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仁华：利玛窦传教的文化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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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仁华：利玛窦传教的文化透析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疏仁华

利玛窦是明末入华传教的耶稣会中最著名的人物,他活了58岁,其中最后的28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利玛窦在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东学西渐”以及将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的“西学东渐”两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最初想要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年),但由于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他最终没有实现入华传教计划，于1552年12月3日抱憾客死距广东海岸仅56公里的上川岛。之后的30余年里,传教士从未间断过努力,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2位耶稣会士，22位方济各会士，2位奥斯汀会士和1位多明我会士试图入华传教,但都没有实质性进展。 　　在经历过多次失败后,1582年8月,利玛窦从印度果阿抵达澳门,协助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年)执行新的入华传教计划。在经过与广东地方官员多次不懈地交涉后,终于在两次失败之后获得允准,于1584年从澳门登陆肇庆,正式拉开了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序幕。 　　　物质文化上的“迎合” 　　针对明朝人对异教的排斥心理,利玛窦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1582年，他便开始学习中文,不久即可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人们称“利子以旅人浮海而来……颇识文字,与他夷来宾为名利者不同也。”除了学习语言,利玛窦还接受了他的士大夫朋友瞿太素的建议,放弃初来中国时的僧侣装束,蓄发留须,改穿儒服,以缙绅自居,完成了传教士从“番僧”到“西儒”的形象转换。 　　既着明代儒服,必行明代礼俗。利玛窦在传教实践中,尊重孔子,允许教徒祭祖尊孔，以特殊的身份谦恭地与中国士大夫交往。他认识到士大夫的态度将会对他的传教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在传教中,他总是与士大夫交友。如冯应京在《刻交友论序》中所说:“西泰子间关八万里,东游于中国,为交友也。”于是一大批士大夫包括明代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成为利玛窦的至交。由此,利玛窦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汉文著作《交友论》。 　　精神文化上的“合儒” 　　要想全面推行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必须推行天主教儒学化的理论和策略。在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上,利玛窦着手天主教儒学化即“合儒”的尝试。 　　首先,利玛窦从观念上入手,避免因观念上的冲突导致传教失败。他在研习儒家典籍的基础上,主动、大胆地从观念上进行了一些调适,其中最重要的是将“上帝”和“天主”一词进行了会通。他说:“为了使权威的观念与上帝之名称配合起来,教士们不说上帝而总是使用天主这个称呼,意思为上天之主。”“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在《天主实义》中大量运用了古经籍上关于上帝的词句。他认为,孔子主张“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说明孔子也是把上帝作为唯一尊神来看待的。通过努力,他最终把天主教中的“天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帝”划上了等号,从而扫清了国人在观念、文化上信仰天主教的障碍,为天主教的在华传播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其次,利玛窦极力糅合天主教与儒学的一些内涵,架构两种文化间的桥梁。一是将天主教的宗教伦理与中国的世俗伦理联系起来。他说:“基督的教旨完全符合良心的内在光明。他们(指当地人)提出,早在偶像出现前多少世纪,中国最早期的学者由于同样的良心之光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触及这个同样的基督教教义。”二是将天主教中的“爱天主”和儒学中的“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儒学的“仁”就是爱人，即所谓“仁者爱人”，而爱天主并非抽象的,必须要通过爱人来表现,因此爱天主自然也是爱人的。由此，利玛窦完成了“仁”与“爱天主”两种思想的对接。 　　　明末社会“救正佛法”的要求 　　明朝万历中期以后,社会危机日渐严重。朝野对之束手无策,部分士大夫纷纷痛斥王学空疏之弊,转而探求新的可以正人心、挽颓俗的方法,这为天主教的传入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明末,关心时局,鼓吹“实学”救国的人不在少数，徐光启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经过利玛窦精心融汇的、带有浓重儒学色彩的天主教正是一心想要挽回晚明颓局的士大夫寻觅的正人心、救世风的有力思想武器，于是，他们产生了“善教引人复古道焉”的想法。徐光启就认为，“古代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圣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而明代的佛教“东来千八万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易改,则其言似是而非也。”自然,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佛教不能“及人之中情”,只有天主教“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对想要以“实学”救国的士大夫来说,信仰天主教不仅可以拯救个人的灵魂,更是重要的救国之术。 　　中西文化和谐交流的使者 　　利玛窦的传教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但学术界对其文化交流仍有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他“主观意图在传教,但客观上所起到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输入西方知识的贡献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也有学者认为，他的传教是在西方殖民的大背景下开始的,其传教是文化殖民政策的表现。 　　从文化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利玛窦从当时社会现实出发,遵照文化交流的规律行事，他主动地了解中国、适应中国,以较为积极的态度从事西学东渐。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儒家文化中可以找到信仰天主教的因素,得出结论:中国人可以在维持自己文化的同时,接受西方文化。可以说，儒家文化是能够与西方文化在多元并存中融合创新的，而利玛窦在中西文化和谐交流中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杀的。