没有好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引用利玛窦神父在北京说过的话 [11] 申明，「今日天主教会也不要求中国及其领导者给予任何特殊的待遇，它的唯一愿望是恢复对话，以建立互相尊重及彼此深入认识为基础的关系」。 [12] 冀愿中国知晓，天主教会热烈希望再次能按她的专能为中国教友、以及所有中国人民的利益奉献谦卑而无私的服务。 针对中国政府与教会的关系，要牢记梵二大公会议启迪性的教导：「教会凭其职责和管辖范围决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亦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教会是人类超越性的标志及监护者。」又继续：「在各自的领域内，政府与教会是各自独立自主的机构。但二者各以不同名义……为同一人民服务，使他们能完成个人及社会性的使命。二者依照时间和空间的局势越能健全地合作，便越能有效地为公共福利服务」。 [13] 为此，在中国天主教会的使命不是为改变国家的结构或行政组织，而是向人宣扬基督－－世界的救主，在履行其使命时依靠天主大能的助佑。我曾在《天主是爱Deus Caritas Est》通谕中说过：「教会不能、也不应该自己介入实现正义社会的政治角色中。教会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国家。但同时，也不能、不应该置身于为正义而奋斗的范围之外。她应该通过理性的思考置身其中，应该唤醒精神的力量，没有精神的力量正义不会发展，因为正义常要求舍弃。正义的社会不能由教会来实现，而是由政治来实现。可是教会会特别为正义而努力：促使人的理智和意志向善的要求开放」。 [14] 在这些不可放弃的原则下，我们同意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是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的。但同时，当政权不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问题和教律时，我们亦不能就此屈从。政权知道得很清楚，教会训导教友在自己国内要做好公民、对国家公益做敬谨及积极的合作者。但是，教会亦同样清楚地要求国家在尊重宗教真正自由的前题下，保证天主教教友能完整地生活他们的信仰。
爱国会变了吗？ 只要提到中国天主教，就离不开爱国会的影子，自从爱国会成立以来，这个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自圣的机构就以压迫中国教会、脱离教宗为己任。有人说，签署了协议爱国会的问题就解决了，即便爱国会不会消失，但也变成慈善性质。其实随着协议的签署，爱国会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得以强化，这就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一方面，得到中梵认可的主教自身得加入爱国会且在祝圣或就职时得公开宣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教义的缘故，教廷直到现在也无法认可爱国会。 2019年6月28日，梵蒂冈发布《圣座关于中国神职人员民事登记的牧灵指导》，就所谓中国当局要求神职人员进行登记，否则不能进行牧灵活动这个严重问题作出指引。而登记几乎总是要签署一份文件，声明接受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一方面，圣座无意强迫任何人的良心。另一方面，如果申请人在签字时以书面的说明或者口头上表达都问题不大。但事关信仰的重大问题，怎么感觉这是事实上的掩耳盗铃呢？此举很容易造成大量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但签署，甚至自诩自己明智。但如此下去，背教似乎都不是问题了。当然，《指导》继续说，就圣座而言，将继续就主教和司铎的民事登记问题同中国当局对话，以找到一个不仅尊重中国法律且尊重天主教教义的登记程式。 中国教会的分分合合 确实，自从中共在大陆掌权后，出于对教会的愤恨，外籍传教士大部分被驱逐出境，少部分被监禁。大部分坚持正统的主教和神职人员被捕被监禁，政府接连展开三自革新运动以及后来的爱国会成立，真正的教会陷入静默，成为地下教会。教宗庇护十二世的三道通谕为中国教会指明了方向，中国教会因着外在中国政府的干预由合一走向分裂。而那些拥护三自革新和爱国会的继续享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虽然从时间上来说相对比较短暂。那是因为十年文革浩劫，地上教会并没有幸免由中国最高领袖发动的打倒牛鬼蛇神运动的摧残。改革开放后到中梵签署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前，中国教会实际上仍然是个分裂的教会，有俗称的地上和地下教会之分。地上教会的主教因为自选自圣而招致只有教宗才能赦免的自科绝罚，地下教会因有教宗赋予的特权而继续信仰的传承。许多地上的主教因心里的不平安或托人或主动请求教宗的宽赦予以合法化，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到教宗本笃十六世也都依据每人的个案而仁慈的对待了他们。教会有走向合一的可能。但是，由于北京的作梗，又陆续祝圣未经教宗任命的非法主教，甚至教宗直接宣布予以绝罚，中国教会再次品尝分裂的苦果。中梵签署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后，教宗方济各对地上教会7位非法主教予以合法化从而结束中国教会几十年以来的与普世教会的分裂局面。虽然如此，但中国政府从南到北不断的以强权的角色驱动的神职转化运动却让中国教会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神职人员与信众出现严重的撕裂现象，何来的宗教自由？这岂不成了政府办教嘛！
