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解决腐败问题的——腐败合法化

劉幼民

作者：朱伟一

   美国最大的腐败就是将腐败合法化。政府官员发家致富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政府官员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几进几出。在政府内他们是积累经验，建立关系，然后就下海去赚钱，几年后再上岸，过几年再下海，如此下海、上岸，再下海，直至死亡。反托拉斯诉讼中打败微软的英雄很快就要离开政府另有高就了。现在他的去向尚不明确，但是一点业内人都相信，就是此兄赚钱不成问题，而且此兄也并非是始作俑者。罗斯福总统手下的反托拉斯法干将也没在政府干一辈子，辞职后在华盛顿办了家很火红的律师事务所，日进斗金，其乐融融。
　　

　　不是律师也不要紧，也可以赚钱，可以办咨询公司，凭借脸熟，为人疏通关系，穿针引线，铺桥搭路。基辛格从政府下来后就办了家咨询公司，火的不得了，而且是生意做到了国外。基辛格在民间组团，访问其他国家，金融寡头都愿意出巨资参加，因为可以见到外国领导人啊。退下来后也有被大公司网罗去当老总的。前国防部长切尼就是一位。既然退休后有钱可赚，大家在位上的时候自然就不会火中取栗、以身试法。
　　

　　第二条生财之道是夫妻党。比如，克林顿在阿肯萨当州长的时候，他太太就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业务自然是“不尽长河滚滚来”。但这种情况较少。倒不是有什么法律限制，因为这种事法律很难限制，你总不能禁止政府官员的配偶当律师。不过，一家出一个强人都难，夫妻双双都要出人头地那就实在太难。
　　

　　美国官员的主要的问题是多吃、多占，其中又以多占为盛。吃对西方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但食物并无特殊的地方，所以想在这方面搞腐败也难——不像中国，一个汤可以熬个七七四十九小时，而且可以吃各种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美国官员的腐败主要是多占。度假是西方人的一大消费，大小官员在这方面假公济私的不少。布什、肯尼迪都是世家子弟，自己就有几处豪宅，度假经常是同自己的地方。但克林顿、尼克松都是苦孩子，没有这么大的家业，所以度假经常要去朋友家，或是借用朋友的宝地。总统贪图小便宜，下面的人也是跟着沾光。
　　

　　想当总统的人需要有一批死士为其四处奔走，效犬马之劳。主公上台后自然是要论功行赏，按插到各个部门任职。总统出访时还不忘记这批小兄弟，组团时都把他们安排进去。还有更明目张胆的，美国的许多大使职位都可以供总统送人情用，而且已经司空见惯，大家见怪不怪。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之处。罗斯福竞选总统，肯尼迪的父亲帮了大忙，所以弄了个美国驻英国大使当当，在国外也风光一下。
　　

　　个人行贿受贿并不是美国的大问题，但有时也会发生。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助理艾伦就因此接受过调查，因为他受过两块手表的礼物，每块手表价值为270美元。美国官员中很少有受贿上百万美元或是上千万美元的巨贪。美国历史上职位最高的贪官是副总统安基诺(总统是尼克松)。安基诺被控涉嫌讹诈、受贿与偷税。但他最后仅承认一项漏税，而且金额不高，只是所得税少填了29500美元，法官判罚款一万美元，三年徒刑，缓期执行。也算是不了了之。美国高官如有违法行为，一般也就是辞职了事。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高官身边都是律师。总统就有一个律师班子在为他服务。律师不仅可以帮助总统出谋划策，而且可以起到一道缓冲屏障的作用。比如，富人和要员的税表一般都由律师代填。当事人即便有偷税漏税的，似乎也还是像是好人干坏事。第二，贪官大多以辞职了事，因为美国对白领犯罪判的本来就较轻。
　　

　　美国的司法部是一个权力很大的部门，集中国的检察院和中纪 委的权力于一身。司法部长可以立案调查联邦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调查总统。最后也由司法部决定是否起诉，而且一经立案，司法部长也无法左右他们。克林顿就是被司法部指派的检察官弄得焦头烂额。反贪工作很难拿到证据，因为美国涉及刑法的法律程序旨在保护个人，好人可以利用，坏人就更可以利用。专案组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取证难，所以他们通常是是从税收上打开突破口。美国贪官事败大多是偷税漏税。
　　
　

　“软钱”才是美国全国上下所关心的腐败问题。从政就是要当官并且保住职位，而这些在美国都少不了钱。按照美国的法律，给个人的政治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而给政党的捐款则没有限制。给政党的捐款就是所谓的“软钱”(softmoney)。政客们通常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问和精力来拉赞助。
　　

　　拿了钱的政客就会巧妙地运作，让政府在制定宏观上倾斜某些行业的政策或法律。有的时候回报也并不一定要有实际内容，只要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他们一些荣誉就可以。在美国，党是虚的，所以主要是国家领导人给面子。克林顿在好莱坞有许多好朋友，每次去化缘都能带回来很多很多的钱。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比如，好莱坞朋友们来华盛顿都要去白宫看望他们的好兄弟克林顿。克林顿会很热情地招待他们，还要请他们在白宫的客房林肯卧室留宿。有一种说法，白宫简直成了好莱坞明星的专有旅馆。
　　

　　政客也有在个案上照顾“朋友”的，但一切都做的很隐秘、很隐蔽，不露痕迹，很像是“春雨润物细无声”。比如，杜勒斯(就是在日内瓦不愿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那一位)没当上国务卿之前是纽约一家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所的一家客户原本是美国政府反托拉诉讼的对象，但杜勒斯当上国务卿之后此案便不了了之，其中个旧很难说的清楚。
　　

　　大公司和大资本家不用赤膊上阵。他们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同内很漂亮地把事情搞定。而且律师也会帮助他们把事情做的很漂亮。否则的话，要这么多律师何用？大公司和有钱人捐款后获得好处之一是少交税。如果公司做出错误决策，可以向政府求援。如果是欠债，想要延期偿还，政府会恩准。如果他们想得到什么豁免，政府也会考虑。
　　

　　资本家为政客输血有两条途径：一是政治捐款；二是请基辛格这样的前政府官员院外游说。美国有一种说法，如果你两者都做，就可以呼风唤雨，要风得风，求雨得雨。如果做其一项，那你到华盛顿办事，也会受到政客的善待。
　　

　　美国政客要当官得分两步走。首先，他们要获得有钱人、大公司和势力集团的支持。有了钱他们才能去招兵买马，打广告。然后再去取悦于选民。政客屈从于金钱当然不好，但有百害而有一利，那就是每逢大选，政客们就要向有钱人低头，向民众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