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十年的不信任，教宗推动和中国关系的突破
教宗方济各正在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数十年来一直处于相互怀疑和斗争中的中梵关系。
通过采访二十多位分布在香港、意大利和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的官员和神职人员，再加上来自与北京高层有关的信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虽然还未能恢复全面外交关系，但却会处理导致梵蒂冈和北京之间产生纷争的核心问题。
数个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由双方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在四月份得以成立，目前正在讨论解决关于谁有权力选择并祝圣中国主教们的主要争议。这一小组也正在努力解决只被北京委任但却没有教宗认可的八位主教的问题，因为在梵蒂冈看来，这样的委任是一种挑衅行为。
据了解谈判过程的一些教会内的人士称，为了给继续的关系缓和创造条件，一个比较戏剧化的突破乃是教宗正在准备宽恕八位非法主教，最早可能是这个夏天。
方济各在去年发出了渴望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的一个信号，这就是梵蒂冈为在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会面机会而在幕后所做的努力。教宗的助手们希望借方济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去年九月底到联大发表讲话的机会让二人会面。这次会面并未实现，但这一提议并不是没有得到北京的关注。
双方都坦言说他们正在讨论有关主教的问题，而来自教会的消息却给路透社提供了有关谈判的最详细的过程，以及梵蒂冈迄今为止为了达成协议而秘密开展的步骤。 当前的对话是在共产党领导人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打败，又将梵蒂冈的公使黎培里于1951年从北京（译者注：此处有误，应该是从南京）驱逐出境，同时赶走所有的传教士并开始镇压有组织的宗教过了六十多年后才开始的。梵蒂冈是西方各国中唯一一个和北京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和立足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有正式的关系，而北京视台湾为一个尚未统一的省份。
对梵蒂冈而言，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有助于改善在中国大陆上数十年来受政府迫害的基督信徒的状况。这也可能最终为建立外交关系而铺平道路，让教会能够全面地接触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一个同中国正式的关系“乃天主教会数世纪以来所渴求的梦想：通过稳定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建立正常的临在。”研究中国天主教会历史长达二十年时间的米兰天主教大学研究员埃利萨·丘尼珀洛 （Elisa Giunipero）这样说。
对中国而言，改善后的关系可能会擦亮其国际形象并降低因人权纪录而导致的批评。这也可能是促使梵蒂冈同台湾脱离关系的重要一步，带给中国在孤立自治下的台湾岛方面一个重大的外交收获。 双方的发言人也承认说谈判仍然在进行当中，但拒绝回答有关细节方面的问题。
梵蒂冈发言人隆巴蒂神父告诉路透社说：“圣座和中国的代表们接触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建立外交关系，而是要帮助教会的生活并推动教会内的关系正常化并恢复平静。”
中国外交部说：“我们愿意在相关原则基础上，继续同梵蒂冈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共同相向而行，不断推进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我们）希望梵蒂冈也能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并为改善双边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教宗的邀请
达成一个协议并非易事，两边都有一定的阻力。在中国领导人当中，有人担心协议会给梵蒂冈在中国大陆提供一个有力的平台，对共产党的绝对权威构成威胁。在中国的“地下”教会中长期受政府迫害的成员中，许多人感到被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协议出卖了。根据关心大陆情况的教会人士，过去多年来，属于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被监禁，几个主教也死在了狱中。
估计有一千万信众的中国天主教会被分为两个团体：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所代表的“官方”教会和只对罗马的教宗宣誓效忠的“地下”教会。有学者估计，在中国目前有七千万属于各种不同宗派的基督新教教徒。
许多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说，尽管在一些天主教会团体中，包括香港在内，有一些抵制，但教宗方济各却把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当作了首要任务，而且在他周围有一些密切合作的特使和参谋们正在为协议而努力。
于2013年当选后，方济各给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发去了一封祝贺信。紧接着，在2014年8月飞越中国——北京第一次容许一位教宗进入其领空——前往首尔的途中，教宗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发出了问候和祝福。一个月后，方济各通过他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时就认识的一位阿根廷的政治家，理查德·若马诺（Ricardo Romano），写信给习近平。据若马诺向路透社所说，方济各在信中邀请中国领导人与他会面。今年二月初，教宗在中国新年这一最重要节日向习近平表达了问候和祝福。两周后，从墨西哥返回罗马的途中，教宗在飞机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中表示说他“非常希望”能访问中国。