地下教会何去何从？ 地下教会，一说正统教会或忠贞教会。实际上，自从中共在大陆掌权以来，地下教会为了忠于教宗、忠于教会、忠于信仰，不仅仅延续传承了教会，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见证也必将载入教会的史册。教宗本笃牧函提到：有些主教因不愿屈从对教会生活的不当控制，且为了完全忠于天主教的教义和伯多禄的继承人，被迫秘密地接受了祝圣。秘密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当迫切渴望维护自身信仰的完整性、不接受国家机构干涉教会切身生活时，牧者和信友们才这样做。为此，圣座期望政府也能给予这些合法的主教所必要的法理方面的承认，使所有信友都能在自已的社会环境中自由地实践信仰生活。 但是，问题来了，本笃牧函后地下教会的神职没有受到国家政权的法理承认，宗教自由不见踪影。中梵签署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后，中国的宗教政策不但地下没有放松，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不准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领洗、进教堂和参加主日学。那地下教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实在是一个涉及教会生死存亡、涉及个人良心的重大问题。看看协议签署后的两个实际例子：汕头教区庄建坚主教被迫让位给黄炳章主教；闽东教区郭希锦主教被迫让位给詹思禄主教。合法的让位给遭受绝罚的，还美其名曰是按照协议的操作，最后的结局是郭希锦主教宁愿被打压也不加入爱国会并辞去主教职务。这是悲剧，真正的悲剧，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看看现在的这股逼迫浪潮已经扩散到河南省和河北省。新乡教区张维柱主教被捕后坚持信仰而下落不明，其神职班被解散遣送回家。在保定很多神职人员被逮捕的情况下，保定教区更是戏剧性的由安树新主教主动配合政府发出所谓具良心逼迫式的牧函，保定教区现在面临一股逆流，一种虚伪的政教合作对正直良心的摧残。这不得不让人警醒，保定是地下教会的重镇，其灵魂人物范学淹主教一生为了忠于信仰反对爱国会而不惜舍身致命，范学淹主教为信仰牺牲的精神曾引领中国教会数十年，成为全国各个教区的标杆。
重温教宗本笃牧函之七：教会团体和国家机构: 在真理和爱德中生活的关系 七、上面提到的令人痛心的局势，就是信众教友和牧者们都被牵扯到强烈的冲突中（参见第六号）。经过仔细的分析后，发现到在导致这状况的各种原因中，若干机构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他们被强加在天主教会团体之上，俨然成了教会生活的主要负责者。事实上时至今日，一个团体、个人或者宗教场所是否合法，或正式（Ufficiale），仍取决于上述机构的认可。这样，就导致了神职之间和教友之间的分裂。这个状况是由教会以外的因素形成，却严重地制约了教会的步伐，进而产生相互的猜疑、责难和指控：继续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教会的弱点。 与国家机构建立关系是个巧妙敏感的题目：梵二大公会议要我们追随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是极具启发性的。事实上，「基督不愿作一位政治性的默西亚，强权的统治者，[25] 却甘愿自称『人子』，来『服事他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谷10:45）。他以典型的天主之仆身分出现，[26]『已压破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玛12:20）。他承认国家的职权，要人给凯撒纳税，但是也明白地叮嘱人尊重天主的无上权威：『凯撒的，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玛20:21）。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程，为人类赢得了救恩及真正的自由，这样也就完成了他的启示。他为真理作证，[27] 但不愿把真理强加在反抗者身上。他的神国不靠刀剑来悍卫，[28] 为真理作证及聆听真理使这国度建立，仁爱使它扩展；因这爱基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吸引人们来皈依他（参见若12:32）」。 [29] 真理和爱德是支撑教友团体的两个支柱。为此，我曾经提醒过大家说：「爱的教会也是真理的教会，这首先是指服膺救主基督交给我们的福音。……然而，天主子女的家庭若要生活在合一与和平中，就需要有人以真理来保护它、并睿智和权威地辨别是非，领导这家庭——宗徒们蒙召就是来履行这职份的。这里，我们论到了重点。教会是完全属灵的，但是，教会也有其架构，就是宗徒的继承。宗徒继承的作用是在于保障教会，能不断地生活在基督赐予的真理内；藉由真理也得到爱的能力。……宗徒及他们的继承者，是基督交付给教会的真理宝库的权威护卫者和见证人。同时，他们也是爱德的服务者。真理和爱德是不可分离的。……二者是同一恩宠的两面，这来自天主恩宠，是借着宗徒的职守，一直守护在教会内，直到我们此时此刻」。 [30] 为此，梵二大公会议强调「尊敬及爱德亦应延伸到那些在社会、政治及宗教问题上，和我们意见不同，以及作风不同的人身上。我们越诚恳地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方式，就越容易和他们交谈」。但是，大公会议也告诫我们说：「这友爱与和善不应使我们对真理及美善，变成模棱两可」。 [31] 考虑到「耶稣（建立教会）的原意」[32] 充分显示出，某些由国家设立、并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企图凌驾于众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根据道理，教会是「宗徒的」，梵二大公会议也重申了的这一点。教会是宗徒的，「因为它的起源，是『建立在宗徒们身上的』（弗2:20）；因为它的训导，是与宗徒们的是一样的，因为它的体制，是由宗徒们，通过他们的继承人——主教们所训导、圣化和管辖的——他们与伯多禄的继承人共融着，一直到基督的再度来临。」[33] 因此，在每一个地方教会，「教区主教是以主的名义领导托付给他的羊群，而他是以本有的、正权的及直接的牧人身分做的」。 [34] 就国家层面上，只有合法的主教团才能给自己国内整个公教团体，制定有效的牧灵指南。 [35] 上述（由国家设立、并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宣称自己的宗旨为：落实「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36] 与教会道理也是无法调和的。而天主教会按自古以来的信条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 综合上面所述，牧者和平信徒们都要牢记：宣讲福音、要理讲授和爱德事业、礼仪和敬拜活动，以及牧灵上的各种策略，都只属于主教与他们的司铎。他们不断延续着宗徒们在圣经和圣传中传下的信仰。为此，不能接受任何外来的干预。 鉴于这一艰难的局势，许多公教团体成员都在问，政权当局的认可－－为能公开活动，是必要的－－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与普世教会的共融。我深知，这个问题让牧者和教友们的心痛苦地煎熬着。就这一问题，首先我认为义不容辞地、勇敢地维护信仰宝库，和圣事上及圣统上的共融，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表示拒绝与当权者，就教会团体生活涉及民事的部份，进行对话。在不违背信仰及教会共融原则的前提下，教会接受当权者的认可，不见得特别困难。 但是，在获得认可的过程中，有为数不少具体的案例，若不说是经常性地发生，某些机构的干预迫使有关人士要作出一些违反公教徒良知的表态、行为和承诺。为此，我充分地理解到，在这些条件和情况下要作出正确的选择是困难的。所以，圣座在重申了基本原则后，让个别主教来做决定，因为主教，在听取了其司铎们的意见后，能更了解当地的情况、衡量具体的选择、评估给教区团体可能带来的后果。最终的决定，也可能无法得到全体司铎和教友的同意。无论如何，我希望决定能被大家接受，即使为有些人是痛苦的，也希望教区团体能与其牧者保持合一。 期望主教和司铎们，能以真正牧者的心、竭尽己力及善用各种方法，以防止恶表的产生，并要利用机会培育教友们的良心，尤要注意信德薄弱者：大家生活出共融、友爱谅解，避免批判以及彼此的指控。 在这种情况下亦该注意，特别在缺乏自由的情形下，在评估一个行为的伦理道德时，除了所犯的客观行为之外，还应特别了解当事人的真正意图。为此，每件事情必须按其个别情况去考量。
陈日君枢机的抗争 1932年上海出生的陈日君，父母均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陈日君秉承父志成为神父。天生具有正义感的他，自小喜欢打抱不平。“只要是真理，我就会说出来。”陈日君曾坚定的说。 1973年，陈日君在香港圣神神哲学院执教。1989年至1996年间，陈日君每年回大陆教书半年，总共到过七个不同的教区：上海、西安、武汉、河北石家庄、沈阳、浙江省以至北京的国家教区神学院。在七年的生涯中，他深刻地感受到大陆教会的苦况，自此开始积极为大陆天主教徒争取宗教自由。 2006年2月，梵蒂冈宣布，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获任命为枢机主教，擢升枢机仪式在罗马进行，成为香港历来第二位枢机，亦是全球历来第六位华人枢机。 成为枢机后的陈日君，为中国教会做出了大量工作：在教廷中国事务委员会仗义直言；为遭到迫害逮捕的中国主教神父们多次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解读教宗致中国教会牧函文件，旨在澄清并帮助理解牧函内容以及牧函公布以后所引起的困惑、疑问和一些难题；多次公开反对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签订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强烈反对地上地下教会失去原则的合一；在多个国家阐释中国教会苦况等。 在中梵签订协议以后，中国教会陷入了普遍性的沉默，陈日君枢机呼吁大陆教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勇敢发声。 2022年5月，香港警方以所谓违反香港国安法为由逮捕了90岁的陈日君枢机，全球多国政要强烈反对香港当局逮捕陈日君枢机，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香港教区极度关注他的安危，热切的为他祈祷！在逮捕后的隔天，陈日君枢机获得假释。 陈日君枢机是一位先知式的人物，为弱小、为公义、为真理、为中国教会付出良多，值得尊重，我们感谢他，为他祈祷！
是笼中鸟还是官办教会？ 一方面，教宗对于地上教会7位存在各种问题的非法主教轻易的予以合法化，但这些主教们本身并没有做出相称的行动与教宗的宽赦相呼应，甚至做出相反信仰的见证，例如2022年6月29日乐山教区的雷世银主教在主教座堂举办活动庆祝中共建党周年。 看看曾经在意大利叱咤多年的东闾本堂崔新刚神父，戏剧性的在保定主教座堂的讲解中还回顾了他89岁老母亲的亲身感受：“在我经历的时代中，只有现在的中国能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这全托共产党的福”。 看看海门教区主教沈斌在今年两会期间的发言，他倡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不断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加强自我管理，推进依法办教。自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正确认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牢固树立国大于教、国法大于教规、教民首先是公民的普遍认知。要加强自我约束，主动担当作为。深入推进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更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自觉做到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应、文化上融入，促进我国宗教的健康传承。 囚鸟渴望天空，渴望翱翔，渴望远方，渴望属于自己的一切。挣脱牢笼，撤掉锁链，丢掉所有的无所谓。没有翅膀，就重新生长，没有方向，就努力向上。这说的是笼中鸟。作为囚鸟还有追求自由的一面，但大陆的一些地上教会呢？怕是越来越没有骨气，越来越走向政府的怀抱，成为傀儡，变成官办教会吧！
协议四年来的中国宗教政策大事纪 2018年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同梵蒂冈代表团团长卡米莱利在北京举行会谈，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 2018年10月3日，郭金才主教、杨晓亭主教、杨宇神父应邀出席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 2018年12月18日，纪念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60周年座谈会在江苏南京举行。 2019年1月5日，中国宗教局和民政部发布《关于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事项的通知》，解决宗教活动场所的法律主体地位问题。 2019年3月，中国各省、自治区陆续修订出台宗教事务条例。 2021年12月3日至4日，全国宗教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2021你12月20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17号公布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办法》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等五部门联合制定，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除取得《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教，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发布讲经讲道内容或者转发、链接相关内容，不得在互联网上组织开展宗教活动，不得直播或者录播宗教仪式。明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以宗教名义开展募捐。
中美对抗使宗教政治化 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开始，中美自尼克松开启的蜜月结束了，走向了你争我夺的公开对抗。美国本来希望中国经济腾飞中产阶级扩大后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但事与愿违，自从2001年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借助这个平台，将中国发展成世界工厂，利用出口快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以致现在的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经济强大的后果就是军事实力的极大的加强，对外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在国际上坚持斗争路线，联合俄罗斯与美国竞争，形成争霸局面。对内则是中央集权严重，监控无处不在，与警察国家无异，政策越来越左倾，更是搞了四个自信，与代表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主动叫板，打破现有国际秩序，争夺国际话语权，将中国好故事向全球传播。 2020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梵协议公开表达不满，他表示如若续签会损及教廷的道德权威。对于蓬佩奥所发表的批评言论，教宗方济各拒绝与其会面。 在中美争霸的的局面下，大到世界各国，小到国内凡夫俗子，选边站队是免不了的。中美双方必然使出所有资源与对方进行竞争，无论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文化上等。至于中国政府对宗教方面，尤其是除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必然是顾虑疑心重重，从各方面勒紧宗教的脖子，以宗教中国化为名对各宗教进行改造，积极在宗教界开展各种政治学习和宣传，使宗教成为中共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如同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为普京摇旗呐喊侵略乌克兰般让宗教投身中美对抗中。