纽约的约会
早在2013年8月，教宗方济各把帕罗林总主教任命为国务卿这一梵蒂冈最高的外交职务，就已经看出了他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迫切心。据了解中梵谈判过程的人士透露，在方济各的前任教宗本笃十六的时代，帕罗林是梵蒂冈与中国谈判的首席代表，而且在2009年时快要同中国就主教任命的事宜达成协议。紧密跟踪中梵关系的米兰天主教大学当代历史学教授奥古斯丁·乔万诺里（Agostino Giovagnoli）这样说：“在2009年，帕罗林（和中国）几乎要达成协议了。”但根据一些教会消息人士，最终因为梵蒂冈认为这样的协议太局限而未能签署。帕罗林也于2009年被派往委内瑞拉做大使了，他的离开标志着同中国一段冰冷关系的开始。
根据一位教会官员的话，2014年6月，双方在罗马重启接触。一年后，梵蒂冈曾尝试让方济各和习近平在纽约会面。在去年9月26日早上，教宗按计划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飞往费城，而习近平又从华盛顿州飞往纽约。按照三位教会官员对路透社的说法，机场就是一个让两位领导人在媒体不在场的情况下会面的最理想的地方。教会的官员和神职人员同中国的知情人士对两位领导人为何没有会面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但大家都不否认的是教宗希望同习近平会面，而且这样的愿望也清楚地告诉了中方。根据中方的知情人士，北京“不确定这样的会面应该在一个协议签订前还是签订后发生。”
然而，到十月份，梵蒂冈一个六人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一月份又一次进行了会晤。根据两位教会官员，今年四月，双方取得了一项突破，同意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又据其中一位官员的话，该小组仿照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前成立的中英联合小组，着手处理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位教会官员说，教宗“明确指示要继续（同中国）对话并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这一工作小组在五月会晤时，主要就围绕中国主教的祝圣事宜商讨技术性的解决办法。根据教会官员和其他了解商讨过程的教会人士，目前该小组正在商讨如何解决未经教宗批准的八位非法主教的问题。更进一步，圣座希望避免再次发生主教由政权任命而不是教宗任命的情况。
被绝罚的主教们
据教会的官员们称，目前中国有一百一十位主教，大多数都得到了共产党的认可。但有约三十位主教属于地下教会，只宣称忠于教宗。绝大多数被北京认可的主教们也已经获得了教宗的祝福和认可，但还有八位主教尚未获得教宗的认可，他们被梵蒂冈视为非法主教。
根据圣座公布的结果，上述八位中的三位是被梵蒂冈公开绝罚了的，而根据教会消息人士，其余五位则经由非正规的渠道被告知教宗反对将他们祝圣为主教。又据另外两个教会消息，更糟糕的是，这八位中至少有两位要么有了孩子，要么有了女朋友。这是对教会神职人员独身制的公然违反。路透社无法独立地核实这些主教们的个人状况。
了解对话过程的教会官员和神职人员告诉路透社说，教宗准备宽免这八位主教。这样的宽免正好符合慈悲禧年的意义，因为在这禧年内，所有天主教信众都应该向他们得罪过的人们请求宽恕，同时也宽恕那些得罪过他们的人们。梵蒂冈希望这样的宽免会被中国视为是一个善意的表示。
韩德力神父，这位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也是由教宗本笃十六为给圣座就中国问题提供建议而设立的梵蒂冈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这样说：“我相信教宗方济各希望用慈悲禧年的机会来寻求一个突破！”这一禧年将在十一月份结束。
这八位被梵蒂冈视为非法的主教在获得教宗的宽免后将被重新接纳到教会的怀抱，但根据教会官员的话，其中的两位到六月底还没有向方济各递交请求宽免的书信。又据教会官员的话，鉴于梵蒂冈认为这八位主教不适合管理一个教区，双方正在寻找一个折中的办法，希望在容许他们保留主教头衔的前提下，委派他们做其他的工作。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外事办公室主任陈建明告诉路透社说，要安排采访任何一位主教非常困难：“他们都很忙，常常外出，采访很困难！”爱国会和北京的宗教局都没有对路透社关于和梵蒂冈谈判的问题做出过回应。
一位主教的态度转变
联合工作小组也在商讨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关于选拔新主教的机制。双方在过去三十年断断续续的接触中都未能就这一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样的努力在本笃十六和若望·保禄二世时期都失败了。
根据教会由来已久的传统，主教是由教宗任命的，但中国采取了一个不同的方式，由属于共产党控制下的爱国会的当地中国神职人员选出。根据教会官员和神职人员的说法，当前正在处于商讨阶段的方式将让中国神职人员们选举出主教，但教宗有权否定他认为不适合的人选，不过梵蒂冈要提供证据，证明该人不适合做主教的问题在哪里。罗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神父们将在威逼利诱下选出指定的人选。
和北京的领导层有关系的人士称，双方已经就未来主教的任命问题达成了基本的协议，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如果在选择新主教方面能达成共识，梵蒂冈也希望能就北京认可地下教会的主教这一问题达成协议。