新冠病毒和猴痘病毒带给教会的变化 2019年12月以来，新冠病毒在中国武汉开始陆续蔓延到全球，形成全球大流行。国际社会为新冠病毒溯源争执不休，直到现在，由于病毒变异不断出现，该病毒在多国肆虐，感染人类几个亿，死亡数千万，何时终结看不到头，有可能影响人类数十年之久。新冠未去猴痘又袭，2022年5月7日，人畜共患猴痘病毒首先在英国出现，随后在全球数十个国家传播，病死率最高达10%，已经形成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论新冠病毒还是猴痘病毒都是蔓延全球的瘟疫，科学越来越发达，却阻挡不了病毒的肆虐，人类需要反省，需要祈祷，需要更新自己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与自然界、与天主要和谐和好。至于搞所谓的盲目一刀切式的封城、封国更是不可持续的害人害己愚蠢行为。看看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况，尤其是中国教会的教堂、祈祷所首当其冲，不论是地上教会或地下教会，总是在政府的命令下经常性长时间的关门。聚集不允许，祈祷、弥撒、圣事都禁止。堪称新形势下的教难。
俄乌战争引发多种危机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决定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实际上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就是战争。俄罗斯不顾国际反对，悍然入侵主权国家乌克兰，截止到7月30日，已造成乌克兰上千万难民流落欧美各国，上万平民死伤，俄罗斯更是将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摧毁成人间地狱。由于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导致数十个国家制裁俄罗斯，以致引起国际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欧美多国更是深陷通胀深渊。普京的沙俄帝国梦导致其把世界从文明倒退到野蛮的丛林法则时代，更是不惜以核武威胁世界。因为欧美多国军事援助乌克兰，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结束，也会持续很长时间。普京看衰了欧美，铁了心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中国与俄罗斯交好，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中国如若助力俄罗斯甚至攻打台湾，欧美必然如法炮制制裁孤立中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苗头若隐若现，和平，人类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战争只能带来死亡和毁灭。当世界各国争相进入军备竞赛，除了军火商大赚特赚，受苦滴血的却是广大人民。 教会方面，教宗方济各想访问莫斯科会见普京，但普京不回应，梵蒂冈与俄罗斯东正教也呈现关系紧张状态，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一世响应普京的论点，呼吁公众支持这场战争，以便俄罗斯能够 "击退其外部和内部的敌人"。他与教宗方济各寻求和平的观点南辕北辙。教宗方济各于3月25日下午5点在忏悔礼仪中把乌克兰和俄罗斯献给圣母无玷圣心，恳求和平之后圣母玛利亚的转祷，愿和平君王速来援救受苦的世人。
在气候危机下，教会需要走上前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8日在柏林举行的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议上警告，“一半的人类处于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的危险地带。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古特雷斯在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上强调：“我们现在正在面临抉择，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曾清楚地表示，教宗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声音之一。他以非同寻常的说服力，在照料天主的创造物上，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合理地履行我们作为人类的使命。克里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受造物的管家，这就是他的教导。另外，由于他在政治上的超然性，不介入日复一日的喧闹、国家冲突等等，我认为他多少可以摇撼人们，让人们在谈判桌前能更加意识到我们共同的义务。”“梵蒂冈虽是一个小实体，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拥有庞大数量的信友，教宗方济各有能力激励各国采取行动；他有能力同时影响许多不同国家的公民，让他们呼吁本国的政府负起责任来，为保护地球做出我们该做的工作。”克里表示：“有鉴于世界的分裂以及两极分化，意识形态和冲突，圣父教宗以特殊的权威谈论我们彼此间的责任感，以及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共同采取的方式。这种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是进是退不外乎：趋于仁，洁其身 中国古代四大圣贤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人在政治上的进退观为中国教会的走向提供重要借鉴，不过，也要扪心自问，在人心不古的环境下，我能成为其中的一种吗？还是自欺欺人呢？：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孔子的做法虽然不同于上述三人，但同样可被视为趋于仁。《论语·述而》中有如下一段话：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求仁而得仁”，不仅是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还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在“洁其身”这一点上，四人的出发点应是一致的。对圣人而言，不仅隐居、求退能做到洁其身，出仕、求进也能做到洁其身。
从心出发传扬福音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应该清楚自己的初心，不断重申领洗誓愿，做出信仰宣认的我信，并弃绝魔鬼及其一切行为，脱去旧人，穿上基督，成为新人。虽然遭受重重困难，但只有坚持初心，才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善始善终。 不管遭遇何种境况，摆脱过度的欲望或本能带来的干扰，努力用真心、用良心去判断是非对错。严酷的环境、严苛的政治能够锻炼基督徒的心态，净化灵魂。戴尔都良曾说过：“殉道者的血是新教友的种子”。 面对各种政治非难，不要害怕，总不要放弃希望，复活的主在他的门徒因为害怕关紧门窗的情形下现身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 当宗徒们被圣神充满传扬耶稣遭到逮捕而大司祭禁止他们传教时，伯多禄和宗徒们却回答说：“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他们为了耶稣的名受到了鞭打，但他们喜喜欢欢地由公议会前出来，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字受侮辱。他们每天不断在圣殿内，或挨户施教，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
中梵协议是续签还是终结？ 由于是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主题是各个教区的主教被任命的事情，4年时间可谓不算短，但仅仅任命了6位主教，其中2位还是协议签署以前任命的。但协议签署以来，去世的主教却达到7位之多，可见任命的还没有去世的多。 在协议下，中国很多教区出现主教难产。正如教宗方济各在2022年7月2日与路透社记者普莱拉（Phil Pullella）访谈时谈到目前的情形与1989年前的情况相比，教宗说自2018年以来中国主教任命的进展缓慢，但有所成果。教宗说：“进展缓慢，但（主教）得到任命。正如我所说的‘以中国的方式’进展缓慢，因为中国人有其时间感，任何人都不能催促他们。 以中国政府任命官员的效率，相信是不会存在难产一说的。是没有合适的人选胜任主教吗？非也！原因在于中梵对于主教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中方心仪的主教人选是听命于政府的傀儡，他必须带领教区神长教友，遵守国家宪法，维护祖国统一与社会和谐，爱国爱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对于中国来说，主教等同于政府的官员，而官员必须得爱国爱党，这个党不是别的党，是坚持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所谓权力一定要掌握在爱国爱教的手里就是这个意思。而教廷选择主教的标准却是源自天主教法典，378条谓适于主教职之候选人必须：1.信德坚固、品行良好、虔诚、有救灵之神火、智慧、明智及人品皆超群出众者，并具有适于尽此职务的其它才干。2.享有良好名誉者。3.至少有三十五岁者。4.晋升司铎圣秩至少五年者。5.在宗座承认的高级学府获取圣经、神学或教会法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者，或者至少精通这些学科者。2项－对候选人的资格，由宗座作最后决定。 本来，按照天主教法典377条规定：1项－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或批准依法选出的主教。2项－至少每隔三年教省内的主教们，或视环境需要，主教团的主教们共同商议以秘密方式作一个名单，载明适合作主教的司铎或度献身生活会成员，呈递宗座。但仍应保持每位主教个别推荐之权利，即他将认为堪当并适合作主教的司铎之姓名，呈报宗座。3项－除另有合法规定外，每次要任命一位教区主教或助理主教时，教宗使节 向宗座推荐分别调查过的三人，并向宗座报告：自己的愿望，教省总主教及属于同一教省的主教们或共同集会的主教们的建议，以及主教团主席的建议；再者，教宗使节应聆听参议会某些议员或座堂总参议会的意见，并且，如认为有益，也秘密地个别询问修会和教区的圣职人员，及智慧超众的平信徒等的意见。4项－除另有合法安排外，教区主教认为应为自己教区设辅理主教时，应向圣座呈递至少三位适合于此职务的司铎名单。5项－今后不再授予国家政权任何选举、任命、推荐或指定主教的权利及特恩。 为了解决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分裂局面，为了终结中国政府推行多年的自选自圣主教政策导致的非法主教，教宗方济各等于放弃了天主教法典377条第5项的规定，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所谓的中梵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 所谓：“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中国政府过去不断强调这一点，也因此自选自圣了大量非法主教。