上个月一位知名的中国主教突然的态度转变显示出这一问题有多么敏感。上海的辅理主教马达钦因在2012年的晋牧典礼上宣布说他无法继续留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而让北京非常愤怒。然而，自那时起便被软禁在位于上海郊区的佘山修院中的马主教，却在今年6月12日的博文中回顾说，那时的做法“不明智”。目前还不清楚马主教为什么要改变想法，不过一些教会官员担心他是因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才这样写的。一位教会官员对路透社说，这可能会被视为是对教宗的不敬。其他的教会消息人士猜测说，马主教可能是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弱同北京的冲突并有助于一个协议的达成。中国政府没有回应路透社就马主教的决定所提出的问题。
害怕国外势力的影响
在寻求和中国关系的突破过程中，教宗方济各将不得不面对深植于心的害怕。根据与中国领导层有关系的消息人士，中国一直对教会持怀疑态度。以无神论为原则的共产党认可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但如果有一个把外国领袖视为其道德权威的宗教，就会被视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共产党领导人曾经因苏联的解体而饱受惊恐，他们依然忘不了天主教会在推翻共产政权的过程中扮演过的角色。比如说，1989年发生在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国家波兰的革命就是例子。
根据一些中国官员的说法，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可能会让一个协议流产的竞争势力。外交部认为同圣座的关系改善后会进一步地孤立台湾，因为梵蒂冈愿意在同北京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同台湾隔断关系。但主要负责扩大中国的影响力的统战部则不是那么兴奋，担心来自国外的宗教渗透所带来的威胁。“在国内，就能否相信教宗也有不同的意见。”与领导层有关系的人士这样说。
数世纪来，天主教会一直想深入中国社会，但包括基督信仰在内的外国势力一直难免被人猜疑。这样的猜疑在二十世纪开始之际，随着专门打击包括基督宗教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们的义和团运动的到来而全面爆发。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利玛窦，一位像教宗方济各这样的耶稣会会士，于十六世纪末来到中国，他热爱中国文化并精通汉语，最终能够在明朝万历皇帝的宫廷中生活工作。利玛窦于1610年去世，由皇帝恩准葬在北京。
另一方面，根据教会人士的看法，在教会内的一些团体中，也有不同程度地反对和中国达成协议的态度。尽管帕罗林在积极主动地促成协议的产生，但梵蒂冈负责海外传教工作的部门（译者注：应该指的是传信部）却比较谨慎。
“我们需要追随教宗”
来自香港的批评尤其强烈。香港和澳门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陆天主教会的跳板。作为前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是在中国工作的中外神职人员（许多是地下）的集散中心。反对最多的是香港的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他也是本笃教宗设立的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根据数位了解商讨过程的人士，一些该委员会内的成员反对于2009年时梵蒂冈与中国的协议草案。
陈日君，这位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中受人尊敬的人告诉路透社说：“中国政府不会在任何事上妥协的！”
在方济各的领导下，上述委员会被搁置起来了。虽然还没有被正式解散，但自从他就任教宗以来，该委员会从未开过会，而与中国的谈判是由在罗马的梵蒂冈官员们主导的。
“中国的天主教信众希望和整个教会共融，”一位由北京和教宗都认可的中国主教这样说：“但一个协议是无法让每个人都满意的。”
一些只愿意以匿名方式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地下教会人士尤其对和中国的协议忧心忡忡。他们许多人曾惨遭迫害。根据教会的消息人士，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总是被安全人员密切监视，而且他们还被强迫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据“援助中国”，一个来自德州、密切观察政府如何对待在中国的基督新教不同教派的组织称，他们2015年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加强了压制措施。特别是在强制关闭秘密的家庭教会、关押“大量的牧师、教会领袖和基督徒”、没收教会财产等方面更是表现突出。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应关于宗教迫害的问题。
根据天主教会媒体的报道，地下教会的主教们也被监禁并强迫劳动。据天亚社的消息，于2001年被捕的中国东北地区易县的师恩祥主教，于去年去世。这位94岁的主教，几乎一半的生命是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度过的。
“一个全面的修和需要时间。如果你走得太快，一些地下的教会团体会感到被出卖了，”安多尼·塞吉安尼（Antonio Sergianni），一位前梵蒂冈官员，曾经在罗马为中国教会工作长达十年，直到2013年为止，这样说：“但如果教宗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新的道路，我们需要追随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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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8 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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