中梵协议签署以来，却见不到中国政府的这股劲了：即祝圣主教顺应了广大神长教友的强烈愿望，是中国天主教开展教务管理工作和牧灵福传事业的迫切需要。对此，中国政府予以尊重和支持。梵蒂冈如果真正关心中国天主教会事业，理所当然也应给予理解和支持。 的确，圣座与中国的对话在现在来看是绝非挥舞魔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中国现在觉得可以把宗教排除在外。在一个非合适的时机用外交的手段妥协达成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为圣座是否明智？尤其是在现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民粹主义盛行的共产国家。 历史上，罗马三百年教难，日本禁教250年，韩国迫害天主教将近一个世纪，中国则进行着时断时续几百年的教难。《若望福音》中耶稣说，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然而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是啊！我们左右不了仇教者对基督徒的迫害，但是我们可以信赖依靠天主，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伟大宗徒圣保禄在罗马书论基督徒的凯歌里说：面对这一切，我们可说什么呢？若是天主偕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他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天主所拣选的人呢？是使人成义的天主吗？谁能定他们的罪？是那已死或更好说已复活，现今在天主右边，代我们转求的基督耶稣吗？那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载：“为了你，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人将我们视作待宰的群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者，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即是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相隔绝。（罗8:31-39） 玛窦宗徒写道：耶稣对他们说：“由于你们缺少信德；我实在告诉你们：假如你们有像芥子那么大的信德，你们向这座山说：从这边移到那边去！它必会移过去的；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玛17:20）负责与中国进行对话的梵蒂冈外交官们，扪心自问，你们还有信德吗？还有纯正的信德吗？是仰仗个人的力量还是完全依赖上主的力量呢？ 表面来看，似乎教廷认为有协议总比没有协议好，但问题是从协议后的四年来看，中梵协议成果寥寥已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纵使再这样续签下去也没多大意义。协议无助于中国教会的福传与见证，反而使中国教会出现普遍的失落与迷茫。所以，中梵协议是时候终结了。 --------------------------------------------------------------------------------------------------------------------------------- 教宗本笃牧函注释： 9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致国际会议「利玛窦：中国与西方的对话」的出席者文告《怀着衷心的喜乐 Con intima gioia》（2001 年10 月24日）第6号：《罗马观察报 L’Osservatore Romano》2001年10月25日第5版。 10 同上。 11参见耶稣会士德礼贤神父 Pasquale M. D’Elia, S.I. 主编，《利玛窦全集》第二卷，第617号，第152 页，罗马1949 [ Fonti Ricciane, a cura di Pasquale M. D’Elia, S.I., Vol. 2, Roma 1949, n. 617, p.152]。 12致国际会议「利玛窦：中国与西方的对话」的出席者文告《怀着衷心的喜乐 Con intima gioia》（2001 年10月24日）第4号：《罗马观察报 L’Osservatore Romano》2001年10月25日第5版。 13《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Gaudium et spes》第76号。 14《天主是爱 Deus caritas est》通谕（2005年12月25日）第28号：AAS 98（2006）240。参见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Gaudium et spes》第76号。 25. 注4，26. 19、20：AAS 92 (2000), 477-482。 27. 参见向亚洲主教团协会代表发表的讲话（1995年1月15日，28. 马尼拉），29. 第11号：《罗马观察报》，30. 1995年1月16日至17日第5版。 31. 若望保禄二世牧函《新千年伊始》（2001年1月6日）第1号：AAS 93 (2001), 266。 32.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要理（2006年8月23日）：《罗马观察报》，33. 2006年8月24日第4版。 34.同35. 注4，36. 文告第6号。
| 
发表于 2022-8-3 07:48:06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